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与民族传统体育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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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前言

商代在中华古文明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但因文献记载不足及真伪莫定等原因,商史的研究进展比较缓慢。孔子也曾为商史“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而叹。因此,商代体育史的相关著述也同样滞后,长期以来涉足此领域的文章及文献只是轻描淡写、不够翔实。如杨桦主编《体育史》[2]第二章第一节内容“先秦”中就是直接从春秋战国开始着笔,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编《体育史》[3]在第三章古代中国体育开篇中,也是以西周“六艺”为开卷。体育史教材编写组《体育史》[4],在第二章奴隶社会时期的体育,也是从西周“六艺”内容开始。崔乐泉主编《中国体育通史》[5]第一卷第二章夏商周体育中开始梳理和涉及商代甲骨文中与体育相关的内容,但也只是略微提及,难尽翔实。造成商代体育史研究匮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先秦史料中商史的内容稀少,只有《诗经》《史记》《竹书纪年》《尚书》等材料中记载有商史的史料;二是体育史学科中缺乏对甲骨学研究的深入,没有此方面的专业人才建设;三是体育史学科在体育学中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至今的百余年期间,殷墟出土甲骨总数已达10万余片。[6]经前辈学者整理、研究,主要将殷墟出土甲骨归藏于《甲骨文合集》[7]《小屯南地甲骨》[8]《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9]《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10]等书目之中,为后续的学者研究商代史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史料参考。从甲骨学研究商代体育史的条件也已日臻完善。

殷墟甲骨文是商王盘庚迁殷至纣灭273年之间的遗存(约公元前1298—公元前1027年)。《古本竹书纪年》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按:“《存真》据赵绍祖《校补竹书纪年》卷一、陈逢衡《竹书记年集证》卷四九改作‘二百七十三年。’”[11]这期间共经历了8世12王,即: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和帝辛。殷墟出土甲骨卜辞内容也基本上印证了这一史实。因此,甲骨文成了这一时期记录商史的唯一信史。甲骨文虽然是当时占卜时所记录下的文字,带有浓厚的祭祀和宗教色彩,但多数内容与记录的事件密切相关,这些事件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12]的背景下殷商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胡厚宣先生说:“所谓甲骨文,乃商朝后半期殷代商王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时刻写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这种卜辞和记事文字,虽然严格说起来并不是正式的历史记载,但是因为它的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又因为时代比较早,所以一直是研究我国古文字和古代史特别是研究商代历史的最重要的直接史料。”[13]针对殷墟出土的甲骨,百年来对甲骨文的研究成果也颇丰,相关研究日渐成熟,并且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甲骨学。

中国古代虽无体育之说,但确有体育之实。尽管人们对殷商社会的全部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商代体育在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那些类似于体育的活动,皆存在于当时社会的各种形态之中。因此,研究中国古代体育,一定要紧密结合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深入考察与之相关的古代宗教、军事、艺术、教育、哲学等内容,从中发现、剥离与抽象、凸显古代体育的内涵。这也是近现代学者研究古代体育内容的主要路径之一。甲骨文是目前所发现我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据不完全统计,殷墟甲骨文字约有四千余单字,其中已被专家学者释解的字有两千字左右,这其中也只有一千字左右得到史学界共识,由此可见也体现了从体育学视角研究甲骨文中传统体育因素的局限性和难度。甲骨文字与现在使用的汉字一脉相承,它是汉字之根,文化之源,中华民族之魂。同时,这也成为学者研究商代体育史可参考的可信史料。

第一节 本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本书是对殷商时期祭祀、田猎、战争及学校教育等活动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因素归类研究。殷商时期虽无体育概念之说,但确有体育因素之实。从形态上来讲,射箭、角力、乐舞、游泳等活动内容,与现在体育的内涵联系紧密。殷商时期在我国古代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甲骨文字在这一时期得到飞速发展,并趋于成熟。殷墟三次重大甲骨文出土,即1936年,YH127坑甲骨,出土甲骨1.7万余片。1972年,小屯南地甲骨,出土甲骨5335片。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出土甲骨1583片。[14]为我们研究认识殷商时期的相关民族传统体育因素提供了重要的文字参考。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背景下,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均以此为中心,围绕这些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乐舞、射箭、驾驭战车、角力、弹射、狩猎等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包含有民族传统体育因素的成分,它们在形式上虽有诸多差异,但在技能、技术和技巧上可分类归纳。本书的研究,是将殷商时期这些活动中,各具特色,各自发展,且具有民族传统体育因素的项目,统一纳入殷商体育这一总的视域下作归类分析。笔者期望,通过本研究,可以推进商代体育史研究的深入。

目前,以甲骨文史料分析殷商民族传统体育因素的研究相对薄弱。与之相关的研究是从20世纪初以后逐步兴起,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且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为本书的写作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甲骨学方面研究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懿荣先生发现甲骨文开始,就有前辈对此进行初步研究。首先,刘鹗将自己收藏的甲骨编入了《铁云藏龟》(1903年),接着孙诒让完成了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研究《契文举例》(1904年),这部著作标志着甲骨文走向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开始。著名学者罗振玉着重研究甲骨文中相关问题,并著书《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后续学者对甲骨文的研究相继展开,逐渐深入。有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1923年),有王襄《簠室殷契征文》(1925年),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1930年),有1928—1937年先后15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后,着录的《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1928—1937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年),孙海波《甲骨文编》(1934年),郭沫若《殷契粹编》(1937年),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1944年),董作宾《殷历谱》(1945年),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年),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1955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6年),[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1958年),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1965年),严一萍《甲骨学》(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1980年),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1978—1982年),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1984年),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1988年),王宇信《甲骨学通论》(1989年),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1991年),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1991年),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1994年),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1999年),吴浩坤《中国甲骨学史》(2006年),王宇信《中国甲骨学》(2009年),王大鹏《甲骨文常用字集字字典》(2012年),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2012年),李宗焜《甲骨文字编》(2012年)等专著相继出版。前期研究者尤以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和胡厚宣对甲骨学的研究贡献巨大,他们为甲骨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出土甲骨的收集、整理、校对、拓录、释读、断代等研究方面,为甲骨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二 文字学方面研究

