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论阴谋
深喉何在？
众所周知，关于9·11事件的真相，存在五花八门的阴谋论调。某些极端派（如宗教激进分子或新纳粹主义者）认为，这是犹太人策划的一场阴谋，因为在爆炸的头一天，“双子塔”内的所有犹太裔员工都被通知第二天不要来上班——然而，在那场惨剧中死亡的美籍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却有四百人之多；反小布什派则认为，该事件是由美国一手策划的，目的是要找到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借口；有人说制造该事件的是美国那些不干正事的情报机构；有人说罪魁祸首是宗教激进分子，但是美国政府一早就知晓该阴谋的详情，却并未加以阻止，只等事件发生便可一举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说起来倒与罗斯福的策略如出一辙：当年他早知日本将要偷袭珍珠港，却选择视而不见，听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到突袭，只为找到一个理由，名正言顺地攻打日本）；还有人认为该事件毫无疑问应归咎于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只是美国的相关国防机构反应太慢，行动太无能，才导致了惨剧的最终发生。上述所有派别，无论持哪种观点，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官方公布的事件经过是虚假、幼稚，且具有愚弄性的。
大家若对上述阴谋论感兴趣，可以去看看朱利耶托·基耶萨和罗贝托·维尼奥里编写的《零：为何9·11事件的官方声明纯属谎言？》（皮耶美出版社，2007）。该书收录了不少知名人士的观点，包括弗朗科·卡尔蒂尼、詹尼·瓦蒂莫、戈尔·维达尔、莉迪亚·拉维拉等，此外还有大量外国人士的撰文。
当然，若想看看其他人是如何唱反调的，也得感谢皮耶美出版社。该社秉承兼容并包的原则，于同年推出了另一部反阴谋论的作品：《9·11，不可能的阴谋》。该书的编者是马西莫·波利多罗，其中收录的文章亦不乏名家之作：皮耶尔乔治·奥迪弗雷迪、詹姆斯·兰迪等。该书也收录了我曾经发表于“密涅瓦火柴盒”专栏的一篇老文章——其主题并非专门针对9·11事件，而是探讨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阴谋综合征——对于我而言，这件事情既不会给我带来恶名，也不会增添我的美誉。我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偶然诞生的，因此，千百年来发生的那些给人类造成伤害和折磨的事件大部分也都是出于各种机缘巧合，从古代的特洛伊战争到今日的种种事件，大抵如此。或许是出于人之天性，或许是出于怀疑主义，或许是出于谨慎之心，我对各类阴谋论相当质疑。在我看来，身边的凡夫俗子实在不够聪明，没本事策划一桩完美的阴谋。当然——出于我的脾气，也出于难以抑制的冲动——我倒很愿意相信小布什和他的政府是无所不能的。
（由于篇幅限制）我在此不再重复各派的具体言论——每个人的观点看上去都挺有道理，我只想谈谈所谓“沉默的证据”。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用沉默的证据来驳斥那些质疑美国宇航员登月是电视假象的观点。假如美国的航天飞机不曾到达月球，那么肯定会有“某人”站出来监控这一事件，并毫不犹豫地将其公之于众，这个“某人”就是苏联人。然而，既然苏联人都没有说话，那么美国人曾经登陆月球这回事自然就是千真万确的，任何疑心都是多余的。
至于所谓“阴谋”和“秘密”，经验（和故事）告诉我们：一、若存在所谓秘密，哪怕最初只有一个人知道，也迟早会被此人泄露出去，很可能是跟自己的枕边人（只有天真的共济会会员和圣殿骑士团信徒才会相信秘密是必须被遵守的）；二、若存在所谓秘密，就必定会有一笔数量合理的钱财，保守秘密的人收下钱财，自然愿意把秘密透露出去（那个英国军官就是在收了大笔英镑之后，把他和戴安娜王妃的闺阁秘事抖了出去，倘若给出双倍的价格，估计还会有某位正人君子情愿公开他与戴安娜的婆婆之间的诸多隐情）。如今，若想袭击“双子塔”（埋炸药、通知空军不予干预、隐藏令人难堪的证据等），至少需要好几百号人参与。通常来说，这些事件的参与者绝不会是所谓的“正人君子”，因此，他们中不可能没有一个人不会为了一笔适量的钱财而透露整个计划。总之，这是一个缺少了“深喉”的故事。
