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琅邪台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登泰山之后，“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秦始皇行至琅邪地方的特殊表现，尤其值得史家重视:

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远程出巡途中留居三月，是极异常的举动。这也是秦始皇在咸阳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记录。而“徙黔首三万户”，达到关中以外移民数量的极点。“复十二岁”的优遇，则是秦史仅见的一例。这种特殊的行政决策，应有特殊的心理背景。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琅邪郡”条关于属县“琅邪”写道:“琅邪，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说到“琅邪台”，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邪台，越王勾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吴越春秋》云:‘越王句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观台以望东海，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歃血盟。’即句践起台处。”所引《吴越春秋》，《太平御览》卷一六○引异文:“越王句践二十五年，徙都琅瑘，立观台，周旋七里，以望东海。”此“观台”，《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作“馆台”。

今本《吴越春秋》卷一○《勾践伐吴外传》:“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记载，又写道:“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风，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勾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践以后的权力继承关系是:勾践—兴夷—翁—不扬—无彊—玉—尊—亲。“自勾践至于亲，共历八主，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吴矣。”“尊、亲失琅邪，为楚所灭。”可知“琅邪”确实是越国后期的政治中心。

历史文献所见勾践都琅邪事，有《竹书纪年》卷下:“(周)贞定王元年癸酉，于越徙都琅琊。”《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亲以上至句践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岁。”《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越迁琅邪。”《水经注》卷二六《潍水》:“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又卷四○《渐江水》:“句践都琅邪。”顾颉刚予相关历史记录以特殊重视。[15]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就越“徙都琅邪”事有具体考论。[16]

其实，早在越王勾践活动于吴越地方时，相关历史记录已经透露出勾践身边的执政重臣对“琅邪”的特殊关注。《吴越春秋》卷八《勾践归国外传》有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树都”，也就是规划建设都城的故事:“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欲委属于相国。’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北向称臣，委命吴国，左右易处，不得其位，明臣属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崑仑即龟山也，在府东南二里。一名飞来，一名宝林一名怪山。《越绝》曰:‘龟山，勾践所起游台也。’《寰宇记》:‘龟山即琅瑘东武山，一夕移于此。’”[17]

越国建设都城的工程中，传说“琅琊东武海中山”“一夕自来”，这一神异故事的生成和传播，暗示当时勾践、范蠡等谋划的复国工程，是对“琅邪”予以特别关注的。而后来不仅勾践有“琅邪”经营，《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记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18]虽然史籍记录没有明确指出范蠡“浮海出齐”、“耕于海畔”的具体地点，但是可以看到，他北上的基本方向和勾践控制“琅邪”的努力，其思路可以说是大体一致的。

战国秦汉时期位于今山东胶南的“琅邪”作为“四时祠所”所在，曾经是“东海”大港，也是东洋交通线上的名都。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吴人《外国图》云“亶洲去琅邪万里”，指出往“亶洲”的航路自“琅邪”启始。又《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说秦置琅邪郡王莽改称“填夷”，而琅邪郡属县临原，王莽改称“填夷亭”。以所谓“填夷”即“镇夷”命名地方，体现其联系外洋的交通地理地位。《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说到“东夷”“君子、不死之国”。对于“君子”国，李贤注引《外国图》曰:“去琅邪三万里。”也指出了“琅邪”往“东夷”航路开通，已经有相关里程记录。“琅邪”也被看作“东海”重要的出航起点。秦始皇在“琅邪”的特殊表现或许有繁荣这一重要海港，继越王勾践经营琅邪之后建设“东海”名都的意图。这样的推想，也许有成立的理由。而要探求秦始皇进一步的目的，已经难以找到相关迹象。

秦始皇在琅邪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举动，即与随行权臣“与议于海上”。《琅邪刻石》有这样的内容: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对于所谓“与议于海上”，张守节《正义》:“言王离以下十人从始皇，咸与始皇议功德于海上，立石于琅邪台下，十人名字并刻颂。”实际上，所列“从始皇”者重臣王离、王贲、赵亥、成、冯毋择、隗林、王绾、李斯、王戊、赵婴、杨樛共11人。说“王离以下十人”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共10人，即“十人名字并刻颂”，则人数有误。

对照《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武帝“宿留海上”的记载，可以推测这里“与议于海上”之所谓“海上”，很可能并不是指海滨，而是指海面上。秦始皇集合文武大臣“与议于海上”，发表陈明国体与政体的文告，应理解为站立在“并一海内”、“天下和平”的政治成功的基点上，宣示超越“古之帝者”、“古之五帝三王”的“功德”，或许也可以理解为面对陆上已知世界和海上未知世界，陆上已征服世界和海上未征服世界所发表的政治文化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