甲骨文字的研究是甲骨学研究的基础,有关甲骨文字的研究,先后出版专著有: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1978年),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988年),姚考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1988年),姚考遂《殷墟甲骨刻辞类纂》(1989年),刘翔等《商周古文字读本》(1989年),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1996年),王蕴智《字学论集》(2004年),白玉蓝《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2004年),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2005年),徐中舒《甲骨文字典》(2006年)。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2007年),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2008年),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2009年),王蕴智《殷商甲骨文研究》(2010年),赵诚《探索集》(2011年),刘钊《古文字构形学》(2011年),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2012年),李宗焜《甲骨文字编》(2012年),周清泉《文字考古》(2014年)。这些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甲骨文字的考释与隶定作了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甲骨学研究向纵深的发展,这些先期成果成为甲骨文研究重要的工具参考书。其中以于省吾的《甲骨文字诂林》,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赵诚的《甲骨文简明字典》最具有代表性。考释甲骨文字、隶定甲骨文字的工作,在甲骨文研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研究甲骨文的基础。商承祚先生指出:“凡研究甲骨文字者,必先识其字,次明其例,知此二者则可旁通,无读而不入矣。至若考殷商之制度,稽三代之地理,印证经史,意与古会。而曰不识其字,不明其例者,吾不信也。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其是之谓乎。”[15]于省吾先生也持同样的主张:“甲骨文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但是文字考释是一项基础的工作……古文字是客观存在的,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其形、音、义之间是相互联系的。”[16]可见释解甲骨文字,对于研究卜辞内涵来讲尤为重要。本书的每一个主题都是从考释甲骨文字开始的。

三 考古学方面研究

在当今历史研究中,考古材料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业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地下出土文物和出土文献对于历史研究是最有力的佐证。自殷墟发掘以来,先后出版商代相关专著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1994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003年),杨作龙著《洛阳考古集成·夏商周卷》(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灵石旌介商墓》(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新出土青铜器》(2008年),段宏振著《邢台商周遗址》(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遗址保护调研报告》(2011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1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商城》(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大司空》(2014年),这些考古报告的先后出版,极大地丰富了商代物质文明的研究基础,也较好地弥补了甲骨文字方面的不足,为研究殷商时期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实物参考。近年来,甲骨学的研究与考古学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且越来越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

四 相关方面研究论著

[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1958年),姚孝遂《小屯南地甲骨考释》(1985年),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年),张光明《夏商周文明研究》(1999年),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2001年),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2002年),朱志荣《商代审美意识研究》(2002年),杨保成《殷墟文化研究》(2002年),李伯谦《商文化论集》(2003年),杨逢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2003年),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2004年),方建军《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2006年),[韩]朴仁顺《殷商甲骨文形义关系研究》(2006年),李学勤《商史与商代文明》(2007年),张长寿《商周考古论集》(2007年),韩江苏《殷墟花东卜辞“子”研究》(2007年),郑继娥《甲骨文祭祀卜辞语言研究》(2007年),陈文敏《汉字起源与原理》(2007年),杨弘《中国古兵器论丛》(2007年),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2007年),陈年福《甲骨文词义论稿》(2007年),林沄《林沄学术文集》(2008年),刘桓《甲骨集史》(2008年),徐中舒《徐中舒论先秦史》(2008年),曾文芳《夏商周民族思想与政策研究》(2008年),洪扬《古文字考释通假关系研究》(2008年),吴其昌《殷墟书契解诂》(2008年),李雪山等《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2009年),叶玉英《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2009年),殷杰等《殷墟骨文化》(2009年),吴晓筠《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2009年),宋镇豪主编的商代史,堪称商代史领域的又一大作,包括有《商代都邑》《商代经济与科技》《商代国家与社会》《“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征》《殷遗与殷鉴》《商代史论纲》《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商代地理与方国》《商代战争与军制》《商代宗教与祭祀》《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2010年),陈婷珠《殷商甲骨文字形系统再研究》(2010年),邵英《古文字形体考古研究》(2010年),晁福林《夏商西周社会史》(2010年),萧南《甲骨学论文集》(2010年),彭明瀚《商代江南》(2010年),赵林《殷契释亲》(2011年),冯时《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2011年),赵容俊《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2011年),宋镇豪《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二辑》(2011年),李学勤《三代文明研究》(2011年),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2012年),宋镇豪《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2013年),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2013年),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2014年)。这些相关研究涉及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军事战争、方国地理、宗教与祭祀等内容,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诸多间接文献参考。除此之外,在音韵学、训诂学、金文学、岩画、汉画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参考。如王力《汉语史稿》(1980年)、董同龢《汉语音韵学》(2001年)、唐作藩《音韵学教程》(2002年)黄易青《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2007年)、王力《汉语语音史》(2010年)、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2010年)、周祖谟《广韵校本》(2011年版)、唐作藩《上古音手册》(2013年)、郭在贻《训诂学》(2005年版)、宗福邦《故训汇纂》(2003年)、黄雅峰《汉画像石画像砖艺术研究》(2011年)、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2009年)、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间接的资料参考。

由于体育概念是近现代的提法,因此,在以上论著中,都没有涉及体育内容的章节和论述,较多的研究是从田猎和军事的角度去探讨射箭的相关内容。古代社会活动中虽然没有体育之说,但确有体育之实,人们在开展生产劳动、祭祀活动、教育教养后代、对外征伐作战的大事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有古代体育的因素,如摔跤、跑步、射箭、乐舞等内容与现在的体育内涵基本一致。因此,从甲骨卜辞中发现、剥离、梳理与抽象相关古代体育因素,是本书要面对的首要和关键问题。

