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地位获得研究是从微观层面来考察社会差异的建构过程，而社会差异在宏观层面则主要体现为一定的阶级阶层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东和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使得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也包括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而正是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及其理论解释的关注，构成了本书研究的背景。

（一）制度变革与当代中国社会差异调整

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社会改革，使得中国社会逐步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包含着两个深刻的转变：一是体制的转轨，即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一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乡村、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城镇、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陆学艺，1998）。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有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逐步分化，新的阶层（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群体（如农民工群体）不断涌现，阶层化的机制以及阶层之间的相对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以陆学艺为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在2001年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在该报告中，研究者以职业为分类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分为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陆学艺，2001）。且不论该课题组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总体性判断（参见本节的第2部分），上述十阶层划分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阶层结构的变化。

如果说阶层地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权力和声望三个维度上（上述分类所依据的标准实质上也是这三个维度），那么针对这三个维度的专门论述，则更具体地反映出伴随制度变革而出现社会差异的变化。这里从最能体现人们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收入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差异的变化。

从经济的维度来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制度的变革，经济收入均等化的局面被打破。如果说平均主义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表现，那么平均主义的消解本身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随着贫富差异的扩大，人们开始关注由此而导致的另外一种社会不平等。还是以《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为例，该报告的数据显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等阶层在收入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优势（陆学艺，2001：56—57）。而同是该课题组成员的李春玲则在另一篇著作中对上述各阶层的经济地位进行了排序，在她看来，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经济地位上分别居于前1—3位（李春玲，2005：133—134）。有关贫富分化的更为直接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我国城市和农村合在一起计算的城乡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79年为0.31，1988年为0.382（赵人伟、基斯格里芬，1994：7—8）。据李强的计算，1994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为0.434，1996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为0.4577（李强，2000：191）。由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贫富差异的变化。

从社会现实生活来看，根据李强的概括，中国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之间的反差也是十分突出的：中国的富人在就业人口中虽然所占比例较低，但其社会影响力则是巨大的。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人，尽管他们只占全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的0.03%，但他们所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不过1.4万亿美元）；另外，许多超级豪华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量居全球第一或亚太地区第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富人张扬、奢华的生活。与富人相对的是贫困人口，2003年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测算标准为人均年收入不足人民币637元）（李强，2006）。

伴随制度变革和社会变迁而来的社会差异不仅体现在人们的经济收入方面，还表现在消费、婚姻、教育、社会交往等多个方面，由多个方面的差异所形成的利益格局主要体现于阶层结构当中。

（二）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同认识

面对上述社会差异，以及体现这些差异的阶级阶层结构，学者们是如何概括其特征的呢？或者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差异的变化与调整，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表现出何种特征呢？针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根据李春玲的概括，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分化趋势的分析主要有断裂化、中产化、结构化和碎片化（李春玲，2005：8），在此基础上李春玲提出了“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

“断裂化”的观点由孙立平等人提出（孙立平，2002；2003）。所谓断裂是指阶层差异已超出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有一部分人已经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而“断裂社会”则是指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经济财富及各类资源越来越多地积聚于上层社会或少数精英分子手中，而弱势群体所能分享到的利益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从而形成与上层社会相隔绝的底层社会（孙立平，2003：59—67）。

李强新近对“五普”数据的分析，得出中国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结构。他采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标（socio-economic index）测量全国就业人口，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社会经济地位得分）是一致的，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型的一横，而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李强，2005）。研究者还指出，在以往有关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中，丁字型结构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与金字塔型结构相比，丁字型所表现的阶层之间的界限更为突出，是直角式的，下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几乎完全没有缓冲或过渡，是非此即彼的二分式结构（李强，2005）。李强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判断实际上类似于“断裂化”的观点。

与“断裂化”相对应的是陆学艺等提出的“中产化”或“中间阶层化”的观点。在陆学艺等看来，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中间层应占主导地位。而这种中产化的社会所呈现的是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即“纺锤型”结构。陆学艺等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指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阶段，中国对过去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了革命性改造，结果只剩下“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其中农民阶级占绝对多数（1978年为82%），仍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演变，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在中国形成（陆学艺，2001：43—59）。针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尽管有着“中产化”的提法，但这只是一种趋势。虽然对中国“中产”的界定存在着很多分歧，但不管用何种标准进行衡量，相关研究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一阶层的比例仍然是很低的。根据《2004：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所显示，依据综合指标进行定义的中产阶层所占的比例仅为4.1%，如果加上老中产阶层（收入在中等以上水平、家庭消费达到小康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或以上的个体工商户），中产阶层的比例也仅为7%（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4）。而根据近来产生突出影响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所显示，中产阶层所占比例也只有11.9%（周晓虹，2005）。

