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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文化民族性问题的中国视域与中国话语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美国文化学家菲利普·巴格比（Phllip Baghy）曾经指出：“正是在民族这一层次上的社会才具有最鲜明的文化差异。我们感到自己所属的是某个民族，我们试图仿效我们同胞的习俗和风度。而且，我们非常方便地辨别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他们各自的言谈方式、风俗和服饰等等。”[1] 菲利普·巴格比这段话十分清楚而直接地告诉人们：文化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不同的民族其文化各有特征。在西方，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作为一个课题，最早受到了人类学家的关注，成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众所周知，资本具有无限扩张的本性，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殖民的扩张与掠夺，西方殖民者为了有效地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就亟须深入地了解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性格、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基于这一现实需要，一大批人类学家开始深入殖民地国家（地区），广泛搜集反映殖民地人民民族生活的相关资料，并通过整理和研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知识，甚至还建立了各种文化理论学说。然而与之相反，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在中国作为一个自觉的研究课题，则是在中华民族遭遇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特殊的历史境遇致使中国文化民族性问题在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内容、关注的重点、研究的目的等各个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从而也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民族性思想学说和话语体系。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众多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当中，毛泽东及其文化民族性思想最具典型和代表意义，他既是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文化争鸣成果的积极继承者，又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真正开创者，他成功地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出路问题，为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将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作为一个问题专门提出并加以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它对于我们深化毛泽东文化思想逻辑与精神本质的认识，对于我们深入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与发展规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于当今时代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维护民族文化安全与促进民族文化健康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深化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研究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有助于我们透过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表层去探求其深层次的精神实质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利于我们深化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毛泽东文化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是由文化本质论、文化辩证论、文化创新论、文化政策论等内容共同构成的一个逻辑理论体系。其中，“文化本质论”主要解决如何理解文化的内涵以及如何定位文化在一个社会结构当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毛泽东正是从文化本质论出发，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性质以及未来文化发展目标进行了科学的定性分析。“文化辩证论”主要通过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与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分析，回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文化创新论”着眼于解决古今中外矛盾的基础上如何立足中国实际，汲取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建设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文化问题。“文化政策论”则是上述三者的最表层次的体现和最具体层面的实践。然而，除了从逻辑体系上对毛泽东文化思想进行立体分析外，我们更应当从历史维度上将毛泽东文化思想置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考察、审视和定位。我们发现，“既要现代化，又要民族化，努力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双重目标，也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主线。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独到之处与其说是解决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化问题。所以，选择从文化的民族性视角来研究毛泽东文化思想必然有助于彰显毛泽东文化思想中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民族性内涵和民族化主题，从而让我们更加深入和全面地把握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精神实质、内在逻辑和思想体系。

（二）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任务。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各有所指，侧重点各异，但三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与中国问题展开，而要谈中国实际与中国问题必然内在地包含了中国文化实际与问题。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民族文化的“空场”或“缺席”。民族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无法抹去的“底色”，民族文化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视角，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要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并转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就必然有一个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相融合的问题。否则，它将难以掌握群众，就无法走向大众，走进国人的内心深处，就无法凝结成人们的共同理想与信念，就无法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行动指南，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加强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的研究。由此可见，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民族性思想，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发展。

