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般而言，音乐歌舞和杂艺百戏，在社会生活中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今日之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价值观念，崇尚民主、平等和自由；在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音乐歌舞和戏曲等已经成为人们的闲暇消遣方式、一种消费对象（视听商品）。换言之，日常和节庆的乐舞表演场所，早已下降到了民间，并日趋商业化，其娱乐色彩更有消解教化功能之倾向。

但是，在古代社会却并非如此。历代的最高统治集团始终重视乐舞的社会等级象征、政治伦理教化功能。上溯到西周初年，周公（姬旦）主持“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社会的“礼乐之治”传统和特色：以“礼乐”适郊庙，临朝廷，事神而治民，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其音乐歌舞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尤其是祭祀雅乐）、严格的等级规范，自上而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级层面。其“礼乐”体系先于法律体系成为最高的国家规范，凡是官方的岁时聚会（诸侯朝觐、使臣聘问等）、欢欣交接（射礼、宴飨宾客）、合众兴事（出师、田猎、学校），下至里闾庶民的吉凶哀乐，无不齐之于礼乐。

自秦汉帝国一统天下，皇帝集权和多层级的行政官僚体制、庶民编户、国家赋税劳役和兵役等制度基本确立；随着技术进步、工具改良和经济发展，国家的兵刑钱谷、赋役征调，以及官衙文书、档案管理等等事务日渐繁剧。而国家行政、官制、法律和道德规范，与“礼乐”适用的界限，也日益划分明确。仪制和程序极为繁缛的“五礼”，由专门机构和官员执掌运作，而乐舞的宗教神秘色彩也逐渐剥落。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然而，国家乐舞所象征的“天命”与君权神授（神秘性、神圣性与合法性）、“和同”君臣上下、彰显等级秩序（如同车马服章一样）和宣导政治伦理的功能，仍然为历代王朝所重视。请看隋唐五代的官方主导和主流“乐论”：

乐者，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也。人有血气生知之性，喜怒哀乐之情。情感物而动于中，声成文而应于外。圣王乃调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颂，荡之以钟石，播之以弦管，然后可以涤精灵，可以祛怨思。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祇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

乐者……实升平之冠带，王化之源本……是以五帝作乐，三王制礼，摽举人伦，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动天地，感鬼神，格祖宗，谐邦国。树风成化，象德昭功，启万物之情，通天下之志……礼定其象，乐平其心，外敬内和，合情饰貌，犹阴阳以成化，若日月以为明也。……［东］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颂乐，辟雍乡射之所用焉……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

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九月敕令：

［官员］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磬（雅乐乐器）。乐师凡教乐，淫声、过声、凶声、慢声，皆禁之。

而所谓“淫声（淫邪不正的音乐）者，若郑、卫；过声者，失哀乐之节（悲哀、欢乐失之过分）；凶声（声音凶恶可怕）者，亡国之音，若《桑间》、《濮上》；慢声者，惰慢不恭之声也。由此可见，即便是朝廷官员，在蓄养“私伎”的人数上，也有明确的等级规范；而观赏乐舞，更有“政治思想性”方面的严格要求。

仅与宋代相比较，唐朝国家乐舞的时代特征为：（1）“政治思想性”居高临下，“民间俗乐”（市井文化）受到严格控制（如唐玄宗曾禁止民间“散乐巡村”）而不够发达。（2）是从京城到州县各级城市中，没有商业性的“夜生活”。从其空间原因来看，一是乐舞文化活动的重心，首先是在长安、洛阳，其次为地方州县城邑、军营；二是组织乐舞活动的“主导权”由官方控制，表演场所（除了极少数传统节日活动）也很少向普通百姓“开放”；三是受到京城的封闭式坊市布局所限制、严格的治安管理制度所束缚。

再从古、今官方层面的“用乐”制度来比较，其差异之大端可罗列若干条：古代神圣化而今日世俗化，古代政治化而今日商业化，古代等级化而今日平民化，古代繁缛化而今日简单化，古代艺人身份低贱而今日令人艳羡，等等。这些差异背后的诸多“推手”，或可一言以蔽之曰：制度使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