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崇拜和工商精神

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大都市羊城，有一个平凡的小村落——羊城村。与深圳由一个小渔村迅速被打造成一个现代大都市不同，羊城村正在演绎着村落终结的自然过程。在羊城，伴随经济发展而展开的圈地扩张，地处城郊边缘的羊城村跻身都市的中心地带，成为一个“都市里的村庄”，而这样的村庄，在羊城有四五十个。

像很多东南沿海地区的村落一样，羊城村人口密集而土地资源稀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羊城村的人口就达到近5000人，而土地只有4000多亩，人均不到一亩田。土地的稀缺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逼迫农民到土地之外寻求生路，当时离开土地从事商业等非农活动的劳动力及其家庭人口就达到20％以上。但在此后30年的时间里，屡受少地缺粮之苦的羊城村，在重农主义观念的指导下反复推行保农运动，民间在“倒逼机制”下不断滋生的“工商精神”火种往往尚未燃起便遭泯灭。

对于传统的农民来说，保农便是保土，保土就是保根。有根的农业才是本分牢靠的，而无根的工商，宛如柳絮浮萍，难以为继。所以土地稀缺的羊城村，土地崇拜和祖宗崇拜依然是最基本的崇拜。土地崇拜实际上还是祖宗崇拜的依托，因为是土地保证了祖脉的延续。土地稀缺不是消解而是更加激发了村民对土地的崇拜热情。

如今的羊城村，挤在高楼大厦快速耸起的羊城市区。走进羊城村狭窄的巷道，可以看到很多人家的门前，在实在谈不上神圣之处的门槛的两边，点着两炷纤细的檀香，缓缓地冒着袅袅升腾的青烟，并透出淡淡的香味。据村民告知，这是敬拜土地神。其实在多数村民家里，都供奉着一个制作讲究的敬拜土地神的神龛，神龛的两边，是一副在羊城村里很流行的对联，上联是“土可生财”，下联是“地能出金”。

把土地崇拜与金钱崇拜如此直接地联系起来，并如此直率地表达出来，这是中国东南一些地区村民现在的普遍做法。在中国的北方或者长江三角洲地区偏僻村落的农户，往往喜欢挂比较儒雅的对联，对联的词句往往取材自圣贤之书或著名诗句，通常是出自乡村文化人之手，像这种直率表达对金钱喜爱的对联，是较少有的。

羊城村所处地区的民间崇拜，很少具有宗教的意义，多半是见神言好话，各路神仙都拜，所以那里的一些庙宇，常常是儒道释加上土地神和财神、关公一起拜。这也许是由于历史上这些地区处于中心帝国的边远地方，统治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控制薄弱，地方主宰势力常常变动，百姓们为了安居乐业，不能得罪任何一路神仙，所以只要具有招财降福保安护家的实用意义，拜拜又何妨，管它是哪路神仙。

土地崇拜并不是羊城村村民特有的习惯和民间信仰，很多人类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都阐释过各国农民对土地的特殊情感以及赋予土地的神秘价值。但在广义的“农民”这个概念中，包含很多小的职业类别，如耕农、牧人、渔夫、猎人、樵夫等，而崇拜之神往往与他们维持生活所依赖的资源有关。土地崇拜一般是耕农的共同民间信仰，而牧人崇拜某种牲畜（如牛）、猎人崇拜山神、渔夫崇拜海神等是更为经常的，如中国的闽、粤、台沿海一带的农民，就普遍信奉海神妈祖。

虽然土地崇拜起源于远古时代，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为赤裸裸的对经济实用价值的追求。这种崇拜往往是与某种神话和民间传说相联系，并蒙上一层层的神秘色彩。而现代的解释学要剥去这一层层的神秘色彩，寻找其“本文”和“深层意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用于剥去神秘色彩的工具，也是“现代”知识体系的熔炉铸造的，新的解释很有可能也是增加一层新的色彩而已。

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土地崇拜，都往往代表着一种对生命和生殖力的崇拜。古人云：“凡土之所在，人皆赖之，故祭之。”人们祭祀土地，是因为土地生长五谷，而对农耕文化来说，五谷丰登是生命和族群延续的保证。所谓“皇天后土”，通俗地说就是“天父地母”，“上天”代表着权威和权力，“土地”代表着生命和生殖力。