（三）有益于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和促进民族文化健康发展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客观事实，并且还将以一股无法抵挡的潮流快速地向前推进和发展。经济全球化虽然加速了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这种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正冲垮着一切民族藩篱，尤其是对于弱势国家民族文化而言，将面临巨大冲击甚至危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并存与对抗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其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传播工具，借助于经济全球化浪潮，按照资本逻辑规则，对社会主义中国展开强大的文化渗透与攻势，大肆宣传其意识形态，兜售其价值观念，瓦解我们的信仰基础和精神家园，进一步加剧了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众所周知，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守住民族文化基因，就是守住精神家园。因此，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高度重视维护民族文化安全，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坚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维护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以及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和发展动力。毛泽东文化思想中有大量关于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的思想资源，将它加以梳理和提炼，可以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发展民族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重要的指导和宝贵的启示与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再一次触发了中国人的文化这根敏感神经，很快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持久的“文化热”。与此同时，“毛泽东热”也不断升温，正是在这两股热潮推动下，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两热”汇聚点，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理论成果。通过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数据检索，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仅从“宏观”上研究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学术著作就有十多部，如果加上微观层面（如文艺、伦理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那就更丰硕了，主要代表作有汪澍白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1987）、黎永泰的《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1989）、侯树栋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民族性探源》（1989）、毕剑横的《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1990）、汪澍白的《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基因》（1990）、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1991）、戴知贤的《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1992）、刘春建的《神奇的契合——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华传统文化》（1992）、李鹏程的《毛泽东与中国文化》（1993）、吕明军的《冲突与融合——毛泽东的文化观》（1993）、谢荫明主编的《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1993）、丁振海主编的《毛泽东文化思想》（1993）、罗洛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文化卷》、何显明的《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1993）、赵东立主编的《毛泽东的文化观》（1993）等。可以看出，这次研究热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1993年）之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的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比较重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特别注重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这既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种逻辑必然，[2] 也与当时的“国学热”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内在地包含了毛泽东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等丰富内容。因此，它当属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21世纪以来，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出现一些新的发展动向。第一，比较文化研究逐渐增多，主要体现在对于党的几代领导人的文化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旨在寻找它们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如周向军的《毛泽东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比较研究》（2002）、陈晋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200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文化观的比较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毛泽东与邓小平文化观之比较》（《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等。第二，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逐渐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问题展开，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已经把目光逐渐聚焦到全球化和本土化论题上，人们越来越关心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问题的研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们很自然地会从中国近现代史中寻找中国共产党人捍卫民族文化独立，发展民族文化的相关思想资源，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毛泽东民族文化思想或突出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论文，如黄兴涛和刘辉合撰的《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理论意义》（《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1期）、谭献民等撰写的《毛泽东对继承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历史贡献》（《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12 期）、赵毅的《浅析毛泽东关于发展民族文化的主要观点及其当代意义》（《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1期）、牟德刚的《试论毛泽东民族文化思想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5期）和《毛泽东与陈独秀民族文化思想比较》（《东岳论丛》2003年第5期）、郑黔玉的《毛泽东关于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及现实意义》（《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卢国琪的《毛泽东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3 期）、周建伟的《毛泽东文化民族性命题之意蕴》（《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等。此外，还出版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2003）、《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研究》（200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精神的升华研究》（2008）等著作。第三，对毛泽东文化思想进行了分阶段性深入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和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上，代表作有辛文斌的《〈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文化现代化》（2007）、刘辉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2008）、孙建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历史经验研究》（2008）、陈桂芝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观研究》（2009）等。从检索数据来看，目前尚未发现专门研究毛泽东民族文化或文化民族性思想方面的专著。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毛泽东文化思想特别是民族文化思想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但在他们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这一焦点问题，即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与争论中却有广泛的涉及。换言之，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本身就是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生动体现。国外学者虽然没有直接围绕毛泽东文化思想问题展开研究，但却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基因这一要点来探讨其文化思想。按照国外学者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影响和地位这一标准，我们可以将他们的观点大体上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观点主要侧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传统来源，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对于中国传统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影响程度的认识彼此之间则存在一定的差别。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他的学生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I.Schwartz）为代表的“自由派”认为，“毛主义”主要是中国的政治环境和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具有很大的独创性。“毛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原型已有很大差异，是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3]。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Nick Knight）认为，毛泽东试图制定一个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应用于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即将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臻于完备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4] 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更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极其坚定地相信自己与中国及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产生了强烈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而且必然会坚持按照中国环境和中国文化的需要去修改外来的理论。”[5]

第二类观点主要强调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来源，忽视或弱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思想传统）。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第一次大论战中，美国右翼学者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所提出的“阴谋论”就是持此观点。威特福格尔极力否认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完全一致，认为毛泽东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移植和翻版，“毛主义”的战略是共产国际方针的贯彻，中国革命是莫斯科斯大林指挥的一场国际阴谋的产物。因此，他认为所谓的“毛主义”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6] 此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第二次大论战中，以美国佩弗（Richard M.Pfeffer）和沃尔德（Andrew G.Walder）为代表的“左派”学者也都特别强调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一致性，认为“毛主义”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与卡尔·威特福格尔否认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以及“异端论”把“毛主义”看作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不同，“左派”学者把毛泽东思想主要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上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来源，但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以及中国文化传统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影响的认识显然不够。

总之，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上，可能产生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把它看成是纯属中国的产物，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源，另一种是把它看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翻版，否定中国特殊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在这个中间地带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分支观点。当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争论过程中，他们各自的观点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各自都逐渐吸纳了对方观点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左派”学者也开始承认毛泽东思想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自由派”学者也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西方来源和因素（包括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学者都属于“双源论”或“二元论”。

