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唐的“教坊”机构

隋唐时代的“坊”，为城市居民区。而“教坊”之初义，乃泛指教习场所、官署，并非专指乐舞机构。如唐初以来，在宫内置有“内文学馆”，选宫人中有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教习宫人“书、算、众艺”；武则天时改为“习艺馆”，又改为“翰林内教坊”，以事在禁中故也；至玄宗开元末年撤销。不过，“翰林内教坊”与宫廷音乐机构“内教坊”，是互不相涉的。

唐代的宫廷乐舞机构“教坊”，容纳“俗乐”（娱乐性歌舞、俳优和杂戏等），用于宫廷宴飨、节庆酺会等场合。其突出特点是表演性、娱乐性强，上自朝廷君臣，下至士庶百姓，皆喜闻乐见。

（一）太常寺“教坊”

唐朝初年的太常寺“教坊”机构，说来话长，其组织制度始于隋朝。（1）隋文帝初年，将前朝（北齐、北周）的散乐伎人全部遣散为民。（2）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又“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洛阳）……皆于太常教习”。三年十月，“敕河南诸郡送一艺户，陪（增益）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六年（610）二月，炀帝又采纳太常少卿裴蕴奏议，“大括魏、齐、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其数益多前代”。“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传教，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即在长安、洛阳设置教坊，作为“俗乐”伎人的集中居住区，并传习伎艺。

李唐代隋，沿承隋制，也将其太常教坊乐伎一并“接收”。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八月，对前朝乐伎予以“蠲除”（“免贱为良”，落籍州县），但仍依旧要在太常乐署“分番”（轮流）供役。

旧制之内，散乐（娱乐性歌舞、杂伎）一千人，其数各系诸州多少，轮次随月当番……贞观二十三年（649）十二月，诏诸州散乐太常上［番］者，留二百人，余并放还。（《唐会要》卷三三《散乐》）

按：所谓“旧制”，依上下文义，应是武德、贞观年间的制度。

据《新唐书·百官三·太常寺》：太乐署有“散乐三百八十二人，仗内散乐一千人，音声人一万二十七人”。但这条史料的具体时间不详。若从乐伎人数上来推测，大约也是唐初“旧制”——教坊分为内、外两个系统。（1）“外教坊”（娱乐性俗乐）隶属太常寺。（2）宫廷“内教坊”（后宫礼仪性雅乐）由宦官掌管（设“内教坊使”），伎艺教习则由太常寺负责。

唐玄宗即位后，拨乱反正，整顿朝纲。将“太常教坊”归属于宫廷乐舞系统，仍由宦官充任“教坊使”。从此确立了教坊职掌“俗乐”的乐官体制。

但在太常寺下仍有“散乐”编制。据《唐六典·太常寺》：开元时太乐署有“短番散乐一千人，诸州有定额。长上散乐一百人，太常自访召（挑选）。”

（二）宫中“内教坊”（云韶府）

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宫中的“内教坊”，由宦官职掌。

内教坊，武德（618—626）以来，置于禁中，以按习雅乐，以中官人（宦官）充使。［武］则天改为云韶府，神龙复为教坊。

在“武周”（武则天称帝时期）如意元年（692）五月，曾将“内教坊”改名为“云韶府”，仍以中官人充使（云韶使）。到唐中宗复位后的神龙（705—707）时，又恢复使用“内教坊”旧名。但“云韶府”作为口头习称，仍继续沿用。

而挑选宫女“按习雅乐”，以备后宫礼仪，亦是沿承隋制。隋初，太常卿牛弘等人修定皇后“房内乐”，不用钟声。而隋文帝“龙潜时（称帝前）颇好音乐，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讬言夫妻之义。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内，女人教习之”。到炀帝大业六年（610），又采纳秘书监柳顾言“请增房内乐”奏言，“以歌钟、歌磬，各设二虡（架），土革丝竹（乐器）并副之，并升歌下管，总名房内之乐。女奴（宫女）肄习，朝燕用之”。

据《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五年（631）八月，初令天下：决死囚之日，“尚食［局］进蔬食，内教坊及太常不举（奏）乐”。又据《新唐书·王珪传》：太宗皇帝曾“使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乐律授宫中音家，伎不进，数被让（责备）”。

又据《旧唐书·音乐志二》:“旧（隋文帝时）皇后庭但设丝管，大业（隋炀帝时）尚侈，始置钟磬，犹不设镈钟，以镈磬代。武太后称制，用钟，因而莫革。”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云韶府”乐妓人数有增添；而“用钟”则说明仍是“按习雅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