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怀逸兴壮思飞
——论古诗的想象
陈圣生
想象是一切种类艺术的驱动力,也是其品质和水平的一种重要的保证。所谓的“诗歌意象”,其实就是诗性想象的成果,是人文思想领域中的真实性与理想性最完美诱人的结合的产物。想象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大思维特征,人类的理性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高度,没有想象力在从事精神世界里形形色色的“化无为有”的创造性工作,是难以想象的。想象,并非凭空设想,而是自然万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人脑里的幻化和改造。原始神话可以看作为各族人民想象力的基因。我国由于经世致用的人文理性(主要体现于儒家传承的“四书五经”中)较早统率诗歌文化,作为原始神话的载体的史诗便阙如,所保留的片断记载也就不成系统,而且十分有限。因此,有学者揣测我国的后羿传说应该对应于西亚的“太阳传说”;至于西方的阿波罗神对应于汉族神话里的谁,还没有人去考证过。一般认为,中文里的“天、地、日、月……”原就不带有人事的或神话的意义,如果也被赋予过此类的意义,那也局限于宗教和政治伦理哲学领域,与神话学和诗学都关系不大。
因此,在我国的诗性想象中,理性化与规范化的倾向一般都比较显著,这一倾向可以杜甫的现实主义诗学为其楷模(有人称为宋体诗之宗);但是,在我国还同时存在以李白的浪漫主义诗学为代表的“性灵”化与“大化”化的诗性想象(亦称唐体诗之最)。对前一倾向,这里不再赘述,后一倾向将以李白的作品为例加以剖析。“性灵”化与“大化”化在李白的诗性想象中的表现是,超脱当时文教典章的约束,让个人的情思在天地万物的“大化”中驰骋,正如他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中所说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在接受并超越“建安风骨”的唐代诗人群中,李白无疑是佼佼者;今天如果有人谈到类似于“欲上青天揽明月”那样的“壮思”时,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李白。其“壮思”用现代语来说,就是“奇伟的想象”。据诗人本人的体会,要让这种“壮思”飞扬,没有“逸兴”是办不到的。他所说的“逸兴”至少包含以下两个意思:其一,不汲汲于眼前的功利,让身心处于欣悦而舒展的状态(这是字面的原义);其二,无论是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不墨守成规。
浪漫主义诗歌的想象之所以丰富,是因为它所创造的诗歌意象(通常与有形的喻象,即“形象”相通,细究起来应该说:“意象”的内涵要比“形象”大得多,不妨将“意象”理解为“前概念”,比泛泛的“意”要清晰得多)已经经历“性灵”化与“大化”化的过程。当我们基本上袭用别人之“意”,即采用与已有的用法相近的语言来表情达意时,如果尚未成为“陈词滥调”,也应该被认为“缺乏想象力”。欧阳修《六一诗话》极高地赞誉梅圣俞的高见:“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其中的“率意”一词用现代语来说,就接近于“想象”;“意新”为其前提,这是毫无疑义的;“语工”可以达成“精炼”,但并无提高想象的品位的必然作用,倒是“必能状难写之景”。
这段文字被王国维《人间词话》引为诗中“境界”亦即诗的想象品位高低的标志。在我看来,其“境界”即“诗歌意象”,创造它时,只有像李白那样不蹈袭成见,才能“意新”;不沿用惯语,想象力才能起飞。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想法让“语”与“意”拉开距离:“意”尽量贴近个性,即“性灵”化,而“语”则与大自然相融合。这里称“大化”化,而不称“自然”化,因为“自然”易与现实中的常理常情相混淆。在李白的不少诗中,乍看起来,存在一些语意相乖,有悖于常理常情的“诗歌意象”,实际上它们都在读者的审美鉴赏过程中逐渐形成个性的大自然化和大自然的个性化两者的统一体,并产生语言的诗性创造与更新的作用。
例如,我国古代表现某种崇高而亲密的友谊的诗句不在少数,其中为人所乐道的有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它很精炼地表现了惜别之情,但用“比邻”来形容之,稍欠深致的感受性;而李白在类似的场合下,用同样精炼的两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赠》),则把他人说不出的、甚至想也想不到的对远行至交好友的思念和担忧的心情,描画得“如在眼前”;这种深挚的友情必定让诗句“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读过一些李白诗歌的人都知道:皎洁、爽朗的月亮已经与李白的性灵几乎重合:他孤单,他思念,他忧愁,他放歌……在在离不开月魂。因此,在上面的那首诗中,他把自己的“愁心”寄寓在月上,让它陪伴与自己同病相怜(同样怀才不遇)的诗友到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龙标在今天的湖南境内,当时也叫夜郎)。这么特殊的表现手法,不可能被逼真地模拟,所以苏轼思念他远方的亲人时,只能比较概括地说:“千里共婵娟。”细细琢磨起来,类似这样以奇突的语象来传达内心的真意的“绝句”,在李白诗集中俯拾皆是,如“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横江词》),“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等。后人可能将之等闲视为修辞学上的“夸张”格。对于李白这样的创“格”者来说,那些喻象表面上看起来有些突兀,其实都与他内心真实的感受水乳交融,即:他诗中的语境与他个人的心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十分恰当地用“天涯若比邻”来形容——在宏观的外界相距甚远,在微观的心界密不可分。