第二节 本题研究的意义

甲骨文字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它蕴涵着中国早期社会的高度文明。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活动的缩影。如果从体育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在内容上,甲骨文中反映的中国早期体育形态已丰富多彩,如摔跤、跑步、乐舞、射箭、游泳等;在时间上,甲骨文所处的殷商时代(约公元前1298年—公元前1027年)要比古希腊体育(约公元前776年)早500多年。因此,我们有必要让人们了解、认识和熟习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时期中国早期体育形态的基本面貌与特征,展现甲骨文中的中国早期体育形态的雏形,让国人、世人感知东方古代体育文化的魅力,有利于人们重新审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趋向,提升中华民族自豪感,从而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一 以甲骨文字为载体,推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目前发现甲骨文字十万余片,单字约四千多字,其中约有一千字可释。就目前来看,它是世界上唯一保留和传承至今的文字,它是现代汉字之根,民族文化之源,中华文明之本。通过甲骨文字及卜辞的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并充分展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早期形态、功能、作用及价值。有利于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深入研究与发展,尤其是在时间点和项目源头上更有利于中国早期体育形态的推广与传播。

二 兼顾并重,甲骨文字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双重推广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已有百年的历程,由于卜辞和后世文献的局限性,造成其在释读、释解过程中难度颇艰,庆幸前辈学者和当今学人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中国早期体育形态提供了难得的宝贵参考资料。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前期研究成果,结合体育的渊源与人类活动的关联,探讨中国早期体育形态中各项目的功能、作用与价值。其研究过程与成果将起到对古文字文化与中国早期体育文化双重推广的效果,有利于人们在文字同根的共识下寻求体育项目同源的一致认同。

三 构建和完善商代体育史

研究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要认识这种社会现象的传承,又要紧密结合各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这是研究历史的共时性与历时性所需。因此,构建和完善商代体育史,就必须以甲骨文字为基础,以金文、大篆和小篆以及简帛为脉络,并佐以出土器物和后世文献,方能构建可信的商代体育史。从而有利于充实和加强商代体育史的内涵,进而使体育学科下属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完善。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色彩,和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是唯一的一脉相承至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五千年文明史的背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研究此时的民族传统体育雏形,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认识中国早期体育活动的基本种类,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节 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重点与难点及创新之处

一 研究材料及说明

研究甲骨文中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因素,主要材料运用有:一是甲骨学研究的史料;二是甲骨文字史料,金文史料等古文字史料;三是夏商周三代及前后的相关考古材料;四是先秦重要文献资料;五是新出土文献史料。

(一)甲骨学、甲骨文字史料主要以殷墟出土甲骨文为研究对象,如《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等甲骨史料;另参考《金文编》《甲骨文编》《新甲骨文编》《甲骨文字编》《说文解字注》等专著。

(二)考古材料主要以殷墟考古发现为主,同时参考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商代墓葬资料。如《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殷墟妇好墓》《殷墟新出土青铜器》《郑州小双桥商代墓葬》《偃师商城》等材料。

(三)先秦文献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诗经》《国语》《山海经》《论语》《孟子》《庄子》《管子》《汉书》《后汉书》等古代典籍的相关记载,以甲骨文材料、考古材料相结合,可相互补充和印证。

(四)新出土文献史料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二、三、四册)、《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汇纂》、《秦简牍文字编》、《楚帛书诂林》、《楚简帛通假汇释》、《战国古文字字典》等。

就以上材料而言,出土的甲骨文材料是本书的核心,在以此为核心的基础上,关注金文及出土器物铭文的相关材料,以及简帛、简竹文字等材料。

二 研究方法及说明

(一)运用文献资料法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

文献资料法是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文献法的研究大致有如下几个步骤:一是检索和收集与本书相关的文献,特别关注先秦文献;二是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与整理;三是分析材料,使之成为研究所需要的形式。所谓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他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7]在以二重证据法为方法的基础上,现在学者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以文献、甲骨文和考古史料来验证的方法,比二重证据法又进了一步。本研究也尽可能采用此方法。总之,一方面要重视先秦史料中相关民族传统体育的文献资料,它的研究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同时,也要密切关注近、现代以来,甲骨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有关商代时期前后的考古发现。

(二)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古文字考释方法以及数学统计法。

结合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人类学、甲骨学、历史学、考古学和体育学的相关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甲骨学、历史学、考古学是研究商代史的基础,甲骨文字的释读与卜辞诠释都建立在这些学科基础之上。研究中国古代体育史,尤其是研究商代体育史必须以这些学科为基础。另外还需要运用数学统计的方法,对甲骨文版次、甲骨文字频率等进行统计。

(三)利用计算机造字系统,图片剪切技术替代甲骨文、金文无法输入的方法。

1.卜辞中考释的文字以最新研究成果为例,如有不识之字,将以原字形附于文中,以便于研究参考。如学者对某字释义有多种解释,则选择与本研究相近的观点而采用。

2.甲骨文字的释解以《甲骨文字典》和《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简明字典》《甲骨文字编》《甲骨文编》《新甲骨文编》等学者解释为主要参考,并结合《说文》《说文解字注》《尔雅》《方言》等典籍注释。

3.文中甲骨文字的处理方法,如释读中需要,可以繁体字用于文中,便于观察文字前后发展的脉络,如表示摔跤的“鬥”字,小篆作“”形,甲骨文作“”(《合集》0152正)字形,用繁体字表述此字,更有利于从文字历时性的角度解释其义;如文中用字无法以现代楷体或繁体输入,文中换以计算机图片的形式体现,造字程序采用计算机软件TRUETYPE完成,造字依据原字形和方家释解为参考,如金文的走“”字,甲骨文的舞“”字等。文字的总体释文以宽体为例,便于现代人阅读理解,如卜辞中“才”字,一般释为“在”字,“鼎”字释为“贞”字等。

4.关于卜辞中的用字问题,涉及残词不清时以省略号替代;单独残字不清以方框替代;卜辞中的标点符号参考各家之长,卜辞最后一般用问号,是根据卜辞性质而定。卜辞词例的释读参考以《甲骨文合集释文》《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小屯南地甲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为主要参考书目。文中甲骨文拓片出自《合集》《屯南》《花东》。文中参考书目以简称表示,如《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简称为《合集》《屯南》《花东》等。为了便于学者参考,在卜辞后多附有该文的甲骨拓片。