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的考察，揭示了中西方文化碰撞背景下的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影响，虽然其中有许多观点不为我们所认同，但对我们研究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不乏启示意义。第一，他们从多方面和多角度探讨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联系。这种联系既体现在民族形式方面，例如他们看到毛泽东充分利用中国历史典籍和民俗文化来表达马克思主义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方面，例如“自由派”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存在“唯意志论”特征，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他们对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影响作了历史性考察。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50年代中期以前将属于西方文化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当作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并以此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础，对中国文化采取了辩证的态度，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逐渐转向强调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到了晚年，虽然以极端的形式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和原则，也始终保持着奋斗不息的普罗米修斯精神，但封建思想和帝王统治的传统却日益增大起来。”[7] 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而解释这种原因时，有些从早期思想寻找原因即所谓的“早期复活论”，还有“二元分离论”即认为中西方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出现了分离。[8] 第三，以美国的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和苏联的萨尔利提夫等为代表的“心理历史学派”，分别从个性心理和社会心理角度揭示了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文化性格特征。当然，国外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局限，主要体现在他们未能解释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因素与中国文化传统因素的关系，甚至有时将它们两者相互对立起来。

综观国内外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关于毛泽东文化思想、民族文化思想或文化民族性思想问题的研究总体上具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研究者都十分关心和重视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问题的研究以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并具体揭示出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联系，其中以探讨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成果尤为丰硕。中西文化观问题的研究以及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的研究为我们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民族性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具体材料，但这毕竟只是从另一个侧面切入，其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是放在民族文化本身或文化民族性的基调上，因此这些研究并不能代替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本身的研究。而且，笔者以为文化的民族性问题较之于文化的其他问题（比如中西文化观）而言，更具有本体意义、地位和价值。第二，目前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的理论来源、发展过程、理论体系、理论特征、文化观的建构等，[9] 而且在研究深度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它们透过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表层深入地揭示了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深层逻辑和内在理路。[10] 但目前的研究在突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民族性内涵或民族化主题这一问题上还显得不足，成果相对较少，从仅有的一些论文成果来看，研究也有待深化和系统化。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这种新文化，它首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受此启发，本书选择从文化的民族性视角来研究毛泽东文化思想，以彰显毛泽东文化思想中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民族性内涵和民族化主题问题。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寻的结果，它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解答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既要现代化又要民族化的矛盾问题，从而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张力系统中开辟了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道路。全书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方面系统地梳理了毛泽东的文化民族性思想。

首先，从历史的维度探讨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条件和过程。本书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等方面分析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产生的思想理论条件，从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等方面分析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从早期（青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个阶段梳理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发展脉络与过程。

其次，从理论的层面重点阐释毛泽东文化民族思想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考察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基本内容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内容丰富，涉及文化民族性形成的根源，文化民族性的基本内涵，文化民族性的表现以及维护与发展文化民族性的重要性和实现途径、方法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比较科学地解答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问题，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体现了辩证统一性。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考察了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在毛泽东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考察了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较之于中国近现代史上其他文化思想理论或文化流派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繁荣与发展中的独特贡献。

最后，从现实的角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结合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与新特点，探讨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剖析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历史教训，解答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问题。与此同时，针对历史与现实当中存在的一些误解或有意歪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思想的观点作一定的回应和反驳。例如，有一种时髦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轻视民族文化传统，破坏了中国民族文化，造成中国文化发展的断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不能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能够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思想。另一种观点恰好与之相反，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又说成是搞“民族主义”。显然，这些观点都严重地歪曲了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基本精神，需要我们运用事实和相关文献材料进行驳斥，予以澄清，以端正人们的认识。

（二）研究方法

第一，文本分析与文献研究方法即通过研究毛泽东的相关原著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对毛泽东的文化民族性思想进行提炼、梳理和概括。文本或文献是个人专题思想研究和解读的最基本依据，因此，文本分析与文献研究方法也是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研究的最基本方法。毛泽东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论著、讲稿、谈话和书信，这些文本与文献当中，有些是直接论述文化问题，有些虽非直接阐述文化问题，但本身却是毛泽东文化思想和观点的具体体现或运用，因此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阅读和认真细致的梳理。这些资料主要包括《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其中《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是研究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尤为重要的文本资料。

第二，比较研究方法。本书中所运用的比较方法既包括纵向比较，也包括横向比较。从纵向角度，把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史的谱系中进行考察，揭示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以及对于毛泽东之后中共几代领导人文化思想的影响。这种纵向比较还包括对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发展状况的比较，以呈现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主要比较毛泽东与同时代的党内外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瞿秋白、鲁迅、胡适、梁漱溟等文化人物在文化思想上的观点，揭示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彰显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独特性和科学性。