二〇〇七年
阴谋和诡计
最近，凯特·塔克特的作品《阴谋、诡计、误导及其他令人不安的隐情》有了意大利文译本（卡斯特尔维奇出版社，2007）。阴谋综合征古已有之，关于该现象的最为精辟的哲学论述，莫过于卡尔·波普尔的一篇论文，该文收录于《猜想与反驳》（穆里诺出版社，1972）一书，就阴谋的社会学理论进行了探讨。“说起来，阴谋好似某种理论，但实际上，它比许多形式的有神论更为原始，与《荷马史诗》中的世界颇为相似。在荷马笔下，特洛伊平原上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对奥林匹斯山上错综复杂的权力纷争的一种反射。同样，关于阴谋的社会学理论不过是一种有神论，一种迷信，即所有的一切都有赖于神的兴致或意志。如今，这种迷信源于人类对神灵的信仰的削弱及其引发的困惑：‘谁取代了神？’是一批大权在握的人和团体——险恶的压迫团体，人们可以将经济大萧条和其他所有社会弊病统统推到他们身上……一旦阴谋派理论家掌权，他们将用阴谋论来解释一切真实事件。例如，希特勒上台时曾十分笃信锡安长老会的神话，便设法在他的反阴谋行动中表现得旗鼓相当。”
阴谋心理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那些关于恐怖事件的浅显解释令人们感到不满足，因而无法接受。不妨想想阿尔多·莫罗绑架事件发生后关于幕后老大的种种说法：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一群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怎么可能策划出一场如此完美的绑架事件？背后必定还隐藏着一个老奸巨猾的幕后老大。他们不会想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已经能够胜任企业管理、驾驶波音747飞机、发明全新的电子仪器。所以说，问题并不在于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何能够在法尼路成功地绑架莫罗，而在于他们是那些天天将幕后老大的传说挂在嘴边的人的子女。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阴谋的揣测会降低我们的责任感，因为这种论调总让我们认为，在令人担忧的事实背后隐藏着某个秘密，恰恰是这不可告人的秘密构成了对我们具有危害的阴谋。对阴谋的笃信与对奇迹般病愈的幻想十分相似，只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解释某事件的方式不是通过威胁，而是通过奇迹般的好运（波普尔认为，两者都源于人类对于神灵之诡计的信仰）。
幸亏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比阴谋和秘密更透明的了。一场卓有成效的阴谋迟早会造成某种后果，从而变成阳谋。同样，所谓秘密，早晚会被一系列类似于“深喉”的人物所泄露；不仅如此，无论这秘密关乎什么，只要它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某种神奇的配方或某种政治策略），就迟早会被曝光。那些无法见光的阴谋或秘密，只可能是徒劳无功的或空洞无物的秘密。倘若有人宣称自己知晓一个秘密，他的目的并不在于宣称自己有能力隐藏它，而在于让别人相信那个秘密的确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掌握在不信阴谋诡计的人手中的阴谋诡计，才能成为行之有效的武器。
格奥尔格·齐美尔曾就“秘密”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他这样写道：“秘密赐予掌握它的人一种与众不同的地位……秘密与秘密的内容是彻头彻尾、完完全全相互独立的，自以为独享某个秘密的人群越是广泛，该秘密就越是具有效力……对于不知晓秘密的人而言，‘出于本能的想象’和‘出于本能的害怕’相互交织，最终殊途同归：猜想使‘无知感’愈演愈烈，即使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摆在眼前，这种‘无知感’也无法消解。”