三 研究重点与难点

本书的研究是从宏观上对殷商时期各种活动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因素归类分析。其中射箭、弹射、车马、角力、乐舞、水上项目等为研究重点。另外对其他相关体育因素进行初步研究。本书中涉及的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释字方面难点

本书主要涉及甲骨文字23个,连同卜辞内容,涉及甲骨文字约200个字左右,其中多数甲骨文字已得到前辈学者们的隶定,为本书的撰写打下良好的基础。涉及本书的个别项目的甲骨文字,由于可参考的释文文献有限,我们只能依据有限的文献资料,从多方面进行相关论证。如在乐舞分类研究中,涉及手舞研究的字“”(《花东》280,380),目前,对这个字的隶定还存有较大的争议,此字现在有学者释其为“扶”字,也有释其为“”字,还有释其为“拉”字,笔者经过分析后认为,释其为“”字,即“夭”字本字更符合其在卜辞中的寓意,笔者释此字的基本思路,是沿着文字从图画(或说象形)发展到文字的脉络,结合其义、音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作者认为,有些文字有可能是从远古岩画发展演化而来的,这种探讨还需要得到更多材料方面的支持,本书中只是作为一种尝试。在“射”字研究中,涉及三种弓的问题也是本书中的一个难点,特别是关于“弓”的解释,我们认为“弓”是用于远射的弓,这也是本研究中首次提出这种观点,与宋镇豪先生和韩江苏的释解还是有差别的。关于弹射的“弹”字所蕴含的弹射的技巧,在研究中也是一个难点,笔者经过反复研究和实践,首次揭示了弹射中的特殊技巧,这种特殊的技巧在弹字中以一斜线表示弹丸飞行瞬间的技巧,揭示了甲骨文弹字中的指事因素。另外,根据研究需要,揭示了甲骨文中一手持戈、一手持盾的“戎”字是代表护卫礼仪。初步结合岩画和学者的释解,诠释了代表骑马的“骑”字,这种解释在文字学上也有一定难度,与以上“夭”字的释解方法一致。有关“武”字的释解,是本研究中又一难点,我们结合“武”字的形、音、义三者关系,深入讨论了“武”字早期形成的原因,并结合“武”字在甲骨文中的用法,首次提出“武”字的初义是代表“神之足迹。”在“五兵”研究中,用考古材料和文献相结合,论证了“殳”兵器的内涵,这也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同时也是一个创新点。关于早期“剑”的问题,是从考古和音韵学的角度,探讨剑与匕首的异同。

(二)卜辞释读方面的难点

1.关于“走”字相关的两版甲骨释文,其中有三个字难识,在涉及“走马”的释解中,由于前期学者诠释不多,对其内涵的释文就成了一大难点。“走马”与甲骨文中的“马其先”“先马走”之间是否有着上下传承的关系,需要更多相关史料的佐证,这是本书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2.关于代表角力的“斗”字卜辞,前期学者虽然对甲骨文字作出了释文,但释文的具体内涵并没有翔实的解释,笔者经过多次探讨,反复论证,确立了这是一版有关商王参与的“角力”活动的实事。

3.关于“乐舞”中的戚、戈之舞,在以前的文献中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论述,本书通过对卜辞的分析和先秦史料的参考,认为卜辞中的戚、戈、奏之关键卜辞就是后世文献记载的武舞中所指的戚、戈之舞。

4.关于“射箭”活动中的学射问题,解释了主人“子”从开始的学习远射到学习固定射目标,再到练习射活鸟的学习过程。

5.关于驾车一章中,解释商代用于驾车的战马是两匹,而非四匹,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商时期的战车为“驷马”之驾的认识。并从史料中证实了卜辞中的“左射”内涵,就是西周继承下来的“逐禽左”的车射技巧。

6.关于第二章第五节中的“游泳”问题,深入探讨了甲骨文中“游”“泳”的内涵,首次揭示了甲骨文中的“汓”代表现今的“游”,“”代表现今的“泳”,这是水上项目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7.关于甲骨文中“武”字的释义更是花费了笔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了大量的文献,直到此书出版之末才得以完成。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感觉其中有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需要,同时也深感甲骨文字一字难求,一字难寻,一字难定的真正含义。同时,也对前辈释解的甲骨文字深表敬意。笔者认为,武义非“止戈为武”(许慎),也非“持戈征伐”(于省吾),更非“武、巫、舞”同源。武字本义是代表“神之足迹”。

以上有关研究中卜辞的难点问题,也是本书中的核心问题,为了突破书中的这些难点问题,笔者广泛查阅资料,多方征求专家的不同意见,结合传统体育项目在传承中的特点,充分挖掘卜辞中存在的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相关的因素,并对其在卜辞中的内涵进行现代意义的解释。由于笔者学识有限,难免对甲骨文字及卜辞的理解有偏,还望关注、关心此领域的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

四 创新之处

(一)随着学科的发展与深入,百年来对于商代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在商史中建构体育史部分,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认可,主要原因是,史学界对于古代体育的认同还存在争议,同时,体育史学界又缺乏对甲骨学的深入研究。故在殷商史中构建殷商体育史将是本书的一个创新之处。

(二)将甲骨卜辞研究引入商代体育史中进行相关研究也是本书的创新之处。涉足此领域的研究,需要跨学科内容的支持,如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社会学、人类学、金文学、神话、岩画、体育学等学科,除了引用前期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外,结合甲骨文字、考古材料综合研究商代体育史,也是本书的创新之处。