从北京地坛皇帝每年的祭土到寻常村落百姓家里祭祀灶王爷，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则和理路。生长在一种文化圈中，想跳出这个圈子也难。我到一个地方，喜欢翻阅地方志。在羊城村里的地摊上搜寻到一本当地的旧县志，上面记载：“祭祀土地之俗，粤人一直延续，当地称为祭社。社者，五土之总神。社日在立春时节，届时县官率所属官吏备齐鼓乐到东门城郊，迎接‘土牛’，‘土牛’由县官鞭之，称为‘鞭春’，而人们争拾‘土牛’碎片，回家放在床上，说是可以压邪。”现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廿六日，是当地农村的土地神“圣诞日”，仍有各种祭祀活动。当地农民在播种、收割之时，总习惯在田头置放供品，焚香祈告。贫穷的山民，有的用三块石头叠垒，就成了土地神位所在，绝对禁忌在周围方便和野合的亵渎行径。

羊城村是土地贫瘠的红沙土地带，而且人均只有几分地，是全国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地区之一，土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在中国土地辽阔、土壤肥沃的黑土地带东北，反而很少见如此强烈的土地崇拜。而在土地广阔但水源缺乏的黄土地带西北，对土地的崇拜往往被对水神或雨神雷公的崇拜所替代。

在农民只能向土地求生活的时候，这个土地稀缺地方的农民一直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因为能够从土地获得的收获实在非常有限。但困境往往逼迫人们超出常规想问题，所以很早以来，这里的农民因为很难完全依赖土地维持生活，就不得不在土地之外寻找生活的出路。所谓土地之外的生活出路，最寻常的就是做各种小买卖。

做小买卖的“工商精神”，韦伯曾认为在西方是来自新教伦理的节俭、勤奋、算计。但从羊城村的情况看，这种“工商精神”，毋宁说来自更根本的求生本能，其催生的一个现实，就是土地本身不再能够维持生活，从而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很多行为选择差异的文化归因解释，实际上都很缺乏人类学的寻根追问。文化这个东西，看似高深奥妙，其实多半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其本质是一种族群的生存哲学。人们常常议论温州人的经商精神，认为是一个谜。我20世纪80年代末从国外留学回来，在山东的陵县农村做了一年的调查，那里是黄河故道，农耕文化的影响很深，农民也比较贫苦，但在县城和镇上，钉鞋的和裁衣的都是温州背井离乡的农民，他们流动到各地，收入比当地农民高得多，但当地农民却不屑于做他们做的事情。文化这个东西一经形成，其潜移默化的力量有时是很大的。山东的经济格局可以分为富裕的沿海东部半岛和相对贫穷的西部内陆，近海的东部受古齐国文化影响，管子的商业精神影响很大；而西部是受古鲁国文化统辖，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以及重农轻商的思想深入人心，农耕大河文化的色彩很重。我在巴黎的13区也看到大量从温州来的农民，他们很多在地下工厂车衣，一天工作15—16小时，但几年以后，就都变成了饭店小老板，我真为他们这种改变命运的精神所折服。温州人的经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有句话说：“哪里有经商机会，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经商机会，哪里就有温州人创造机会。”温州人的这种精神，实际也是来自土地的“倒逼机制”，温州的人均耕地之少、土地之贫瘠，是出了名的。

当然，从土地之外寻找出路，产生所谓的“商业精神”和“创业精神”，仅仅有“倒逼机制”也不行，还要有现实的土地之外的生活出路。羊城和温州，都临近大海，在海运是最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的时代，它们都是中国最早与海外通商的地方。经商与农耕，是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体系，这种生活经验和知识体系会一代代地在“家庭学校”里传递、积累、发展和创新。农耕地区家庭的孩子与经商地区家庭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和生活技艺。

黄宗智教授在分析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的时候就发现，在过去长达300年的时间里，由于耕地紧张的限制，农业无法向外扩展为规模经营，从而获得规模收益，于是转而向内发展，加大土地单位的人力、物力投入，所以虽然土地单位面积的产出不断提高，但土地的人均收益反而是下降的，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农业的“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黄宗智，1990/2000）。这种“过密化”，实际上是有增长而无进展（evolution）。所以，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只有当农民在改革之后转移到土地之外求生存、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时，农民才富裕起来，才最终走出300年来有增长而无进展的怪圈。而作为“改革圣地”的安徽凤阳小岗村，虽然在改革之初最早实行了分田到户和“大包干”，但囿于有限的土地农耕，至今仍在困顿中徘徊并难展辉煌（陈媛媛，2003）。

