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维度的历史分析方法

电影史虽是史学研究支流，在各类讨论中却往往与媒介史、民族史、政治史、文化史等诸多层面互相关联。当今中国电影研究者固然十分关注最新的电影进展，但在保罗·G．匹克威茨（Paul G.Pickowicz，中文名毕克伟）（2007）看来，过于关注中华文化生产取得的突破性发展既容易忽视中国电影制作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也难以将新产品植入具有历史意义的情境，进而阻碍研究者推导出经得住考验的长远模式。自电影在近代被以“舶来品”身份引入国内，其便被作为时代象征为人们理解社会文化变迁提供参考。不同时期的电影研究中所诞生的观念，也就各自增添了其历史意涵。譬如，孙绍谊（2016）在观察大陆电影研究中的概念争议时，便将华语电影等说法的提出置于新时期中国国际力量崛起的背景，认为它们体现了国家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随之提升的学术自信，多少可以嗅出一丝“学术民族主义”的气息。由此，国内一度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全面书写中国电影历史计划，也在某些意义上成为一种“道德义务”以及大陆胜过港澳台同胞的策略性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偏重于民族政治或是个案生产者的电影历史分析是存在自身缺陷的。西方关于好莱坞历史的讨论，亦存在类似问题：“生产的历史，制片厂和明星的故事已经抢先占领了史学家们的大部分视线。很少有人研究关注电影的接受史。”事实上，电影的观众史与批评史，应当占据同样重要地位。而在具体操作层面，电影研究者仍有必要超越文本与史料考据，广泛应用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深描特定对象的历史生活实践。举例而言，洪长晖（2016）在讨论华莱坞电影的跨时空概念时，便以天山电影制片厂作为调研个案，分析电影如何被视作国家民族政策具体落实的一部分，进而考察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的电影在地实践如何成为民族现代性进程的推动者和展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