(三)在具体研究内容上,将甲骨文中的“”(《合集》0152正)字与角力运动联系起来,揭示了这一传统项目在殷商时期的雏形,并从音韵学的角度,首次探讨了由“鬥”向“角”转变的关系,使角力运动的发展史推向商代。将甲骨文中的“”(《合集》17230正)字与跑步运动联系起来,揭示了人类本能跑步的早期功能,并从体育运动的人体运动的特征,提示了此字是表示人体的侧向运动之形。将甲骨文中所见“戚”“戈”与文献中记载的“武舞”联系起来,揭示了人类早期利用器材练习的程序化,此程序化可能与中国早期武术活动相关。本书还从岩画到文字的发展过程,深入探讨了圆圈舞和骑马的活动,这也是书中的一个创新点。从甲骨文中的“”字形(《合集》H20271)揭示远古人们登高活动的缩影。将体育活动中“游”与“泳”的问题与甲骨文字联系起来,揭示了在殷商时期,“游泳”并非有现在的“游泳”之义,在甲骨文中“汓”表示水上浮游,“”表示水下潜泳。结合“武”字的问题,深入探讨了“武”字的形成与会意的原始含义,指出许慎《说文》解“武”之误,确立武字的早期含义为“帝之足迹”之义。对商代的剑与匕首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考古学和音韵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早期剑的名称及其在商代的用途。这些研究成果,在殷商体育史中都是创新之处。

五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对殷商相关民族传统体育因素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书以殷商甲骨文,殷商考古史料为研究对象。第二,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先秦史料中相关文献,展开讨论。第三,本书既关注殷商文化丰富性和统一性;同时也关注先秦史料中的共同性和特殊性。

笔者已经对课题多个分支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相关成果。基本内容分为4章20节,涉及殷商时期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12大项。基本内容是:第一章绪论,主要是对本书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研究本书的意义,研究方法及相关说明,本书重点难点及相关说明等。第二章甲骨文所见商代竞技体育活动,涉及内容有跑步、角力、乐舞、射箭、弹射。第三章甲骨文所见商代休闲体育活动,涉及内容有登高、护卫、骑马、驾车、游泳、划船、鱼猎。第四章其他类,涉及甲骨文“武”字解义,商代五种常用兵器及商代剑器。

第四节 甲骨文述要

甲骨文字是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殷商时期占卜的遗存。以前学者称其为“龟甲文字”“契文”“殷契”“甲骨刻辞”“贞卜文字”“卜辞”“殷墟书契”“殷墟文字”“商简”等。胡厚宣先生概括为:“一切的名称,都不如叫‘甲骨文’和‘甲骨文字’比较恰当。”[18]甲骨文与甲骨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胡厚宣认为:“所谓甲骨文,乃商朝后半期殷代商王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卦时刻写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这种卜辞和记事文字,虽然严格说起来并不是正式的历史记载,但是因为它的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又因为时代比较早,所以一直是研究我国古文字和古代史特别是研究商代历史的最重要的直接史料”[19]严格意义上讲,甲骨文与甲骨学又是有区别的。王宇信在其《甲骨学通论》一书中讲道:“甲骨文并不是甲骨学。甲骨文只是商朝后期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和史料,它的科学价值,只有随着甲骨学研究的发展,才愈益为人们所认识。”他又讲道:“甲骨学是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是甲骨文自身固有规律系统的和科学的反映。”[20]

一百多年来的甲骨学研究,已逐渐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商王朝晚期盘庚迁殷至帝辛亡国273年之间的遗物,但甲骨学却很年轻,它只有百余年的历史。两者存在三千多年的时空间隔。甲骨学的研究过程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草创时期(1898年—1928年),发展时期(1928年—1949年),深入研究时期(1949年至今)。[21]到目前为止,甲骨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甲骨文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地成系统的文字,这些刻在龟甲和动物骨骼上的文字,是殷商时期商王和贵族占卜时所记录下的当时发生和预测的事件,因此,这些龟甲上记载的文字,就成了研究商史最早的档案史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甲骨文是殷商时期的遗存,殷商是指商代晚期,约有273年的历史。如此长的商代晚期王朝,期间经历了8世12个王,这些遗存的甲骨属于那个时期、那个王的遗存,就成了甲骨学家长期探讨的一个问题。董作宾先生首先对殷墟甲骨分期进行了研究,并将甲骨文分为五期,即一期为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代四王。二期为祖庚、祖甲一代二王。三期为廪辛、康丁一代二王。四期为武乙、文丁二代二王。五期为帝乙、帝辛二代二王。[22]后学者又将其详细分类研究,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李学勤、彭裕商的“二系说”。[23]他们以贞人名命名为组、宾间组、宾组、出组、何组、黄组。有关甲骨文分期的问题,仍然是学术界深入探讨的一个关键问题。

商代是一个崇拜和迷信鬼神的时期,有“逢事必占”的习俗。《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24]商代祭祀与占卜的习惯,留下了大量占卜后的龟甲文字资料,虽然其中含有很多迷信成份,但从其“逢事必占”中,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生的事情。诸如商王巡守、征伐、田猎、游观、祭祀等活动。

甲骨文卜辞虽然简练,但其几个要素确很清楚,如时间(以天干、地支记),地点,贞人、发生的事件、结果怎样,以及其他相关信息。一条完整的卜辞,包含有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通常情况下还包括序数和兆辞。[25]叙辞通常包括时间、地点和贞人,命辞包括发生的事件,占辞包括结果,验辞包括兆辞和序数等。遗憾的是,由于甲骨埋藏地下时间过长,残骨、碎骨较多,一般卜辞中很少有四者都具备的,大多数是残词或单词及无字甲骨。在这些成系统的文字中,词例的作用非常重要,甲骨文字的释解以及其在卜辞中的位置也十分重要。因此,要研究卜辞,释字是第一位的工作,本书每一章节的首要任务就是释解与体育活动相关的甲骨文字。而将相同的字归类后综合分析其在卜辞中的意义是第二位的工作。在卜辞释解后结合相关文献综合分析是第三位的工作。在出土的甲骨文中,由于时间过长,其中的残辞、缺辞较多,这也为研究卜辞涉及的内容带来了诸多障碍,而涉及传统体育内容的某些卜辞更少,在取舍上往往犹豫。我们对卜辞选用的基本原则是:涉及某项体育因素的内容多时,尽可能选用较为完整的卜辞;而涉及某项体育因素内容少时,虽然残缺,也要尽可能使用。有些事情在当时发生时出现频率较高,其用字的频率也相对较高。而有些事情出现的频率较低,其用字的频率也会相应较低。因此,在研究卜辞中,有些材料就相对丰富,而有些材料就略显匮乏。针对这种情况,本书只对已经公布的材料进行分析整理,从中归纳出具有民族传统体育因素的材料,进行穷尽式地探讨。