另一种有关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趋势的认识被概括为“结构化”。其实“结构化”这一概念是由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较早提出的。在讨论阶级结构时，吉登斯指出，在社会流动的通道被封闭的地方，阶级被结构化了（Giddens，1973）。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化趋势的认识，集中体现在李路路等人的研究当中。李路路提出“双重再生产”的概念，认为市场机制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资源的分配过程，但是，由国家主导的改良式变迁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决定了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组，原有的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李路路，2002a）。同时，他还通过研究指出，从再分配到市场的转型过程中，阶层化的机制体现为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而这又主要表现为：在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的过程中，市场机制所蕴含的权力结构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当市场机制逐渐成为重要的资源分配机制时，那些在再分配体制中占优势地位的群体，完全有可能受利益的驱动进入市场，并在其间仍然保持其优势地位（李路路，2003a）。对于社会阶层以及阶层之间的关系愈来愈趋于稳定的现象，李强则称之为“阶层结构定型化”。“定型化”主要表现为：阶层间的界限越来越清晰，上下层之间的流动律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的逐步形成，以及阶层内部认同的强化（李强，2006）。

与“结构化”相对应的是李强等人早期提出的“利益群体的多元化”的观点，李春玲将其概括为“碎片化”。在李春玲看来，李强、李培林等人的观点强调的是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的多元化和交叉化，且没有出现界线分明的阶级或阶层，更不可能出现所谓的“断裂社会”（李春玲，2005：10）。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李强在最近的一篇新作中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李强用“碎片化”来概括各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割状况。他还进一步指出，由于社会利益结构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使得社会的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壁垒森严的裂痕型的分化，阶层利益的“碎片化”、社会利益的“碎片化”，减小了社会震荡，有利于社会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中国的贫富分化很严峻，但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发生巨大的社会不稳定（李强，2006）。

根据李春玲的概括，从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态上来看，“断裂化”与“中产化”是两种相反的结论，即前者强调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而后者则强调中间阶层的凸显及其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李还同时认为“结构化”与“碎片化”是一对对立的认识，即前者强调阶层分化的持续化和稳定化，而后者强调社会分化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李春玲，2005）。李春玲运用经验材料对上述四种观点分别做了验证，进而提出了“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的观点（李春玲，2005）。在她看来，“断裂化”、“中产化”、“结构化”和“碎片化”现象，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分化中都有所表现，但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分化的主流趋势是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即在分化形态上表现为多层分化，在分化趋势上表现为结构化。

然而根据新近的一些研究，“碎片化”一方面指的是阶层内部利益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则被一些学者用来修饰底层社会分化状况。换句话说，阶层之间（特别是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界限日益固定和清晰，已被多数学者所认同，这与阶层内部利益分化的多元化之间并无太大的对立。另外，尽管“中产化”的概念被学者们所提及，但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中产化”只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趋势，相对于西方工业化国家高达80%的比例来说，中国当前的中产阶层所占的比例是相当低的。纵观上述观点，在笔者看来，如果用阶层分析中常用的一对理想类型——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与封闭性——来比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的话，那么“断裂”和“结构化”等观点表明，中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存在着趋于封闭的特征，特别是优势阶层的“内固化”倾向有所展现。帕金（Frank Parkin）曾经用“社会封闭”这样的概念来指涉某些群体通过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和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的方式，来限制其他有能力的人的加入，进而使自身群体利益最大化（Parkin，1974）。且不论社会封闭的具体策略，经验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封闭性的倾向。上文提到的李路路的相关研究表明的，阶层之间的相对关系在制度转型过程中表现出“再生产”的特征（李路路，2003）。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表明，最具优势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社会流动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具有代际继承性并且多进少出的特点（陆学艺，2004：139—155）。而陈光金通过分析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等机构的有关私营企业主的多次调查的数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要机制从所谓的精英循环转变为精英复制。这可能意味着，对其他普通的社会阶层（工人、农民）而言，这个社会阶层的边界正变得日益封闭”（陈光金，2005）。

（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内在动力

如果说上述各种观点是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社会阶层化趋势所做的分析与判断的话，那么紧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上述判断做出解释，也就是说对社会分化的动力，或者说社会阶层化的机制进行分析。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阶层化机制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学学界的热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倪志伟（Victor Nee）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争论。

