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目的与意义

贸易自由化[1]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最近20多年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在代表性企业的分析框架下，从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进口竞争效应等方面研究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机理。但是，这些研究均忽略了国际贸易的行为主体——企业层面的事实。随着企业层面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大量的实证研究[2]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中企业层面的事实。这些研究发现，即使在出口部门，也不是所有企业都进行出口，同行业[3]中的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特性差异。同行业中存在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分，是异质性企业在贸易自由化共同外部环境下作出不同行为选择的结果，而影响异质性企业国际贸易决策的关键因素便是出口进入之沉没成本(有些文献称为固定出口成本[4])，这些研究发现对代表性企业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挑战。鉴于此，以Melitz (2003)为代表的“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有的文献称为“新新贸易理论”[5])在新贸易理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引入了两个关键性假设，即企业异质性(企业边际成本或生产率差异)以及市场进入之沉没成本(sunk market entry costs)，建立产业动态均衡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中异质性企业的行为决策，并提出了企业异质性视野下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微观机理——行业内资源重置效应，即企业异质性前提下，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促使低效率企业退出以及存活企业间市场份额向高效率企业转移，实现行业内资源重置，从而提高整个行业总生产率水平。

然而，现有理论研究大多是在企业生产率不变的假设下展开分析的，因而只解释了企业异质性视野下贸易自由化影响行业生产率增长的资源重置效应。然而，从动态的角度看，行业生产率增长不仅来源于行业内资源重置效应，还来源于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而长期经济增长最终依赖于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本书确定“贸易自由化与行业生产率:企业异质性视野的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为研究主题，正是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分析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生产率增长的资源重置效应和企业技术进步效应，以给出一个企业异质性视野下，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生产率增长微观机理的综合分析框架。

过去几十年以来，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贸易自由化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论断也得到了大量的经验支撑。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及其经济增长的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自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加入WTO的推动，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已经由改革开放初的贸易小国转变为世界贸易大国。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8—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38667.6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从1978年的3624.1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19322亿元，并保持了9%的年均增长率。毫无疑问，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与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是分不开的。学术界也非常关注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这些实证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是，贸易自由化能否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作用的机理和效果如何。这些研究主要从国家、地区或行业层面来验证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关注对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探讨。而对贸易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机理的分析，大多以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为依托，从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角度切入，尚没有关注到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企业层面的事实，以及行业内企业异质性对贸易自由化的增长效应的影响。

众所周知，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直接参与者便是企业，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参与对外贸易的制度性壁垒已经逐渐撤除。因此，在中国近年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企业层面的行为和表现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在中国参与贸易自由化的重要部门——制造业[6]内，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差异性如何?企业生产率差异与出口决策差异的因果关系如何?异质性企业的行为决策差异将会对贸易自由化的增长效应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与解答，无疑将全面呈现中国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制造业行业内动态，并揭示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微观机理，这将有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同时也可以为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同时，从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贸易中的企业异质性现实出发，分析中国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微观机理，并结合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将为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