不过，在羊城村，尽管土地稀缺逼迫村民很早就开始从土地之外寻找生活出路，经商的机会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农业之外的选择空间，但农民的土地崇拜并没有因此而淡化和稀释，而是似乎更加强化了。因为经商的收益要依赖于市场机会，而市场往往变化很快而且竞争激烈，所以农民的小本生意风险极大。在过去的年代，农民的小本生意都不过是补贴家用，不足以保生，保生的还是土地。这样，土地的稀缺就使土地更加珍贵，也更强化了农民的土地崇拜和重农主义。而星星点点地生长着并不断死灰复燃的工商精神，在保农和均贫富意识形态占据主流的时期，通常被视为点燃私欲的邪恶之火，随时都要防范其蔓延和打开“潘多拉”之盒。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改革的大潮很快就波及这个紧靠大城市的小村落。人们突然发现，几十年来信奉的一些天条，一夜之间似乎都发生了松动。最初的变化是，土地种植权和农作物收益权通过“分田到户”和“大包干”的形式回到农户的手里，而且很快农民就把种植权演变成种植选择权。紧靠城市的羊城村农民，开始大量种植蔬菜，来满足会吃的城里人日益增长的丰富餐桌的需要。而城里人的需求似乎变得更快，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贪欲无比的消费机器，吃饱吃好了，又要穿得体面、漂亮、时髦，尔后又要家具翻新、添置各种电器……羊城村也跟着这个机器的运转，在农田上兴办企业。高于种粮数倍的收益，真让农民开了眼。历来只能保生、保根的农田，开始具有了刺激谋利欲望的功能。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一个个老实本分的小农似乎都成了赚钱的行家里手。

“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从依赖土地谋生到利用土地谋利，看似寻常的日常生活变化，实际上却孕育着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这就是从“重农保根观念”到“工商创业精神”的裂变。在农耕的土地上能够长出这种精神，是一种连续中的断裂，一种平衡中的跳跃，一种亘古未有的开天。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村落之外的事件彻底改变了羊城村的命运轨迹。羊城的古城区域，原本随经济发展自然地向周边农村发散，但这种自然的发散现在已经难以容纳超常规加速发展的经济。于是羊城做出规划，决定把市中心东移，原本在城郊的羊城村成了新规划的市中心。“新圈地运动”开始，羊城的发展，在过去30多年中，总共征用了羊城村10％的土地，而新的规划则要征用羊城村90％以上的土地。

个体农民从征地中实际获得的好处是相当有限的，大致包括青苗补偿金、户口“农转非”和安置招工。这些过去农民一生梦想的待遇，如今面对那些发财的机遇，都失去了往日的光环。

“圈地”带来两个改变羊城村命运的结果，一是彻底消灭了农业，并在还没来得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完成了“去工业化”；二是提供了一笔初始资本，从而把祖祖辈辈的小农转变成了经营房地产的楼主。

在中国的近80万个村落中，羊城村可能属于特殊的一类，因为它已经没有农业，是没有农业但村落生活还没有终结的村落。羊城村的农业耕作史断裂和终结了，而村落的历史还在延续。在这种延续的历史中，故事的主题似乎并没有改变。从传统农村的土地族群冲突到平均地权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从土地集体化的人民公社运动到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宅基地纠纷到土地流转中的矛盾，从国家的征地到现在土地租用收益的分配……村落故事的主题，始终都是围绕地权问题，羊城村的故事还是土地的故事。

但在未变的同一故事的主题下，却发生了故事内涵的改变。从土地生粮到土地生财，是未变主题下的一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剧变。土地的农业耕作产出遵循着年复一年的自然季节规律，是一种基本上靠天吃饭的劳作，虽然根据气候的周期，也有丰年和歉年，但这种变化周期很少能为人力所控制。尽管通过优化种子、改良土壤、完善灌溉系统、加强病虫害治理等技术革新，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可以有较大的提高，但在因土地稀缺、人地关系紧张而难以形成大规模经营的情况下，农民无法改变小农的命运。在没有土地以外的谋生手段的条件下，农民所能做到的，就是把技术革新节约的劳动更加密集地投入有限的土地上，但随着这种劳动和资金投入的增加，产出的边际效益却出现递减，所以大幅度提高收入，对缺地的农民来说始终只是一个梦想。他们的生活，还是沿着祖辈的轨迹缓慢地运行，春夏秋冬的季节交替就是最大的生活变化。

如今不同了，“奇迹”出现了，城市的扩展使羊城村的土地价格飙升，土地“自然”生长出人民币，人民币上坐着个金娃娃。这就像某一天农民脚下发现了石油，而这石油属于他们自己，于是产生了一个希望、一个梦想。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了，他们一个个从自给自足的小农，转眼间变成了富有工商谋略的“个体企业家”，只不过他们没有厂房、没有机器、没有雇工，他们经营的，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盖起的租屋。但农民的谋利欲望一旦有了实现的机会，那种打破一切传统约束的势头就似乎什么也挡不住了，政府的规定、传统的风水、自然采光的限制、村落祖居的规矩，什么都挡不住。看着农民月终年末坐在床头上计算收取的房屋租金的票子，以及身边供奉的财神爷前面升起的缕缕绕梁香烟，真叫人有宛若隔世之感。