在发表于1989年8月号的《美国社会学评论》的《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一文中，倪志伟明确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从此引发了有关市场转型论的争辩。市场转型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是：在市场机制逐步代替再分配机制过程中，社会权力结构将发生变革，进而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也就是说，在市场化过程中，再分配阶层的权力与特权开始向市场让渡，市场改革创造了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削弱了再分配部门的垄断地位，市场为再分配以外的经济部门获取经济利益，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再分配权力衰落的同时，市场带来了更多的平等化效应。这一理论主要由三个理论命题构成，即市场权力命题、市场刺激命题和市场机会命题（Nee，1989）。市场权力命题认为，市场转型会导致资源控制的权力更多地向市场交易转移，即更多地从再分配者向“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转移；市场刺激命题认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意味着对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由于直接生产者在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讨价还价的权力，市场经济比再分配经济更能提供对直接生产者的强有力的激励；市场机会命题认为，市场化改革将创造出新的流动渠道和机会结构，与再分配部门相比，市场将成为社会经济流动的另一条渠道，企业家将成为新的社会精英。

市场转型理论的提出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最早对市场转型理论提出质疑的要算罗纳—塔斯（Rona-Tas）的权力转换理论（Rona-Tas，1994）。罗纳—塔斯利用在匈牙利的实证调查资料，证明了干部阶层并没有像市场转型理论所预示的那样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大获其利，也就是说再分配权力依然保持着优势（Rona-Tas，1994）。对于这一现象的存在，罗纳—塔斯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发生了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将权力转化成了社会网络资源，这是权力向网络资源的转变；第二次转变是社会网络资源变为私有财产。经由这两次转变，再分配权力的优势得以延续。类似罗纳—塔斯的观点得到了后续经验研究的验证。边燕杰和约翰·罗根（John Logan）通过对1978年到1993年天津市的改革进程和人们收入变化的研究，再次强调了再分配制度的惯性作用，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认为中国改革是在执政党地位和单位制两大制度未发生根本动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保证了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再分配权力因此得到维系（Bian & Logan，1996）。白威廉（William L.Parish）和麦宜生（Ethan Michelson）则提出政治市场的观点，来批评市场转型理论，他们认为，政治市场的关系影响着利益的分配，并且影响着经济市场的运行，所以政治资源、政治权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将不会被贬值，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将会继续保持优势（Parish & Michelson，1996）。魏昂德（Andrew Walder）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理解干部权力在市场化过程得以延续的现象，提出了“政府即厂商”的观点（Walder，1995）。林南则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政治权力的延续，提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Lin，1995）。戴慕珍（Jean C.Oi）提出“地方政府社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认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并没有削弱政府官员的权力，这种权力也没有转向企业家和普通市民，而是下放给了地方政府（Oi，1992）。

国内学者孙立平指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权力的延续性使得不同资本的独立性和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条件难以成立，因而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形成过程就表现为，不是不同类型精英之间的转换，而是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孙立平，2002a，2002b）。宋时歌的“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认为，政治的稳定性导致干部权力的延续性，因为中国的市场改革是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之外创造一个新的、与再分配体制并行的市场体系，而不是简单地用自由市场代替再分配体制，干部权力得以在旧的体制中完好无损，同时向新生的市场中扩散并转化为新的形式——经济力量（宋时歌，1998）。类似宋时歌的研究，还有刘欣对中国社会阶层化制度基础的分析，他并提出了“权力衍生论”的假设。在刘看来，在放权让利的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公共权力除了以再分配权力的形式发挥作用外，其中一部分还衍生成权力精英牟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并以与再分配权力不同的机制对阶层分化产生影响；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市场能力也在阶层分化中起着作用。因此，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共同构成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刘欣，2005a，2005b）。

围绕“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趋平静，学者们开始从新的视角试图对上述争论进行综合。泽林尼（Ivan Szelenyi）修正了“市场”、“再分配”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在他看来“无论是市场还是再分配，并没有固定的平等或不平等的后果，他们的后果依赖于他们根植于其中的更为广泛的宏观制度环境”。（Szelenyi & Kostello，1996），也就是说，不平等现象与经济的整合原则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经济整合原则背后的制度环境才是更为关键的原因所在。魏昂德认为，市场转型理论没有对“市场转型”做出清晰的界定，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市场类型，不能主观推断必然有某一分层机制和分层体系与某种市场经济相对应。

