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逻各斯和神话的关系

“从神话到逻各斯”是一个危险的误构。这为人们带来了进步神话的错觉。进步并非从神话向逻各斯演进。逻各斯和神话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神话关系。据说，地球悬于海洋或从海洋中突起，这是一种神话叙事，如果把它苍白地改写为“一切万物出自于水”这个代表逻各斯的普遍公式，那么，你能说历史的发展存在着一条从神话向逻各斯飞跃的规律吗？神话和逻各斯之间的边界本是子虚乌有，但神话从不回避这样的要求，它力争从现实绝对主义中解脱出来，并从中探寻神话的逻各斯。诗比理性更古老！这同样是一个危险的误构。由此看来，神话和逻各斯的关系不是父子的继承关系，很有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正如卡西尔所言：“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化无一不被神话原理支配着、渗透着。”但是，是什么力量让两者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呢？或者说，神话和逻各斯是否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但是，某些偏见由来已久并且根深蒂固。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历史编纂学对现象的分析、描述和阐释，都不可能容忍神话的性质。作为一种抵制理论把握的遗留物，神话留下了诗人至少可以命名的某些类型的事物。科学自身不乐于接受神话，也不可能为人们接受神话做好准备，因为科学自身具有先天的狭窄性。科学的抱负是征服自然，让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但是，科学对人的价值和幸福不关心，它不可能安慰人。因此，为了化解科学这种在心灵上的偏失，我们只能求助于某种神话叙事的安慰功能。

神话和哲学本是同根生。古希腊哲学家在静观世界时，他们的理论所预设的闲暇和冷静，往往是神话自己几千年来积累的工作效果。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看出，哲学家如何以一种神话的模式来实现逻各斯。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哲学起源于惊奇。而后，他进一步通过类比“智慧之爱”，自铸了“神话之爱”新词，这样方便哲学家能够把他对神奇之物的偏好与神话之爱连接起来。神话毕竟是由神奇之物组成的，那么，“哲学起源于惊奇”即可纳入这种神话对神奇之物的生产的模式。此外，神话除了从起源方面外，还可从效果方面参与为哲学的“造神运动”:“神话几乎不是确定哲学家的目标，但它是可以确定哲学家成就的必不可少的标准。”神话之所以能够收编哲学，是通过确定哲学的成就标准而实现的。由此观之，伟大哲学家头上神圣的光环即是神话传说让它戴上去的。

可以这么说，希腊的哲学是一种“看”的哲学，或者说，理论讲究看的方式，但是，借助神话的方式，它可以“听到”众声喧哗的问题答案。因此，希腊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向神话开放使自身避免任何教义的气息。

理论或许是一种更好的调适模式，它和神话一样应用于片断性地宰制由恐怖引发的世界事件。理论模式的神话化使神话有机会冠冕堂皇地参与了哲学众声喧哗的讨论。

虽然理论认为神话曾被压抑或被再度吸收，但神话悄然而至：在这个未被打上日戳的“典型”提纲中，这种卓异非凡之处不可能一下子得以澄清，但至少失去了它的陌生感。熟悉感不解说任何一切，但它有可能处理这个事实。历史从来与仪式形同陌路。凡历史理论的失败之处、凡建立理解联系的失语之处，乃至最终蔑视神话之处，都变成了一种机制，神话化的提议似乎总是已经在场。抑或，理论合理性自身不是运行了一种神话的基本模式么？不是运行了同一反复的基本模式么？在这个案例中，这当然不是这个概念（begriff）使然，但确实是这个典型（typus）使然。

从上文可见，理论、历史曾认为自己用概念方式取得了合理性的成就，但是，用熟悉感来克服陌生感及处理现实的卓异非凡之处，非神话莫属。理论的合理性本身或者规律的同一反复出现模式就是借用神话、仪式等发挥“典型”方式的结果。神话创作要做的事情是，如果不是解释就是讨论，这样它至少能够挖空陌生的、不可思议现象的权力。“谁要问‘为什么？’他就搞错了，如果他为这个问题而苦恼的话，他已违反了神话世界的游戏规则。没有什么东西对他有所要求；相反，他被赠予了某种事物，当他面临惊奇事物时，这件事物就是一件‘自由的礼物’。”当人们面临惊奇事物时，神话使人们不会为“为什么”这个问题产生苦恼。真好！神话是一件“自由的礼物”。希腊哲学在神话这个“自由礼物”的滋养下没有发展为教义，这是希腊文化的大幸。“神话允许人们看到，没有什么比它该说的说得更多，也无须再说——这事儿理论不敢说。”这事儿在教义那里压根儿不曾出现过。教义和神话的区别恰恰在于这两个方面：一是教义要求保留和建制那些等于“永恒事实”的东西；二是教义结构要求严酷的一致性。“永恒事实”永远不会使教义与神话撇清关系。教义结构的一致性有时候需要借助神话的逻各斯来达成自身的目的。在教义与神话之间的纠葛还无法理清的情况下，何况我们还面临神话、教义和哲学之间纠结的三角关系。

为了搞清楚神话、教义和哲学之间的三角关系，我们既要合理地估计它们之间的相同关系，也要区分它们之间的独立关系：

哲学与神话对立，首先，它对这个世界进行无止境的探索，并宣告它的“合理性”在于，它不会在进一步的追问或在任何具有逻辑结果的回答面前退缩。教义约束自己，要求停止以质问的越界方式为乐，而且划出那不可消亡事物的最小限度；…… ……神话让“哲思”在它的图像和故事的壁垒面前碰壁：你可以要求下一个故事——即，如果会有下一步的故事，那就让它发生。否则它得从头开始。

总起来说，理论的两种形态分别为教义和哲学，它们总体上表达了逻各斯与神话之间的对立性立场。同时，逻各斯与神话之间又互相借劲发力打力：哲学的无止境的探索和神话连绵不绝的“下一步故事”创作本身具有相似性，它们对事物的惊叹力量本身就是神话赋予的；教义高高在上的成就、典律化地位不是借用了神话又怎么能够具有如此的威力呢？在整个人类文化活动中，你哪里分得清孰为神话，孰为逻各斯？在这里又出现谢林关于神话作用的全新观念的影子，这个观念综合了哲学、历史、神话与诗歌，此类综合是前无古人，但有后来者如布鲁门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