第三，矛盾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是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普遍使用的一种基本的分析方法。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中涉及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民族性与阶级性、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多种矛盾关系，而且这些矛盾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只有通过矛盾分析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与辩证关系，把握民族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第四，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是相统一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1]。因此，必须将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研究置于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实现现代转型的现实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置于近现代文化论争之中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思想的理论逻辑。

四相关概念界定

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民族性思想涉及文化、民族以及文化的民族性这样一些基本概念，由于这些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一定的界定，从而使我们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对象更为明确。

（一）文化与民族

1.文化

从词源学角度考察，近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初来自拉丁文cultura，原意为开垦、耕作、种植、栽培等，后来逐渐引申到精神生活乃至全部社会生活领域。自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中对文化第一次下定义以来，关于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据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eber）和克莱德·克鲁克洪（Clyde Kluckhohn）的统计，从1871年到1951年的八十年间，严格的文化定义就有164个之多。后来，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A.莫尔新的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文献中的文化定义已达250多个。”[12] 汉语当中，“文化”一词的含义主要是指文治教化。《易·贲卦〈彖传〉》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天文与人文相对，分别代指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领域的规律、规则和现象。“人文”具体而言主要指礼仪、道德、伦常秩序等。汉代刘向在《说苑·指武》中最早将“文化”二字连用：“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德行、修身，通过这些以达到人性的完善、人格的高尚、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中国传统视域中“文化”概念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伦理道德范围，主要指统治者所施行的文治教化之总和以及各种道德伦序、观念、习俗、朝政纲纪、礼乐典章等。

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文化概念的内涵是多义和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文化概念下过确切的定义，但他们的文化概念起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广义上使用，即文化等于“人化”。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和发扬了近代以来人的主体性精神，从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文化的本质。他们认为，人一方面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另一方面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人自身，而且认为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广义的文化主要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包括改造自身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示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尺度等方面及其成果。换言之，文化就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的总和，与“文明”同义。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3] 这里所说的文化显然是指广义上的文化概念。第二，狭义上使用，即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来理解，具体而言，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包括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例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4] 再如，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的论述，这些都是在狭义上使用文化概念。在狭义的文化构成中，马克思特别重视哲学在精神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将它比喻为“时代的精神”“文明的活的灵魂”，认为“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藏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15]。

毛泽东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广义文化概念。例如，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指出，不能说农民没有文化，精耕细作也是文化，只不过是由于他们大多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使用的工具是锄头、木犁，不是现代化的拖拉机。“精耕细作”指的就是生产实践。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狭义文化概念。毛泽东明确地将文化与政治、经济相并列来理解和界定文化的本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6] 综观毛泽东的思想与著作，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对于文化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广义的文化，即“人化”。第二层次是狭义的文化，即与政治、经济相对的文化，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精神文化”。第三层次则是更具体，专指知识水平、受教育程度。例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说道，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7]。毛泽东的文化概念的不同层面之间是一个有机的统一，其中，毛泽东使用最多的是第二层面的文化概念，本书所使用的文化概念也主要是指第二层次上的狭义文化概念。

2.民族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无“民族”一词，只有“族”“氏”“部”“类”“种”等概念。而将“民”与“族”两字结合成“民族”一词加以使用始于梁启超。1899年，在《东籍月旦》一文中，梁启超就使用了“泰西民族”“东方民族”“民族竞争”“民族变迁”等提法。近年来有学者对“民族”一词词源进行深入考察后，又提出“民族一词是中国古代文献固有名词”的新观点。[18] 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民族”一词还不具有现代意义。1903年，梁启超顺应民族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把欧洲政治理论家布伦奇利（Johann Caspar Bluntschli）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从此，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便在中国开始普遍使用起来。布伦奇利认为，民族具有八个基本规定性即根源上同居一地，根源上同一血统，同一人种生理体质，同一语言，同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风俗，根源上共同进行经济社会活动。1924年，孙中山在阐述三民主义时，提出“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的观点。[19] 认为不同的人种之所以能结合成种种民族，要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与风俗习惯五种天然力。受孙中山观点影响，1937年中华书局印行的《辞海》把民族解释为“以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相同而结合之人群”。在民族概念上，对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斯大林在1912年年底至1913年年初所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所提出的民族定义，他把民族界定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0] 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概念又进行了最新的定义，“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21] 这一定义克服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一些局限和缺陷，更具有严密性。

