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齐地早期方术之学

在表现于意识层面的早期海洋文化形式中，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曾经被归入“方术”的内容，有齐人的创造和传播之功。

在这种文化表现中比较积极活跃的知识分子，司马迁在《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称之为“燕齐海上方士”。

秦汉时期文献中，常见“燕齐”连称之例。例如《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张守节《正义》:“辰星、虚、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齐占候也。”《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肇十有二州，决川。”裴骃《集解》也引录马融的解释:“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就大的区域划分来说，“燕齐”，有时可以被视为一体。又如:

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2](《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栾大)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3](《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4](《史记》卷三〇《平准书》)

燕齐之事，无足采者。(《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

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

尊宠乐毅以警动于燕齐。(《史记》卷八〇《乐毅列传》)

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号曰栾公社。[5](《史记》卷一〇〇《季布栾布列传》)

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6](《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

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

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7](《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王前事漫漫，今当自谨，独不闻燕齐事乎?(《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江都易王刘非》)

瞻燕齐之旧居兮，历宋楚之名都。(《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

秦汉文献偶有“齐燕”之说，如《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司马贞索隐述赞:“太常具礼，请立齐燕，闳国负海，旦社惟玄。”但是多数往往“燕齐”连称，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语言习惯。以《史记》为例，言多国史事，涉及燕国、齐国者，也常常“燕、齐”连说。如《史记》卷五《秦本纪》:“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二十四年，肃侯卒。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子武灵王立。”《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8]

显然，战国秦汉时期，燕、齐之地具有共同的区域文化风格，于是被看作文化特征接近的一个人文地理单元。而这也是大致符合先秦环渤海地区文化形态的历史真实的。[9]扬雄《方言》举列的方言区划，是包括“燕、齐”或“燕、齐之间”的。例如:

燕、齐之间养马者谓之娠。官婢女厮谓之娠。(《方言》卷三)

马橐，自关而西谓之裺囊，或谓之裺篼，或谓之篼。燕、齐之间谓之帪。(《方言》卷五)

抠揄，旋也。秦、晋凡物树稼早成熟谓之旋。燕、齐之间谓之抠揄。(《方言》卷六)

希、铄，摩也。燕、齐摩铝谓之希。(《方言》卷七)

“燕、齐”作为是确定的文化区域看来已获得公认。所谓“燕、齐”文字表述的词序也获得普遍认同。

《盐铁论·本议》关于经济区域划分，有“燕、齐之鱼盐旃裘”的说法。战国时期的燕国和齐国都通行刀钱，则以文物信息反映了两地经济生活的接近以及经济联系的密切。[10]

大致在战国秦汉时期，引人注目者，是同样濒临当时或写作“勃海”[11]、“浡海”[12]、“渤澥”[13]、“勃澥”[14]、“勃解”[15]的渤海的“燕、齐”文化区，既为“缘海之边”[16]，对于渤海又呈环绕之势。

《淮南子·道应》说，“卢敖游乎北海”。高诱注:“卢敖，燕人，秦始皇召以为博士，亡而不反也。”[17]所说即《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卢生”故事:“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卢生又劝说秦始皇:“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秦始皇宫廷更为严备，行为更为隐秘。卢生又与侯生议谋:“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卢生逃亡事件，据说竟然成为“坑儒”惨剧的直接起因。

这位颇有影响的所谓“方士”或“方术士”，《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及《淮南子·道应》高诱注皆说是“燕人”，而《说苑·反质》则说是“齐客”。对于文献的这一分歧，有的研究者曾经指出，其发生的原因在于燕、齐两国都有迷信神仙的文化共同性:“盖燕、齐二国皆好神仙之事，卢生燕人，曾为齐客，谈者各就所闻称之。”[18]以“卢生燕人，曾为齐客”解说。“燕齐二国皆好神仙之事”的文化共性已经为有见识的学者所重视。

顾颉刚曾经分析神仙学说出现的时代背景和这种文化现象发生的地域渊源。他写道:“鼓吹神仙说的叫做方士，想是因为他们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所以有了这个称号。《封禅书》说‘燕、齐海上之方士’，可知这班人大都出在这两国。”[19]《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的原文是:“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可知这一地区兴起的方士群体，至于“不可胜数”的规模。

我们在这里不具体考论卢生究竟是“燕人”还是“齐客”的问题，但是从司马迁关于“燕、齐海上之方士”之活跃的历史表演所谓“自齐威、宣之时”的记述，可以察知这些对于早期海洋探索和海洋开发做出贡献的知识人群中，齐人很可能较早有更为积极更为主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