一

晚唐人高彦休（854—?）曾有几句“豪言壮语”：

皇朝（唐）济济多士，声名文物之盛，两汉才足扶轮捧毂而已；区区魏、晋、周、隋以降，何足道哉！（《唐阙史·序》）

窃拾古人牙慧，可曰：盛唐经济社会发达，物阜民康，疆域辽阔，“综合国力”独步东亚，声威远播；乐舞艺术繁兴灿烂，峥嵘辉煌，有“音乐皇帝”李隆基倡导潮流，“歌舞贵妃”杨玉环身体力行，演为一朝风流，传为千年佳话。

然而，盛唐又是“国运”盛衰的重大转折时期。“安史之乱”（755—763）爆发引起连锁反应，八年平叛战争、抗御吐蕃侵寇旷日持久，财政拮据（如德宗时实行“两税法”，与地方争夺财权）；地方藩镇尾大不掉演成“割据”抗命，宦官统领禁军反致皇权削弱，“南衙北司如水火”，等等。爰此背景，长安乐舞之繁荣华丽亦无力再振。

是故研究唐代乐舞，“盛唐长安”犹如观赏风景的制高点：视野开阔，饱览奇峰错落、草木荣茂、泉瀑清流——雅俗并呈，胡汉竞秀之瑰丽篇章。

本项课题研究的时空视野，或可喻为“正面摄取”：“盛唐”时期、京城长安、国家层面（中央太常寺和皇帝宫廷），涉及最高乐舞管理机构的体制和职能、专业乐工与伎艺类别、国家“五礼”用乐规章和运作程式等，展示唐代官方乐舞文化之多维景观。换言之，以盛唐长安的国家乐舞制度建设为“叙事框架”，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瞻前顾后，既要维持叙事方式应有的“历史感”，也要避免读者产生遥不可及的隔膜感。庶几能够展现盛唐时期国家乐伎和乐舞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