“中华民族”是各个民族的总称，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它包括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及海外华人。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才出现的。正是在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追求自身独立和解放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自觉的民族认同，即作为中国各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促进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隐约地意识到必须有一种民族共同体（族类团结、合群保种）的出现才能更好地抵制外族侵略，“中华民族”的概念开始孕育而生。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他说：“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22] 但梁启超此期所说的“中华民族”主要还是指代汉族。1905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就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但梁启超又强调，“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23] 这就肯定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混合”性。辛亥革命后，革命派开始抛弃“排满”主张，积极推进民族平等与融合。孙中山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以法律的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是所谓的“五族共和”思想。因此，作为中国各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基本形成。抗日战争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概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

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由许多民族单位经过长期的交往与融合而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华民族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汉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故“中华”之名常以文化加以诠释。《唐律疏议》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晚清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也认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24] 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也是从文化意义来理解中华：“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25]

因此，中华民族的概念虽然只是到近代中国才真正提出，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它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存在，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中华文化是联系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毛泽东接受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第4号）一文中，他首次使用“中华民族”概念。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一节中，对中华民族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和介绍，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毛泽东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和理解，也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高涨。

（二）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总是一定民族的文化，超越一定区域与民族的抽象文化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文化是民族的重要标志，是一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重要特征，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它自身独特的文化，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概言之，文化总是具有一定的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自的地域、历史、种族、语言等因素交错综合作用，经过长期积淀而逐步形成的与其他民族群体相区别的别具一格的文化特征，这种民族文化特性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群体及其成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文化的民族性体现在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语言风格、民族性格以及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的总体作用形成了不同民族类型的文化。其中，民族精神是文化民族性内容的集中体现，文化的民族性内容中，那些表现民族生命力的内容，形成民族精神。俄国作家果戈理曾深刻地指出：“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的精神。诗人甚至在描写异邦的世界时，也可能有民族性，只要他是以自己民族气质的眼睛、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它，只要他的感觉和他所说的话使他的同胞们觉得，仿佛正是他们自己这么感觉和这么说似的。”[26] 毛泽东高度赞扬鲁迅，因为“鲁迅是民族化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文化的民族性也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形式上，具有自身的独特风格。文化的民族性从纵向来看，它体现为一种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文化的民族性从横向来看，形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融合与交流。因此，文化的民族性思想还可以涵括正确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以及学习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的民族化问题，即如何保存自身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独立性的问题。本书所说的文化民族性主要侧重于探讨作为中华民族之整体的中华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也涉及作为中华民族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问题。

“民族性”这一概念本质上是一个中性概念，它既包含了积极的、正面的内容，也包括了消极的、负面的内容，这两方面作为一种矛盾体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当中。我们强调维护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不是要传承传统文化当中腐朽、落后的劣根性文化，相反对此我们要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那样对其进行猛烈的批判。我们所要延续和重建的民族性是体现中华文化精华的优秀传统，是植根于当代中国实践的先进文化。

讲到文化的民族性，我们还不得不提及“文化民族主义”概念，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不能相混淆。文化的民族性主要强调的是文化的客观属性与特征，文化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思想主张、民族意识、文化心理、社会思潮。目前学界在如何界定文化民族主义甚至对于文化民族主义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上还存在重大分歧，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次元形态”[27]，是“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28]，只要我们承认民族主义的存在，就必须承认文化民族主义的存在。正如民族主义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一样，文化民族主义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号、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有时不免带有浓厚的民族情结和激烈的民族情绪，民族主义一旦脱离理性主义根基，就容易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潭，走入民族文化本位主义深渊。

[1][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夏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2]20世纪80年代，针对毛泽东思想研究当中存在着单纯溯源于马列的现象，有学者开始着眼于发掘和呈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从而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3]洪竣峰：《西方毛泽东研究述评》，载洪竣峰编《西方学者论毛泽东》，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4][澳]尼克·奈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王应一译，《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5][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导论第14页。

[6]洪竣峰：《西方毛泽东研究述评》，载洪竣峰编《西方学者论毛泽东》，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陈葆华等：《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7]陈葆华等：《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8]洪竣峰：《西方毛泽东研究述评》，载洪竣峰编《西方学者论毛泽东》，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9]郭健、周沛：《二十年来国内毛泽东文化观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4期。

[10]代表作有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何显明的《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李鹏程的《毛泽东与中国文化》等。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2]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