第五节 民族传统体育相关概念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是在1997年,由当时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在体育学一级学科下设了4个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位列其中,尽管权威部门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提出已经有十多年历史,但对于“什么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回答,迄今尚未获得学界的一致认同。要认识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与外延,需要首先认识以下几个相关概念。

一 民族、中华民族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国内外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先秦史料中没有民族这一词汇。先秦史料中多以族、氏族相称。甲骨文中有民字“”(《合集》20231)、族字“”(《合集》05617),但未见两者连起来作一词使用。“民”字在甲骨文中作奴隶讲。[26]“族”字的含义主要是氏族、家族、宗族、子族等,[27],如“王族”(《合集》05617)。族在先秦文献中多指宗族类,《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28]又载:“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29]-489《左传·隐公八年》:“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30]可见“族”的含义在甲骨文中也是较具体的狭义的内涵。也正是这种“族”的存在,才形成了甲骨文中的诸多“方国”的形态,据孙亚冰统计,当时商朝周围的方国多达158个,其中商的西方方国有60个,北方方国有8个,东方方国有23个,南方方国有12个。[31]这些方国的性质已经类似于“国族”之类,赵鹏认为:“对于甲骨文中存在的这种类似于‘家族’和‘宗族’的社会组织,我们称其为‘国族’比称其为‘氏’更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32]这些称之为方国、族的“国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或被融合为华夏族的一分子,或被分化为其他族体。或发展壮大,或销声匿迹。这些生活于中国历史早期的族群、民族或方国,大多数如滚雪球似的被先后融入华夏族和汉族大家庭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国家形成的早期形态是由原始部落(或族)发展而来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33]张光直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概述了由部落到国家的这一演变过程,他认为国家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阶段,即:“游团—部落—酋邦—国家。”[34]近代学者王震中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说。[35]

一般来说,清代中后期的文献里才多见“民族”一词,如清人韩泰华校本《太平御览·礼仪部·椁》记载:“不待称国号以自表,不俟称民族以自彰。”[36]但学者郝时远研究后认为,“民族”一词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他在《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一文中提道:“‘民族’作为一个名词确属中国古代汉语中的词语。其使用虽然不普遍且未收入类书辞典,但自魏晋以降的1300余年间(493—1851)见诸历史文献的实证不乏其例。”经他分析后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民族’一词,应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37]

《文化学词典》记载:“民族,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有广义、狭义。广义包括原始、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同时还有其他广泛用法,如作为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总称(如中华民族),狭义的专指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有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38]

黑格尔认为:“民族作为一个国家是合乎伦理的现实,只有它不断发展,才能继续生存。阻碍国家的发展就是扼杀它。”[39]

孙中山在1912年就任大总统时宣言书中谓:“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0]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41]斯大林的四个共同论之说,把民族的演变过程表述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这一学说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欧洲国家不同,中国人的‘民族’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也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4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的要素包含有三个内容:“一、它是一个政治的共同体,包含有主权;二、它是有限的共同体,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和一定的版图;三、它是基于历史、文化遗产上的集体认同。”[43]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的概念为:“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44]

金利卡认为:“民族是指组织上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完整性、占有一定的领土或故土、享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化的历史共同体。”[45]

王钟翰对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二文进行分析研究之后,概括其主要观点是:“以汉族与别的民族的‘混合’与‘同化’为中心展开论证。他认为汉族(他说的‘汉族’应是‘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为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他将中国民族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传说时代——公元前221年为第一时期,他认为这个时期,是中华的各民族起源形成、初步发展的时期。并认为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形成了华夏民族和许多民族,它们相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展开了频繁的激烈的竞争。[46]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梁启超在1906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提出的:“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47]

陈连开认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在结合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48]并指出:“中指中原,中央或中国,华指华夏,故中华的意思是中原之华夏、中央之华夏或中国之华夏,作为地域名称,中华与中国相同。”[49]

黄兴涛认为:“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中华与民族的有机结合,中华最早出现于魏晋时期。”[50]

费孝通认为:“我将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又讲“多元一体格局,亦即中华民族才是‘Nation’。”[51]

周伟良认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当中的数十种兄弟民族,是不同层次的民族共同体辩证统一的民族结构。只强调中华民族一体,而忽视各兄弟民族客观存在着的不同特点、民族意思和民族利益;或只强调各民族是都具有不同特点、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的单一民族,而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整体不可分割性与中华民族长远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两者都是片面的。”[52]

通过以上有关民族、中华民族的文献论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民族概念的内容:一是民族一词早期称为游团、族、部族、族群,后发展为酋邦、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早期形态;二是民族内涵的丰富性,如民族自我认同、民族文化意识、民族宗教意思、民族发展意思等等,它们之间是相互交织、不断发展变化的;三是民族概念的外延宽泛性。

我们认为,要认识“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民族”问题,要着眼在由“民族”发展到“中华民族”这一过程中,研究的界定应放在中华民族的大概念基础之上,笔者认为,以国家层面设立的“民族传统体育”,其“民族”的概念,应是代表“国家”的含义,这里的“民族”概念也就是指“中华民族”。按张广直先生划分“从三代(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秦汉相当于国家阶段”[53]来看,夏、商、周时期的国家概念已经形成。关于“国家”的概念,《现代汉语大词典》认为:“国家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空间上的一个区域,相对于州省、市县而言;二是指社会组织管理的一种方式,相对于游群、部落而言。”[54]我们将夏、商、周时期至今我国领域内所有存在过的族体(或称少数民族)一律统称为中华民族。这种广义上的民族划分将更好地立足于中华民族整体观念之中。由此可见,广义的民族概念是泛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共同体,从历时性来看,可分为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和现代民族,现代民族或是以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中华民族等。这里我们研究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早期出现的各种体育形态,即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统称。

二 传统

传统一词也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统”一词英文对应词是“Tradition”,其基本含义是指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中西方对传统的理解都有历史性,外延宽泛,反映客观事物一般规定性的概念。

