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传统翻译诗学的根基

翻译架构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虽然不同民族具有各自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倾向，但是对于经典文学作品本身的哲理意蕴和艺术价值而言，却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优秀的译作能使优秀的原作在异域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其中，“诗学”在沟通原作与译作以及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导作用不可忽视。“在屈子的诗学世界里，《离骚》多有放逐感，《天问》洋溢着质疑性，都使一个志洁才高的灵魂在浑浊的社会中陷入遭谗受疏、而又上下求索的精神流浪状态。《九歌》则是屈子诗学世界中的绿洲。它以精美的小品诗组形式，建筑了一个散发着沅湘民俗的清新感和神妙感的精神家园。” 40屈原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学术精华，融合了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特征，开创了充满浪漫主义风格的诗学传统。译者应挖掘并揭示诗人的精神世界及其表达方式。

“诗学”一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于公元前4世纪撰写的《诗学》一书。“作为西方现存最早的一篇高质量的、较为完整的论诗和关于如何写诗及进行诗评的专著，《诗学》的学术价值以及它在西方、乃至世界文学评论史上的地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太高的。” 41最初将诗学引入翻译研究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金·利维（Jin Levy）等学者，他们以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观为理论根基，通过文学事实和文本的具体特点来定义“文学性”，不仅对文本进行共时性的分析，而且还进行历时性的动态研究，注重挖掘文学传统对文本的影响。但是，没有对翻译诗学的内涵进行详细论述。 42当今西方世界对翻译诗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主要有美国的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法国的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以及比利时的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43

巴恩斯通在《翻译诗学：历史、理论、实践》（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一书中对翻译诗学的探讨主要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翻译问题。他认为：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传递语言信息，译者应像作者那样充分发挥创造力，努力传达原作的艺术性和深刻内涵。 44梅肖尼克在《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Pour la paetique—Epistemologie de lecriture, Poetiquede la transduction） 一书中指出：诗学是关于作品价值与意蕴的理论，是比语言学更深刻全面的理论体系，翻译理论应包含于诗学中。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使之不能用语言学的手段得到诠释，而必须将其纳入诗学轨道。翻译是两种诗学的相互作用，翻译诗学就是要使源语与译语之间、不同时代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种种矛盾得到一个历史客观性的解释。 45勒菲弗尔关于诗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以及《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这两部著作中。他认为：诗学应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原型人物、场景和象征；二是指在社会体系中文学的角色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翻译活动主要是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制约，译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使译文尽量符合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当语言与意识形态或诗学发生矛盾时，往往是后者胜出。 46

综上所述，现代西方学者将诗学引入文学翻译研究，彰显了文学翻译的诗性特质和跨学科属性。中国学者对“翻译诗学”进行相关研究的主要有袁莜一、许钧 47、徐新建 48、杨柳 49、吴涛 50，等等。其中，袁莜一和许钧的《“翻译诗学”辩》对“翻译诗学”进行了详尽论述。概言之：翻译诗学是诗学中的翻译理论或翻译观，是译者进行翻译时所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翻译诗学”进行深层次研究有助于拓宽翻译理论研究的路向。那么，在诗学渊源丰厚以及翻译历史悠久的中国，翻译诗学具有怎样的发展脉络？它和中国传统诗学有什么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没有冠名《诗学》的著作，但是有关诗话与诗论的阐述却相当丰富。陈良运将中国传统诗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先秦至两汉的诗歌观念发生与诗学建设初创期；魏晋南北朝的诗歌观念转型与诗学体系形成期；隋唐至两宋的诗学观念体系建构完成与诗歌美学成熟期；元、明、清的诗歌文体理论与流派理论发展、繁盛期。 51从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观到屈原“发愤抒情”的创作观以及意象、意境等观念的逐渐形成，可以看到中国传统诗学话语具有内在联系和丰富内涵。概言之，“历览前朝后代的诗歌论著，我们会发现五个复现率很高的审美观念，这就是：志、情、形、境、神，它们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五根重要的支柱……中国自有诗以来，诗歌理论对诗歌创作实践的抽象表述是：发端于‘志’，演进于‘情’与‘形’，完成于‘境’，提高于‘神’。” 52

由此可见，“志”“情”“形”“境”“神”这五个诗学概念形成的时间虽然有先有后，但是它们纵横交织，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翻译诗学观的源泉。综观中国两千余年的翻译历史，中国传统翻译诗学或者说中国传统译论的内涵纷繁复杂，其发展脉络大致可以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53概括，它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诗学，两者内蕴于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思想。这条脉络呈现出互为关联、浑然一体、循序渐进的特点。“诗学，无论中外，都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美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一方面与历代诗人的创作实践有密切的联系，是诗人创作经验的归纳、总结和升华，另一方面，它又与哲学气脉相通，受着每个时代哲学思潮的鼓动或制约。” 54“直接影响中国诗学的形成并成为其坚实基石的是什么呢？概而言之：儒家的‘人道’精神，道家的宇宙意识。” 55道安的“案本而传”体现着道家“无为”与“见素抱朴”的思想，严复的“信达雅”中的“信”渗透着中国哲学“诚”的内涵，傅雷的“神似说”来源于中国绘画的“形神论”，钱锺书的“化境说”与佛禅的“重悟见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中国传统翻译诗学具有自己的独特品格，它与中国传统诗学话语范畴的“志”“情”“形”“境”“神”一脉相承，洋溢着诗性智慧的直觉妙悟。随着时事变迁以及社会发展，传统的内容必定会被赋予新的内涵，非常有必要在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现代阐释，提炼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译学思想，增强翻译研究的自觉和自信。当然，中西翻译诗学范畴是两套不同的话语系统，应当互相取长补短，从而建立起一套能解决各自问题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