最终的结果是自相矛盾的：在每一桩假阴谋背后，或许都隐藏着某个人希望大家都信以为真的阴谋。
二〇〇七年
一个了不起的团体
每当我在专栏里谈到阴谋论这一话题，总会受到某些读者的愤然批驳，说许多事件的背后确实有阴谋。其实，这是不言自明的：任何一次政变，直至它发生的前一天，都是阴谋；无论是常年累月地损害公司利益，还是埋下炸弹一举炸毁地铁，都属于阴谋。阴谋常常存在，只是其中的一些胎死腹中，无人察觉，另一些则成功曝光。但无论属于哪一种类型，阴谋的最大特征往往在于其行动目的和影响范围的特定性。我所说的阴谋综合征是一种“宇宙阴谋论”思想（持有此种思想的甚至包括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神学理论），这种思想认为，对于所有人来说，历史上的所有事件都受到某个隐藏在阴影中的、神秘且唯一的力量的摆布。
波普尔将上述论调定义为阴谋综合征。关于这一现象，丹尼尔·派普斯也曾写过一部名为《历史的阴暗面》的论著，并于二〇〇五年由林道出版社译介成意大利文。二〇〇七年，该书的意大利文版正式发行，标题一针见血：《阴谋：妄想从何而来，何以猖狂》。可惜的是，这部作品并未在意大利引起重大反响。书的开头引用了克莱门斯·梅特涅在得知俄罗斯大使去世时所说的一句话：“他的动机何在？”
瞧瞧，阴谋综合征就是要用恶毒且隐秘设计的陷害来替代历史长河中的种种偶发因素。
大家似乎有理由担忧，我在用各种妄想的证据来批驳阴谋综合征，即我表现出了一种认为人人都患有阴谋综合征的妄想症。果真如此吗？只要上网随意搜索一番，便可打消此种顾虑。阴谋论者可谓成群结队，他们那些一本正经的胡思乱想有时真令人哭笑不得（当然，他们可不是为了搞笑）。前天，我偶然间在某网站看到了一篇长文：《耶稣会士股掌中的病态世界》，作者名叫若埃尔·拉布吕耶尔。正如标题所述，该文将世界上的所有事件（不仅是当代事件）都归咎于无所不在的耶稣会阴谋。
十九世纪，耶稣会士（从巴鲁埃尔神父到《天主教文明》杂志，再到布莱西安尼神父的小说）曾不遗余力地罗织“犹太人－共济会”阴谋论，如今他们成为自由派、马志尼派、共济会和反教会派的众矢之的，也算是他们的报应。上述派别发表了大量关于耶稣会阴谋的言论，然而，这些言论之所以得以广泛流传，却并非得益于某些宣传册和论著的出版——如帕斯卡的《致外省人信札》、温琴佐·乔贝尔蒂的《现代耶稣会士》以及托马斯·米什莱和埃德加·基内的文章，而是得益于欧仁·苏的小说《流浪的犹太人》和《人民的秘密》。
因此，无非是新瓶装旧酒，但拉布吕耶尔的网站的确令人们对于耶稣会士的疯狂猜想达到了历史新高。由于专栏文章的篇幅限制，我只能蜻蜓点水地略举一二事例，但拉布吕耶尔的阴谋论想象却如荷马史诗一般波澜壮阔：耶稣会士一直致力于组建具有世界性的政府，试图将教皇和欧洲的诸多君王都置于其掌控之下；通过臭名昭著的巴伐利亚光明会（作为由耶稣会一手炮制的机构，光明会后来被耶稣会宣布为共产主义组织），他们曾设计陷害许多妄图取缔耶稣会的君王；耶稣会士策划了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并借此机会通过受他们操纵的马耳他骑士团，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有三位世界上最为富有的犹太人丧生：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四世、本杰明·古根海姆、伊西·斯特劳斯，他们的死亡并非偶然，因为他们曾反对联邦储备银行的成立；耶稣会士通过联邦储备银行资助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使梵蒂冈成为其中唯一的获益者；说到肯尼迪遇刺事件（奥利弗·斯通显然是耶稣会的傀儡），假如我们没有忘记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由耶稣会按照依纳爵·罗耀拉的精神指引而组建的，就能知道耶稣会如何通过苏联的克格勃来操控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能进一步看穿刺杀肯尼迪的人就是阴谋导致泰坦尼克号沉船的人。