《辞海》对传统的解释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55]

费孝通认为:“传统是指从前辈继承下来的遗产,这应当是发球昔日的东西。但是今日既然还为人们所使用,那是因为它还能满足人们今日的需要,发生着作用,所以它曾属于昔一已属于今,成了今中之昔,至今还活着的昔,活着的历史。”[56]

李德顺认为:“传统的涵义,通常是指在人们生活中形成和世代相传的思想、道德、习俗等文化内容和形式。对它的具体表现虽然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但是有一点,却是各种理解中都不应该偏离的,这就是:传统是把人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连接起来的那些社会因素和方式。换句话说,传统本身是指一种联系——‘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按照这一规定,不论任何东西,它要代表传统,就一定具备以下两个特征:①它是在过去或历史上产生或形成的、经历了一定的延续和积累过程的东西;②对于人们现实的生活说来,它是流传至今,或仍存在于现今的东西。也就是说,传统是指走到‘现在’的‘过去’,是‘过去’在‘现在’的存在和显现,而不是单指过去曾有的东西。”[57]

包也和认为:“传统是由以往的历史上形成、凝聚的,经历代传承、流变、积淀下来的文化的有机系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传统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它组建着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其本质是真实的现在;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整个时间表性中的一种过程,敞现出无限的超越性。”[58]

日本学者务台理作认为:“传统,是指一定的社会或民族,在一定的文化领域(如文学宗教等)中,由过去所形成的东西,以比较长的历史生命为人所继承下来的事情而言。”[59]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所著《论传统》(Tradition)一、书中对传统的概念理解有三个要点:一传统是人们代代相传的事物;二、相传的事物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三、传统具有持续性。[60]

奥克肖特认为传统的原则是:“延续的原则:权威散布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散布在老的、新的和将来的之间。”[61]

通过以上“传统”概念的认识,可以理解“传统”的含义中都突出了以下两点:一是传统的历史性,即传统是在过去形成的,时间上显示或长或短,经历了一定的延续和积累;二是传统的现实与未来性,即传统也可以在现在形成,向未来发展,也即现在形成的事物,可能会成为将来的传统。我们认为传统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将传统与文化联系起来,可理解传统是人们世世代代形成或相传地、以及正在形成,或影响未来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财富。也即是传统中体现的内容应包括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的内涵。甲骨文字反映的民族传统体育因素应属于非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

三 体育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原始社会。然而,体育概念的出现却远远晚于体育本身。体育概念的形成之初与教育的关系密切,常将身体与教育合并在一起,简称为P.E.(Physical Education),有狭义体育概念之称。后随着人们对体育认识的提高,意识到广义体育概念的外延问题,渐渐地把“Physical culture”界定为广义的体育概念。如1962年欧洲体育用语统一国际研究会认定:“Physical culture不只是包括体育教育(P.E.),还包括身体的休闲、消遣、娱乐、竞技等活动,以及有关身体方面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62]将体育与文化融合为一体,即体育文化。对广义的体育概念理解会起到外延扩大的效果,对此目前学界还存在诸多不同观点。

《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定义体育为:“是人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延长生命的重要方法;是与德育、智育、美育等相配合的整个教育的组成部分;它以竞技的形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内容和各国人民之间加强联系的纽带。”[63]

全国体育教材委员会定义体育概念:“体育(广义的,亦称体育运动)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是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约,也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64]

《大辞海·体育卷》:“广义体育指体育运动,包括身体教育、竞技运动和身体锻炼三个方面。它们均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来锻炼身体,促进健康,增强体质,并具有教育、教学和训练作用,以及提高技术和竞赛的因素。”[65]

周西宽认为:“体育是人类为适应自然和社会,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而自觉地改善自我身心和开发自身潜能的社会实践活动。”[66]

颜天民认为:“体育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根据人生理、心理发展规律,以专门性的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增强体质,发展人体运动能力,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种有目的、有价值的社会活动。”[67]

杨文轩认为:“体育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发展的文化活动。”[68]体育的质的规定性是:有目的地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文化活动。

对以上体育概念理解的核心问题是“身体运动。”“身体运动”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这是对体育这一概念“种差”的界定,即体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性是“以人类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这一要素。因此,理解体育概念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体育是人们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需要而自觉改造自我身心的行为,体现人类本能的自然属性;二是体育与人自身有密切相关;三是身体练习的作用。四是与人类文化现象紧密相关。

四 民族传统体育的相关论述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意义。现有研究成果的表述中,一般习惯上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国传统体育”统称或简称为“民族传统体育”。

(一)传统体育、民族体育

王俊奇认为广义民族体育界定为:“在历史上反映并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文化的为该民族享用的一种特殊的体育文化,中华民族体育、古希腊体育、古埃及体育、印度体育都是民族体育的具体表现形式。”[69]

涂传飞认为:“传统体育是指人类业已创造的和将要创造的能够经由历史凝聚而传承、流变的一种特殊的体育文化形态。”[70]

陈红新、刘小平认为:“按照传统性的特点,可将民族体育分为传统体育和非传统体育两大类。传统体育包含不了民族体育,就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传统体育即是民族传统体育,它是民族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指人类创造和将要创造的世代相传并延续至今的具有民族或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形态。”[71]

(二)民族传统体育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起源甚早,由来已久。王岗认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自氏族社会后期开始,就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风貌。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夏民族体育。”[72]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较早,发展时间长。

熊志冲认为:“中国传统体育是指中华大地上历代产生,并大多流传至今和在古代历史长河中由外族传入并在我国生根发展的一切体育活动。”[73]

熊小正认为:“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是指近代体育传入前我国存在的体育模式,即1840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已经采用并流传至今的体育活动内容、社会表现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总和。”[74]

龙佩林等认为:“民族传统体育通常是指作为近代体育前身的一些民族民间传统的体育及娱乐活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包括汉民族传统体育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75]

白晋湘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指各少数民族历史中产生并流传至今,利用各种身体练习来提高人的生物学和精神潜力的范畴规律制度和物质设施总和。”[76]

张建雄认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我国56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是我国各民族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总称。包括汉民族传统体育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77]