按照当地政府规定，村民住宅最高只能建到3层半，但到1985年，村里有一些富户冲破禁令，盖起了非常排场的5层楼房。面对这些第一批吃螃蟹者，政府毫不手软，硬是把那些想造成既成事实的高层豪宅强行拆除。这一行动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使政府的限高规定得以维持近10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全国都掀起新的圈地高潮，羊城村的农民趁势纷纷建楼，谁也不再把限高的规定放在眼里。但农民的3层半楼房都刚新盖几年，完全推倒重来成本太高，所以一般都是在原有住宅楼房上加层。由于加建的出租屋有房基承受力的问题，所以一般也就是加建到6—7层，高的加建到9—10层，若不是有房基承受力和楼高需要电梯的限制，农民加建到20层都是有可能的。羊城村的农民最终完成的建楼运动的结果，是把整个羊城村变成由近4000栋“握手楼”组成的庞然大物。而宅基地之间的那几十条并未拓宽且被2层以上伸出的建筑遮住天日的村间小道，虽然名号依旧，但都改称响亮的“大街”，就像羊城的那些“学院”一夜间都变成了“大学”。村里最小的一栋楼房，竟然在不足1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盖起了4层高而建筑面积近60平方米的楼房，真令人对村民求生谋利的“智慧”拍案称奇。

面对村民建楼的群众运动，村委会采取了默认态度，而当地政府在既成事实面前也无回天之力，但对当初的建房限高规定，又不能收回成命，只好采用妥协的罚款方式，使农民的违规行为合法化。当地政府规定：“超一层每平方米罚款150元，超二层每平方米罚款200元，超三层每平方米罚款300元，超四层每平方米罚款500元。”这个罚款标准，相比较建房带来的租金收益，算不了什么，所以农民也都愿意接受，并未引发冲突，当然也有少数至今抗着未结清罚款的农户。

村集体也没有闲着，国家的征地最后给村集体留下400余亩自用土地，村集体也大兴土木，利用5亿多元土地征用的集体补偿金，征地盖起一栋栋酒楼、宾馆、商场，形成20多万平方米的集体物业，为村里带来丰厚的租金。

然而，对于羊城村的村民们来说，这改变命运轨迹的“第一桶金”，似乎来得太快了，快得让他们还没有做好成为“富人”和“物业经营者”的心理准备。农民面对那个他们原本陌生的市场竞争社会、那个变化完全不同于土地产出的自然周期的社会，完全缺乏风险意识。土地价格和房屋租金的飙升，就像地里跳出金娃娃，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这价格会永远攀升上去，而他们就像地下宝库的主人，土地和物业将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收益源泉。

但随之而来的打击，让他们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市场风险，知道了这市场风险的黑洞比耕作遇到天灾还厉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都在谈论“下海”和“投资”的热潮中，一个个传奇般的在短期内发财暴富的故事，在羊城村竞相传送，不胫而走。农民心底多年来被压抑的发财梦想，现在被欲火燃烧得炙热。村经济联社和下属的各经济社联合成立羊城物业公司，在已经盖起一批酒楼、饭店、宾馆、商场的基础上，又共同集资近2亿元，在村里的一块本想留作绿地边缘的留用地上，盖起4幢总建筑面积达6万平方米左右的综合商用大楼。这项几乎动员和耗尽全村资金存量的工程，对羊城村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大建设，因而建筑周期也较长。就在村民们还沉醉在只赚不赔的土地经营美梦中时，土地和房屋租金价格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突然下跌，并在经历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后一蹶不振。等工程完工投入使用的时候，不仅预期的收益打了水漂，就连集资款的利息也无法偿付，而投资本钱何时能够收回，更是遥遥无期。

经过这次挫折，羊城村的村民们才真正认识到，这个他们步入的神奇而陌生的世界，并非他们梦想中遍地撒满黄金的天堂，今后在他们前面的路途上，将不仅仅是凭借传统的吃苦耐劳就可以渡过的坎坷和荆棘，还充满着残酷竞争的险恶黑洞和市场变化的未知陷阱。

从自给自足的村落小农到租房谋利的“握手楼主”，从土地崇拜到工商精神，从乡土的平稳社会到市场的风险社会，农民和村落的终结是一个巨变，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无数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喜怒哀乐，既有摆脱农耕束缚、踏上致富列车的欣喜和狂欢，也有不堪回首的个体和集体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