自然，所有的新纳粹分子和排犹主义者都是耶稣会士；尼克松和克林顿都曾受到耶稣会士的指使；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的元凶是耶稣会士；大肆煽动越南战争的红衣主教斯佩尔曼深受耶稣会的影响；耶稣会从联邦储备银行获利两亿两千万美元。此外，主业会也是耶稣会士通过马耳他骑士团操控的团体。
类似的阴谋数不胜数。现在，大家不用再好奇丹·布朗的小说为何能够畅销：耶稣会很有可能是他的幕后主使。
二〇〇八年
天晓得！
巫师、占卜师或星相学家常常使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表述方式。有人若是听他们说：“你是一个温和的人，同时也知道如何赢得他人的尊重。”一定会为这句话里的两种美德而沾沾自喜——尽管这两种品质并不兼容。巫师行业之所以欣欣向荣，原因大抵如此。至于那些预测某时某刻会发生某事的预言家们，他们的预言往往被事实毫不留情地证伪，他们又何以生存呢？
意大利超自然现象调查委员会（CICAP）每年都会定期对前一年发布的星相预测进行监测。
诺查丹玛斯的解读者卢奇亚诺·桑皮耶特罗预测了二〇〇九年的教皇遇刺事件；彼得·范伍德在《白上之黑》期刊上预言了（二〇〇九年）希腊、克罗地亚、印度尼西亚和阿姆斯特丹的地震——还好意大利不在名单之列。巫师奥特尔玛预测奥巴马将在秋天受到人身安全威胁。
女灵媒特奥多拉·斯坦凡诺瓦在Quotidianonet网站上预测所罗门·帕西将出任新一届北约秘书长；《黑胡子年鉴》预测中国将找到西藏问题的解决办法；乔凡尼·特拉菲利——“巫师强尼”（在《民族报》上）预测，三月份将有一场针对奥巴马的谋杀事件，且“该事件将是一场群体杀戮，某著名电视人将死于非难，全球体育界也将进行哀悼”。
关于意大利，女星相学家荷鲁斯（在《共和国报·周五特刊》上）预测，先前未能落实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将在年底付诸实施；路易莎·德·吉利（在Mediaset[71]的网络频道TG COM上）宣称，二〇〇九年六月底以前，立法部门将成功调和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星相学家毛罗·佩尔费迪（在《闲谈足球》中）预言，都灵队将以乙级球队的身份东山再起；女星相学家梅瑞迪斯·杜肯（在《晨报》网络版）预言，卡拉·布吕尼与萨科齐之间的爱情将无法维持到二〇〇九年九月。不过，她又补充说：“我也不能确认，我并非算命师。”幸亏如此！
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倘若医生一开处方，病人就一命呜呼，或律师一上法庭，官司必输无疑，这样的医生或律师肯定无人问津。然而，尽管人人都能在年底发现算命先生们的预言几乎无一言中，却仍然会在来年查阅星象手册或花钱请大师算命。显然，人们期待的并不是知晓什么，而是满足一种迷信的需求，尽管他们相信的全都是显而易见的胡言乱语。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神灵刺瞎了甘愿迷失的人们的双眼。说到底，巫师和星相学家的言谈举止与电视上的那些政治家如出一辙。
自然，星相学家会时不时地煞有介事一番，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能干这一行，去编一些程式化、规律化的预言：遭到宗教激进分子和恐怖分子袭击的指数很高；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日趋紧张；意大利一些商业丑闻曝光；罗科·布蒂利奥内虽可继续左右逢源，但步履维艰；对于韦尔特罗尼来说，前路将会荆棘密布；莱奥卢卡·奥兰多的处境还不算最糟；翁贝托·博西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除了时间之轮，无人能欺骗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兰贝托·迪尼的前路得边走边瞧（女星相学家安东尼娅·博诺米的妙语）；画龙点睛之笔出自巫师奥特尔玛：“停车位将一位难求。”