王俊奇认为:“传统体育是由历史沿袭而来,是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中积累而成的稳定的体育文化,体育在健身、养生、娱乐等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体育文化活动的一切方面,并通过社会心理结构及其他物化媒介(如棋盘、武术器械、文献典籍等)得以世代相传,至今仍然对社会产生影响。”[78]

张建雄、江月兰认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指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一个或多个民族所独有的,在人民大众中广泛传承的,具有修身养性、健身技击、休闲养生、竞技表演、观赏游艺、趣味惊险、民俗音乐歌舞交融特色的体育活动形式。”[79]

曾于久:“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多种民族文化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民族传统的养生、健身和娱乐体育活动的总称。”[80]

倪依克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可概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传统体育活动,其中的‘传统’是指历代因循沿传下来的根本性的模型、模式、准则的总和。”[81]

蒋东升认为:“民族传统体育以人体运动为基本手段,有目的、有意识地以人的身心发展为中心,以达到发展身体、娱乐休闲、丰富文化生活、传承民族文化为目的,在我国56个民族中产生、传承的社会文化活动的总称。”[82]

刁振东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指一个国家内各个民族共有的、能够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特点和文化的、广泛开展的体育活动,它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之间可以相互转化。”[83]

陈宁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以身体运动为手段,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区别于现代竞技体育,蕴含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地域文化,具有教化功能,并在某些民族或地域内沿袭已久的人类文化活动。”[84]

以上观点对于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民族表述的是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即表现的地域特征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传统体育的特征体现在有时间的跨度,有些传统体育传承至今天,有些传统体育已销声匿迹。综合观之,笔者认为,理解民族传统体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民族的广义概念,即指中华民族;二是传统体现的过去与将来,即把握传统中延续至今的“活体”,本书只关注由过去传承至今的传统体育,特别关注甲骨文中存在的民族传统体育;三是广义体育的理解要以人类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这一“种差”为前提,即围绕人类的身体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外在与内在的各种因素,与体育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五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分类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历史悠久,有着自身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些项目从源头的发端,过程的积累,传统的继承中,都不同程度地蕴涵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统计,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种类多达977种,其中汉民族的项目就有301种,其他55个民族的体育项目种类多达676种。[85]我们依据夏思永引自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精品课程教案的统计,发现现今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广泛开展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中,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有9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各种乐舞、游泳。我们将这些项目在各民族开展的情况列表如下:

表1 本题涉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各民族中分布一览表

从上表中观之,这9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部分民族中仍然广泛开展,说明其在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生命力之强盛。由于这些项目传承已久,其在传承的过程中的性质也未免发生变化,使不少项目在历史的传承中具有了多种功能。因而要对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唯恐难以周全。本研究结合殷商时期社会背景下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当时的特点,采用依据体育的性质来划分的分类方法,即将本研究中的体育按竞技体育类、休闲体育类和健身体育类及其他划分。[86]为了便于理解这种划分,皆应用现在“竞技”“休闲”的词语表述。


[1]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57页。

[2] 杨桦:《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0—68页。

[3]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编:《体育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3页。

[4] 体育史教材编写组:《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7页。

[5] 崔乐泉:《中国体育通史》第一卷,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8—116页。

[6]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7] 郭沫若、胡厚宣:《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9—1982年版。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年版。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1]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12]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149页。

[13] 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序一。

[14]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页。

[15] 商承祚:《甲骨文字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16]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版,序。

[17]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8]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8—9页。

[19] 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序。

[20]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21]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22]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版。

[23] 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新论》,《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24] 李学勤:《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5页。

[25]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26] 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

[27]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735页。

[28] 李学勤:《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1页。

[29] 李学勤:《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1页。

[30]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764页。

[31] 孙亚冰:《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32] 赵鹏:《殷墟甲骨文人名与断代初步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45页。

[33]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3页。

[34]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35] 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36] 曾文芳:《夏商周民族思想与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37]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38]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9] 威廉·奥尔森:《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40]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41]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42]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4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216页。

[44] (英)安东尼:《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45] [加]威尔·金利卡著、马莉、张昌耀译:《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6页。

[46]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47] 曾文芳:《夏商周民族思想与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48] 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49] 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50] 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51]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期。

[52] 周伟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53]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54] 现代汉语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现代汉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55] 辞海编写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4页。

[56]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57] 李德顺、孙伟平、孙美唐:《家园——文化论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8] 包也和:《传统概念探析》,《哲学动态》1996年第4期。

[59] 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60] [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1页。

[61] [英]奥克肖特著、张汝伦译:《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62] 韩丹:《俄(苏)体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体育学刊》2001年第2期。

[63] 《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64] 全国体育教材委员会:《体育概论》,人民体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9页。

[65] 《大辞海·体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66] 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67] 颜天民:《体育概论·体育史·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法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68] 杨文轩:《体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69] 王俊奇:《也论民间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概念及其关系》,《体育学刊》2008年第9期。

[70] 涂传飞、陈志丹:《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的概念及其关系辨析》,《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71] 陈红新、刘小平:《也谈话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的概念及其关系》,《体育学刊》2008年第4期。

[72] 王岗:《文化审视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第5页。

[73] 熊志冲:《传统体育与传统文化》,《体育文史》1989年第10期。

[74] 熊小正:《机遇与挑战——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之我见》,《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75] 龙佩林:《西部开发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76] 陈波、冯红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分析》,《体育文化导刊》2008年第10期。

[77] 张建雄:《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相关问题辨析与界定》,《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78] 王俊奇:《也论民间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概念及其关系》,《体育学刊》2008年第9期。

[79] 张建雄、江月兰:《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相关问题辨析与界定》,《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80] 曾于久、刘星亮:《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81] 倪依克:《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博士论文,华南师范大学,2004年第18期。

[82] 蒋东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概念辨析》,《体育学刊》2008年第4期。

[83] 刁振东:《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界定与辨析》,《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84] 陈宁:《民族传统体育分类再研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

[85] 夏思永:《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民族和谐社会建设关系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86] 杨文轩:《体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