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机器

最让现代艺术家和匠人感到困扰的是机器。它到底是友好的工具，还是代替人手的仇敌？在手工技能的经济史上，机器最初是朋友，最后往往变成了敌人。纺织工、面包师和钢铁工人当初敞开怀抱迎接的工具，到头来都给他们带来了伤害。今天，微电子学的到来意味着智能机器会入侵各种脑力劳动领域，比如说医疗诊断或者财会服务等原本只能靠人力完成的工作。

CAD的诱人之处在于它的快捷、永不疲倦和计算能力，实际上，它的计算能力确实超过了任何用手绘图的人。然而人们可能要为机械化付出代价；CAD程序的滥用降低了其用户的思维理解能力。这好像是个悲伤的故事，但它可以有另外一种讲述方式。虽然和机器比起来我们显得非常不完美，但也许能够从中看到人性积极的一面？

和工人一样，在18世纪工业时代的黎明，作家也备受这个哲学问题困扰。他们观察和论辩的基础，是他们对在机器生产之前存在已久的物质文化的体认。

早在15世纪，欧洲新出现的商品便已极其丰富，历史学家西蒙·沙玛将这种现象称为“令人尴尬的富裕”。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及城市里从事生产的工匠人数与日俱增，欧洲人能够买到的商品越来越多。杰里·布罗通和丽莎·贾丁研究了这种在15世纪第一次涌入意大利人家庭的“新商品大潮”。等到16世纪初期，在荷兰、英国和法国，用约翰·黑尔的话来说，“人们对书桌、餐桌、橱柜、挂架和碗柜的需求前所未见地大，这些东西催生了许多新的职业。”这种商品大潮渐渐流入寻常百姓家，人们日常所用的器具也变得多了起来，比如说炒菜有几个锅可以用，吃饭有不同的盘子，不只有一双鞋可以穿，不同的季节可以穿不同的衣服。当时的普通人越来越容易得到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日用品。

正是在记录这种商品洪流的过程中，沙玛将“令人尴尬的富裕”这个短语应用在16和17世纪的荷兰人身上，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荷兰人是很勤俭节约的。这个短语可能会让人产生误会，因为在现代的黎明，在面对唾手可得的物质财富时，人们的反应往往是焦虑。商品的极其丰富引起了神学的忧虑，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反改革派都很担心物质的诱惑；在神学家看来，甚至连儿童玩具这种无害的日常物品也值得忧虑。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欧洲的儿童第一次开始享用大量的玩具。此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古怪：成年人很喜欢玩布娃娃、玩具兵和其他童趣产品；这些玩具数量很少，价格也很昂贵。随着价格逐渐降低，玩具的数量多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玩具也变成了儿童专有的财产。玩具的增多促使人们开始讨论儿童会不会被“宠坏”的问题。

机器在18世纪的出现只是增加了富人的忧虑。存在已久的有关贫穷和匮乏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大多数欧洲人依然生活在一个短缺社会里。但餐具、服装、砖块和玻璃的机器生产增添了另一个层面的忧虑：如何妥善地使用这些商品，丰裕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不玩物丧志。

平心而论，18世纪拥抱了机器生产带来的种种好处，我们也应如此。在21世纪的今天，机器确实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拥有更多更好的药物、住宅和食品，以及其他难以计数的东西。现代欧洲穷苦工人的物质生活从很多方面来讲都好过17世纪的布尔乔亚阶级。就连马丁·海德格尔，最终也在那座黑森林木屋里安装了电力和现代给排水装置。那些光明时代作家更为担心的是机器的生产属性，它对制造经验的影响——这些担忧迄今仍然存在。

在某些光明时代的人物看来，机器的优越性并不会造成人类的绝望。毕竟艾萨克·牛顿曾将大自然描绘成一个庞大的机器，朱利安·奥弗洛伊·德·拉美特利等18世纪作家将这个观点发挥到极致。其他有些作家认为，诸如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之类的新机器由于效率很高，能够带来理性的改善、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完美性”。但也有些作家对机器持不同的看法，他们倒不是拒绝新东西的因循守旧者，只是人和机器的比较促使他们更多地对人进行思考。节制与简朴是人类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品德自然不是机器能产生的。持这种看法的人对匠艺活动特别感兴趣：它似乎协调了机器生产的丰裕和勤俭朴素的人性之间的关系。

匠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18世纪瓦特的蒸汽机最初是在类似于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工作室的作坊里建造起来的，但很快进入批量生产，广泛地应用于许多截然不同的行业。制造蒸汽机的秘方到了1823年已经完全见诸文字，师傅——瓦特本人的作风很像是机械工程界的斯特拉迪瓦里——再也没有什么秘诀了。这反映19世纪机械工程领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在前面谈到蓝图的历史时已经看到：原来知识的传授主要是通过耳提面命的方式，如今则是显性知识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艺术领域、日常商业领域和科学领域依旧有各种作坊存在，但作坊变得越来越像是设立另一种机构的方式：作坊只是过渡到工厂的中转站。

随着物质文化逐渐成熟，19世纪的匠人变得越来越像是机器的敌人。和机器一丝不苟的完美相比，匠人变成了人类个体性的象征，手工制作的产品虽然形状不一、大小不等，甚至还有瑕疵，但这些恰恰是个体性的表现。18世纪的玻璃制造业早已预示了这种文化价值的改变；在19世纪约翰·罗斯金的作品中，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匠艺分析者非常惋惜工业时代之前的作坊已经灭绝，并将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匠人劳动视为一种象征着抵抗的徽章——对资本主义和机器的双重抵抗。

詹姆斯·瓦特

这些文化和社会的改变迄今仍与我们同在。在文化上，我们仍在努力地想要弄清楚和机器比起来我们的局限是什么；在社会上，我们依旧在和反技术主义进行斗争；匠艺依然是这两者的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