以下是超自然现象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消息：几年前在《毛里奇奥·科斯坦佐脱口秀》中让嘉宾与已故亲人通灵的女灵媒罗斯玛丽·阿尔提亚被女助理丹尼丝·霍尔窃取了二十万美元。这位女灵媒为何没能未卜先知呢？我不禁想起一个玩笑：若你看见一扇门，上头写着“算命”二字，你尽管敲门，屋里的人一定会问：“谁呀？”
二〇一〇年
别相信巧合
有人曾写道：“贝卢斯科尼的敌人曾经（现在亦然）有两个：共产党人和法官，且在前几次地方选举中，胜出的是一位（前）共产党人和（前）法官。”其他人则注意到，一九九一年，当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号召意大利人去海边度假，而不是去大选投票时，关于选举制度的全民公决大获成功，而克拉克西的仕途则从那时开始走上了下坡路。我们还能观察到其他类似的情况：一九九四年三月，贝卢斯科尼上台，同年十一月，波河、塔纳罗河及其他支流泛滥，导致库内奥、阿斯蒂和亚历山德里亚遭遇洪灾；二〇〇八年，贝卢斯科尼再度掌权，一年不到，拉奎拉省发生地震。
这些貌似有趣的巧合其实并没有任何依据（贝卢斯科尼与克拉克西之间的相似性除外）。然而，自古以来，无数妄想狂和阴谋论者就对猜测各类巧合乐此不疲。事实上，所谓巧合——尤其是与日期相关的巧合——怎样牵强附会都不为过。
对于9·11事件的众说纷纭可谓巧合猜测行为的集大成者。几年前，保罗·阿迪维西莫在《科学与超自然现象》上列举了一系列关于9·11事件的数字推论，我在此仅引述其中的一部分：纽约（New York City）这个词包含十一个字母；阿富汗（Afgannistan）也包含十一个字母；曾发出摧毁双子塔恐吓的恐怖分子拉姆辛·约瑟布（Ramsin Yuseb）的名字包含十一个字母；小布什（George W.Bush）包含十一个字母；“双子塔”的形状如同数字十一；纽约是美国的第十一个州；第一架撞上“双子塔”的飞机的航班号是十一；该航班载有九十二名乘客，九加二等于十一；第二架航班号为七十七的飞机也撞上了双子塔，机上共有六十五名乘客，六加五等于十一；日期“9·11”与美国的紧急呼救号码一致，三个数字之和等于十一；该劫机事件的死难者总数是二百五十四，个、十、百三位数之和等于十一；九月十一日是一年中的第二百五十四天，三位数之和等于十一。
可惜的是，纽约包含十一个字母的前提是加上城市（city）一词；阿富汗的确由十一个字母组成，可劫机者并非来自阿富汗，而是沙特阿拉伯；拉姆辛·约瑟布的姓名的确有十一个字母，但若在音译过程中将其姓名拼作“Yussef”，上述推测就无法成立；同样，若说小布什的姓名包含的字母数是十一，中间的名字必须用首字母缩写；“双子塔”形同十一，却也与罗马数字Ⅱ相似；航班号为七十七的那架飞机并没有撞上“双子塔”，而是撞上了五角大楼，且该架飞机上的乘客并非六十五人，而是五十九人；劫机事件死难者的总数不是二百五十四，而是二百六十五；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互联网上还有关于其他巧合的推测吗？林肯于一八四六年当选国会议员，肯尼迪于一九四六年当选国会议员；林肯于一八六〇年当选美国总统，肯尼迪于一九六〇年当选美国总统；两人的妻子都曾在居住白宫期间丧失一子；两人都于星期五被某南联邦杀手击中头部身亡；林肯的秘书名叫肯尼迪，肯尼迪的秘书名叫林肯；林肯的继任者名叫安德鲁·约翰逊，出生于一八〇八年，肯尼迪的继任者名叫林登·约翰逊，出生于一九〇八年。
刺杀林肯的凶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出生于一八三九年，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出生于一九三九年；林肯在福特剧院遇刺，肯尼迪在由福特公司生产的林肯轿车上遇刺。
刺杀林肯的凶手在剧院行刺后逃往一座仓库，刺杀肯尼迪的凶手在一座仓库开枪后逃往一家剧场。布斯和奥斯瓦尔德都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处死。
（多少有些恶俗的）压轴好戏到了：遇刺一周前，林肯在马里兰州的门罗（Monroe,Maryland），遇刺一周前，肯尼迪在玛丽莲·梦露（Monroe,Marilyn）那儿。
二〇一一年
关于阴谋的阴谋
