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当下中国妇女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彭珮云同志曾经说：“我国妇女工作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尤其贫困地区，没有农村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没有全国妇女的彻底解放。”说中国妇女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其理由是：1.农村妇女占中国妇女中大多数。据2009年人口统计公报，全国女性人口64882万，农村妇女大约有35000万，占54％。农村妇女所占比重超出城镇8个百分点。2.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农村，而农村贫困人口中妇女又占了多数。根据王卓对贫困人口的研究，中国贫困人口的特征是，经济化的意愿薄弱，生育倾向较重，社会经济参与度低，社会价值标准较低和自我评价不高。所有这些特征，与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在社会化过程中被传统社会文化赋予的角色要求相吻合。由于性别歧视的文化以及劣势的积累，妇女比男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的泥淖，萨缪尔森早就观察到，在美国以妇女为主的家庭中，每5户就有2户低于贫困线。[1]我国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详细性别统计数据，但减贫工作的重点在农村、在农村妇女是不争的事实。3.相对其他妇女群体，中国农村妇女经历的社会变革影响大，角色和地位的变迁明显，需要给予重点的关注。农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线，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农村的行动先于城镇。而且受市场化、城市化的影响，农村社会的性别分工和角色扮演以及人口的转移和流动，是其他任何妇女群体所不能比拟的。由此可见，我们要如实呈现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变化的整体图境，首当其冲要如实认知中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化的情况，然而，又由于中国农村妇女数量大、分布广、异质性强、群体层次与结构复杂、情况千差万别，中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既是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研究的重点，同时又是一个难点。

认识农业女性化格局下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是认识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关键。胡锦涛同志指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的转移，不少地方妇女事实上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把农村妇女这支力量组织好，把她们的积极性引导好、发挥好、保护好，对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进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2]中国农业女性化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持续趋势20余年，一步步深化。从1998年国家有农民工调查数据以来，劳动力转移中的性别比例始终在男性六成多、女性三成多的水平徘徊，2009年的统计数据与1998年的统计数据相比，1998年女性农民工是32.9％，2009年女性农民工是34％，与11年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女性农民工的增长微乎其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3.2亿，其中2.1亿是妇女。从事纯农业劳动的农村妇女比例为82.1％，比男性高17.4个百分点。妇女创造的产值占农业生产总值的60％左右。[3]具体数据表如下：

表1—1　农业从业人员性别比例

资料来源：谭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性别平等》，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年版。

表1—2　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的性别构成

数据来源：蔡方主编：《2002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村普查领导小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由上述数据可知，全国农村外出从业的劳动人口中，男性一直高于女性20多个百分点，在东北农村更是高达40.4个百分点。农、林、牧、渔、水利业的从业人员中，男性在逐年减少。[4]中国农村农业女性化格局已形成，妇女留守农村并承担着农业生产重任，她们负担着粮食生产和不计其数的无报酬劳动，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8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妇女养活世界”，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而言，当今中国的农村妇女当之无愧。因此，从农村从业人口的性别构成以及农村妇女在农村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农村是女人的村庄。农业女性化给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带来巨大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向来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妇女作为长期留守农村的主要居民、农业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的主要构成者，是农村发展、农业发展和农民发展的主体力量。认识农村妇女，也就是认识中国农村的关键。

在谈到中国农村治理时，人们常常引亨廷顿说过的话来描述：“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5]徐勇也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指出，对于正在建构的现代国家来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如何将农民带入国家政治并置于合适的地位，是现代中国面对的重要任务。[6]接着上述的话语往下说，农业女性化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农村的关键性“钟摆”作用，同样，将农村妇女带入国家政治并置于合适的地位，是党和国家要完成的重要任务，那么，当下中国农村妇女是否在“合适的地位”上呢？这也是本项目要回答的问题。

如前所述，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农村妇女发展的宏观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应，农村妇女也在发展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有：集体经济转变为家户经济，妇女重新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活动中，妇女专业合作社兴起、妇女小额贷款创业、外出打工的女性往返城乡带来新的思想和创业能力、新型女农民的培养、市场化的农业经营方式；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有：妇女进入村委会、妇女在公共领域更多的参与；在文化生活方面的表现有：城市化的乡村生活建设、妇女为主体的文化组织等等都正方兴未艾。同时她们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产生了新的需求。如男工女耕的生产分工方式，使女性负担过重，不仅要在外承担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同时还要承担照顾家人的家务劳动，更要承受心灵的孤寂等，由此而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农村公共领域中，她们的活动空间在边缘，受到农村男性主导的主流话语排斥。农村社会文化中一度受到批评的性别歧视文化又有所复苏，农村妇女文化生活相当匮乏。所有这些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需要新的研究予以描述并提出解决思路。

正如农业女性化是一个全球问题一样，“三农”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国学术界在研究“三农”问题、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时，都不太重视将妇女与“三农”结合起来考虑，“三农”问题没有找到认识的钥匙。实际上离开了性别视角，“三农”问题是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之首是农民，而当前中国农民的主要构成是妇女，如果丢掉妇女谈“三农”，实际上就是丢掉农民谈“三农”。因此，本书致力于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三农”政策之中的研究，探讨如何通过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政策支持，以实现农业、农村发展与农村妇女发展的良性互动，提升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充分发挥农村妇女的主体作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