从李白的生平事迹中,我们知道,他在42岁以前几乎全身心地与明月、山川“永结无情游”,如刚出川时写的“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秋下荆门》),后来还在《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一诗中坦直地表白:“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等。他的许多名诗多与名山、大川、朗月、清风连在一起。“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一联,最能体现他超凡的独立自主和无怨无艾的洒脱之情。这些都说明他的志趣与魏、晋以来为了逃离险恶的官场或者沉湎于玄学的那些山水田园诗人迥然不同。“大化”对于李白来说,是万物本源,它不同于建立在“王道”或“霸道”基础上的社会;各色人等都可以在“大化”这里找到自己的存在和幸福的依据,不必非以儒家的“功名”马首是瞻不可。所以,在不存在“文化产业”的封建社会里,李白是最突出的一个以他独特的宇宙观安身立命的纯粹的诗人:他在想象中把“三教九流”汇聚于一身,同时又在同一想象中远远地与现实中令人“摧眉折腰”的一切拉开距离,在诗性的“逸”中待时而动。例如,李白说:“白不树矫抗之迹,耻振玄邈之风。混游渔商,隐不绝俗,岂徒贩卖云壑,要射虚名!”(《李太白集·与贾少公书》)当然,一切真诗都只能从这种现实与想象的空隙间逸出,而拿它来干任何实事,尤其是做官或打仗,则没有不碰得头破血流的。李白晚年差点为此丧命,这事只要看看他在《永王东巡歌》中所表达的诸如“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类的天真的想法,就不难明白了。
想象是诗的灵魂,是诗心与诗语的最适切的结合途径,但不是一切。19世纪英国的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理论家柯勒律治还提醒我们,应该将想象与幻想区别开来,认为想象的作用是“分解,扩散,消融,以便再创造;如果这一过程不能完成,它还是不顾一切地为达到理念化和整体化的目标而努力。它在本质上是生气蓬勃的,即使它的对象(作为事物来说)在本质上是凝固不动和僵死的。而幻想(Fancy)却相反,它只能跟固定和僵化的东西打交道。其实,幻想无非是从时空秩序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记忆;它与我们称为‘选择’这种经验性的意志现象交织在一起,并被后者所规范。不过,幻想与普通的记忆一样,必须接受从联想的路子那里产生的一切现成的材料。”(转见拙著《现代诗学》,1998年,第150—151页)对此不少西方美学家表示不解,甚至反对。现在对照李白的想象力中的“性灵”化与“大化”化两者弥合无间的情形,我开始深信柯勒律治区分想象与幻想的理论不谬:只有当心灵和表现心灵的外物(它们以语言符号来代表)都被激活了,并且转化为既似现实又不似现实的精神性的有机整体,我们才能承认它是栩栩如生的诗性意象!而有意识的幻想和无意识的幻觉,往往是机械性地将两种情事加以“联想”,经常出现在童话以及荒诞派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现实生活中的“闹鬼”,一般也是幻想或幻觉作用的结果。这不等于说幻想就一无是处,应该说任何文学形式都离不开它,多数文学修辞还是借幻想的翅膀起飞的。
同时激活内在的心灵以及它对外物的感受力,实际上就是想象力本身的激活。过去连杜甫都隐隐约约地相信酒有这样的魔力。例如,他在《不见李生久》一诗中写道:“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而且,他在自己大量的诗中固然以理性著称,唯独在日常生活中却酗酒成性,有些越出常人的轨范,甚至有传说他差点因酒后失言而遭恩主严武的杀害。至于“李白斗酒诗百篇”已是家喻户晓的传言。但是,李白本人却不完全这样看待酒的作用。他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中不仅说:“俱怀逸兴壮思飞”,而且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一位随俗而嗜酒的诗人,如果不是通过自己长期的体验,是说不出过来人这样的肺腑之言的。我认为,酒有活血解郁的药性,适当饮用,尤其是在与亲故戚友聚会之际,可以解颐助兴;如果喝闷酒,甚至喝得酩酊大醉,即使在酒劲过去之后,仍要留下遗憾,而不会立竿见影地产生“逸兴”或“壮思”。写诗需要理智作用与感受作用的高度配合,像李、杜那样酗酒成性的诗人,只有在完全清醒的时候才能构思出佳作;否则,如果每日一壶酒就能写下一首诗,三四十年还不得写出万余首诗来了吗?
秋天是李、杜以及中外许多诗人的创作高潮。李白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在《秋日宴别》一诗中说:“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可见秋高气爽,给人的愉快情绪,即使在饯别友人之时,只要不落入一般人“悲秋”的俗套中,也会让诗人产生作诗的“逸兴”。李白的创作生涯告诉我们:能让诗人的想象力充分发挥的“逸兴”(现代人称为“创作灵感”或“创作冲动”),不依赖于任何人为的刺激(如酒精等),也撇开所有的抒情套式(如“悲秋”等),而是主要来自诗人的心灵与大千世界的和谐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