李路路通过研究指出，关于转型社会的“市场过渡”理论，隐藏其背后的仍然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功能主义的理论逻辑，而“市场过渡”理论的批评者所强调的，是权力和特定制度结构对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作用（李路路，2002b）。李路路所谓的社会结构—权力与经济—技术理性这两对概念，实际上涉及的是在分层机制中的政治与市场的关系。周雪光用“政治与市场的共变”模型，来描述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政治与市场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他指出，在中国，国家启动改革和市场推进是经济转型的两个主要动力源泉，这两个动力促使政治和市场在互动中共变。根据政治与市场共变的分析，周雪光对于传统市场转型理论有关再分配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区分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再分配的撤出并不意味着市场的推进。新制度的出现通常采取一种与现存规则、权威关系和可用的解决方案相结合的方式——如社会网络、地方公司主义（local corporatism）和代理关系（client relationship）等。因此，我们需要考虑一种新的制度——它超越了再分配和市场的概念以及它们对分层所产生影响的有关论述（Zhou，2000）。

如果说周雪光强调政治与市场的共变，那么周怡则强调了文化因素在分层中的作用。周怡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审视市场转型理论，在她看来，市场转型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谁占有产权？谁控制管理？谁获得较多的报酬？周怡进一步指出，以产权、职业和市场的因素去考察分层，固然有其涵盖整个宏观层面的意义，但具体到一个社区的分层研究时，人们不得不考虑权威控制、族亲关系、制度等文化因素对分层机制的直接操纵和影响（周怡，2005）。

对市场转型理论相关争论的综合和超越的尝试仍在继续，但无论是市场转型理论，还是有关争论、综合与超越，都是从相对宏观的层面，来探讨制度变革与社会阶层化的机制之间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另外一些经验研究，通常是从社会流动或者从社会主体（特别是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的主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等相对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化的动力与机制。

布劳和邓肯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开创了地位获得研究的新传统（Blau & Duncan，1967），使得地位获得研究成为社会学主流研究领域之一。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主要是从社会个体的角度探讨影响人们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该模型中的自变量在后续的研究中被不断丰富，如社会心理学变量的加入（Sewell & Hauser，1975）。但该模型被批判得最多的，是其忽视了结构因素对人们地位获得的影响。该模型其实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假定，那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完全竞争性。而后结构主义者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性和不完全竞争性是持久和严重的现象，这种现象正反映出劳动力市场本身的特质，将本质忽略掉是不现实的想法（余红 & 刘欣，2000）。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地位获得模型得以进一步发展，如特雷曼（Donald J.Treimen）强调地位获得研究中个人特质以外的结构性因素，如工业化水平、劳动力市场的特征、阶级因素等对个人成就的影响（Treiman，1970）。格拉诺维特（Mark Grannovetter）和林南等则在地位获得研究中强调了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作用（Granovetter，1995；Lin，1982，1999），而布厄迪（Pierre Bourdieu）则考察了文化资本在社会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Bourdieu & Passeron，1990）。

针对当代中国的地位获得研究，除了沿用布劳和邓肯开创的传统模型之外，越来越多地考虑到其他变量或者说其他因素对人们地位获得的影响。如白威廉的实证研究中考察了社会运动（“文革”事件）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的影响（Parish，1984），魏昂德、林南和边燕杰等则强调“单位”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对中国人地位获得的影响（Walder，1992），另外，政治忠诚也被作为一个变量被纳入到地位获得研究之中（Walder，1995b；Walder，Li，& Treiman，2000；Zhou，Nancy & Moen，1996）。（有关针对当代中国的地位获得研究在第二章将做详细讨论）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差异，在这些具体研究中，教育、政治忠诚、再分配权力、身份制以及工作组织（单位制）等因素被引入到中国人的地位获得研究当中。

上述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过程的讨论，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从制度变革入手，从相对宏观的视角考察社会分层的动力与机制；另一层面是从相对微观的角度出发，以对社会的流动与个体地位获得过程的分析来考察变革社会中的分层机制。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融合的特点。例如，以第一种视角展开的研究，在经验操作层面往往是通过社会流动分析和地位获得分析来加以检验，而从第二种视角展开的研究，往往以宏观层面讨论的结果作为一种背景因素，或者以宏观层面的探讨来解释经验层面的研究发现。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过程中出现了断裂。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在经验分析过程中发现，（再分配）权力阶层的优势在其子代的地位获得中有所体现，也许我们可以用上述所谓的“权力”的观点加以解释，或者我们可以用制度变革的渐进性使得优势阶层可以将其优势加以保存并传递给下一代来进行解释，但是，优势阶层是如何将其优势加以传递的呢？对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的追问，促进了本书研究主题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