马西莫·波利多罗是意大利超自然现象调查委员会和《质疑》杂志最为活跃的合作者。二〇一四年，他在皮耶美出版社出版了新作：《揭秘：秘密与阴谋之书》。此前，他已写过许多类似的文字，专门谈论那些在媒体上盛传，甚至被知名人士深信不疑的“无稽之谈”，这部作品便是其中的一本。根据我的猜测，波利多罗之所以会选择如此讨巧的标题，定是想吸引那些津津乐道于各种秘闻的读者的注意力。关于“秘密”，迈锡尼文字（线性文字B）破译专家约翰·查德威克曾说：“揭开秘密的欲望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本性。若是向某人许诺，让他知晓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即便是最不好奇的头脑，也会立刻兴趣盎然。”
毫无疑问，破译文字（在过去，对于某些人来说，此举是有意义的）与猜测“美国人是否登陆过月球”“9·11事件是否小布什甚至犹太人的阴谋”“达·芬奇密码是否真正存在”是有一定区别的。波利多罗针对的正是第二类人群，其目的并非单纯出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当然，这也无可厚非）：该书的文字亲切和婉，在读到每一个短小章节之初，读者心中总会充满揭秘的希望，但读到最后，便会发现无论是“肯尼迪遇刺始末”“希特勒的最终结局”“雷恩堡秘事”还是“耶稣的妻子抹大拉”，归根结底都是无稽之谈。
无稽之谈如何能够甚嚣尘上？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让人们误以为自己了解了其他人无从知晓的秘密。另有许多其他的原因，波利多罗参考了波普尔的社会阴谋论。此外，该书还援引了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观点，将精神病学理论置于社会层面，从而诠释人们为何对阴谋论如此热衷。这是两种不同层面的妄想。单个精神病人偏执地认为全世界都在针对自己进行阴谋陷害，执迷于妄想的社会群体则认为隐秘的权力机构在针对自己所属的人群、种族、宗教团体进行迫害。在我看来，执迷于妄想的社会群体比单个的精神病患者更具危险性，因为前者的疯狂涉及成百上千万人，煽动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对抗所谓阴谋。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当下世界的诸多问题，以及曾经发生的许多事件。
波利多罗还提到了帕索里尼的观点。帕索里尼认为，阴谋论会令人们忘记将猜测与事实进行比对，进而使人发狂。如今，我们对这满世界的阴谋论者已经麻木了：假如有人一口咬定美国人不曾登陆月球，那是他自己在犯傻。然而，丹尼尔·乔利和凯伦·道格拉斯的最新研究表明：“与长期接触反阴谋论信息的人相比，长期接触宣扬阴谋论信息的人会对政治感到懈怠。”事实上，假如一个人坚信世界的历史是被某些秘密团体所操控的（无论是光明会还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且这些秘密团体正在建立崭新的世界秩序，那么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只好听天由命，顾影自怜了。所以说，所有的阴谋论都在引导公众的想象力去关注那些虚拟的危险，却忽略了真实的隐忧。乔姆斯基（几乎是在设想一个针对阴谋论的阴谋）有言：“能够从关于假想阴谋的众说纷纭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正是那些表面上被阴谋论所伤害的机构。”换言之，假如有人猜测制造9·11事件的是小布什本人，说他想借此找到进军伊拉克的理由，那么为了证实这个猜测，他势必得胡思乱想出许多理由，却忽略了小布什干预伊拉克内政的真正手段和动机，也忽略了新保守派对他和他的政府产生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测，传播“小布什阴谋炸毁‘双子塔’”言论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小布什本人。好在我们并不是阴谋论者。
二〇一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