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社交网络的治理：个体、制度与国家

针对中国互联网治理中涌现的现实问题，本节就社交网络发展中为舆论所广泛关注的具体事例，对社交网络治理中的个体赋能与制度演变展开讨论。“网络暴力与未成年人安全”反映了当前网民尤其是未成年人在网络生活中面临的人身安全问题，相关治理举措应当立足于个体切实处境，防止侵害事件的发生与扩散；“网络实名制与隐私泄露”则揭示了社交网络发展过程中的信息不可控性，启示我们在制度层面认识到其中的潜在风险与相应的责任问题；“政务公开与舆论引导”从国家立场出发，旨在探讨新媒体对于改善政府行政水平的意义，现实中的社交网络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与把握舆情方面正发挥关键作用。

（一）网络暴力与未成年人安全

作为新的行为发生发展平台，社交网络空间展现出了与现实空间不同的特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行为表现。对个体的心理活动来说，网络空间的心理特性体现为基本的空间特性、时间特性、人机特性和自我特性，分别对应的就是其中的跨越性、非同步性、匿名性和去抑制性。这些新的特性是在网络环境下重新审视和分析人的行为结构的基点。网络的匿名性和去抑制性使得一些人在网络上发言变得口无遮拦，乱“喷”不喜欢的公众人物，不明真相地恶意评论、造谣，甚至损害别人名誉，给他人造成心理伤害。与现实生活中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同，网络世界的隐匿性，会让人们误认为网络暴力是一种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狂欢。虚拟身份犹如一张张面具，消解了现实的权威，人们不再被道德束缚，一言不合便出口不逊。2016年的“乔任梁自杀事件”更是把舆论的关注推向高潮。而不独在中国，网络暴力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201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每10个网民中就有4个人遭遇过某种形式的网络骚扰，近1/5互联网用户遭遇过严重的网络暴力，包括人身威胁、持续骚扰等。针对网络暴力的问题，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4年10月10日起正式施行，首次划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明确利用自媒体等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认定，以及如何对网络水军进行规制。

信息科技的发展助推了网络时代的到来，生产生活的需要刺激了网络自由的“膨胀”。在网络空间，每个人看似是言论自由者，不受身份、姓名、年龄、职业、时间和地点等任何限制，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传递自己的信息、发表自己的看法、转发别人的动态、评论时下的热点，“有网络就有自由”。我们不否认网络自由带给社会的经济效益、带给生活的方便快捷，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传播可以随心所欲。赋能理论认为，赋能（Empowerment）是一种个体或共同生活体不断增强掌控自我生活的历程，个体要发展对社会状况和政治世界多重复杂层面的批判意识与能力。赋能的目的是要借由社会中足以影响个人及社会团体的有力团体，用特殊的策略以减少、去除、抵抗和扭转由强势团体所赋予的负向价值。Fielding（1996）主张权力是一种“零和”（zero-sum）的概念，认为权力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关系，至少涉及两个人；个人或团体得到权力，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或团体失去权力。然而在当前的互联网生态中，国家与个人的零和博弈正面临新的挑战。现如今对于社交网络的治理，一方面在于个体在网络空间中对行动能力和信息赋能的综合把握，另一方面则在于国家与社会力量对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网络自由与网络责任的介入。

在网络暴力对于未成年人的伤害的问题上，这一观点具有积极意义。2017年1月，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19岁以下的网民已经达到1.7亿人，约占全体网民的23.4%，新增网民中45.8%为19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与此同时，未成年人首次接触网络的年龄也愈发呈现低龄化趋势。近些年来，网络未成年人保护正成为中国社会舆论所关注的重点。《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对待。”总体来看，当前的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防止具有暴力、色情内容的不良网络内容对未成年人的思想侵蚀与诱引；二是预防社交网络互动中的语言暴力的泛滥与流行，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的伤害。2015年，腾讯参与了儿童网络保护领域规格最高的国际会议——第二届WePROTECT儿童网络保护峰会，在主论坛分享了腾讯在儿童网络保护领域的经验积淀，还同Facebook、Google、Microsoft、Apple等17家企业共同签署了行业版的联合行动声明，表达对涉及网络安全的内容进行应对的决心。2017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宣布将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专门项目资金，用于帮助中国未成年人有效应对和防范网络风险，为其合理健康使用网络提供保障和技术支持。现如今，积极的社会力量逐渐参与到网络安全的维护上，与政府监管的配合一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网络实名制与隐私泄露

2016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信等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这被网友称为“网络实名制”。不能否定网络实名制政策的出发点在于维护网络安全、预防诸如互联网诈骗的网络犯罪。但与此同时，这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出于树立网民的责任和自律意识的目的，2011年12月，中国国内大城市也曾试行微博实名制；然而随着“黑客泄密门”爆发，十多家网站数千万用户账号泄露。有媒体称：“互联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人感到不安全。”针对韩国发生的大规模信息泄露，中国网民展开了对实名制的再思考。人们对于维护真实诚信的网络舆论环境，拥有广泛的社会共识。但相关学者也认为，实名制基本符合当前的中国网络现实，也不会造成社交网络发展滞缓，总体利大于弊，但需要切实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言论自由，国家对于社交媒体的监管，不能因噎废食（尹韵公等，2012）。在实行实名制的问题上，国家同样监管着社交网站行业，重视个人隐私泄露问题，预防网民受到犯罪行为的戕害。这种隐私问题包括，在社交网站没有提示用户揭露个人信息的危险性、隐私保护工具灵活度差、用户无法防止他人信息泄露以及社交网站能够无限制获取用户信息等四类。从预防的角度，社交网站的隐私风险则在于，他人获取自己的信息、发布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未经身份认证的人造访及经过认证的不法分子等四个方面缺乏有效的控制能力。

上述问题的症结在于网民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隐忧。隐私政策不仅仅是国家对于社交网络行业的规制要求，也关系到国内社交网络运营业者能否积极地利用网络技术、迎合国家治理与个人赋权两方面的需求，共同参与到互联网治理的过程中来。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比如针对个人信息泄露问题，Facebook提供了一项特殊的隐私设置，即当有用户上传他人照片并标记姓名时，Facebook将对被标记人发出信息提示，被标记的人有权对该照片进行处理。

隐私政策能让用户提升对于网站的信任感。Hoffman等认为信任可透过隐私保障有效的沟通，传达声誉与信誉和以往消费者知觉价值的有利经验（Hoffman, Novak and Peralta, 1999），另外有学者指出明确和可信的隐私政策会有助于市场营销，并在消费者中建立良好声誉（Schoenbachler & Gordon, 2002）。因此发展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可降低使用者的知觉风险，从而增强他们分享个人信息的意愿，并促进消费行为的产生。透过隐私政策可有效地沟通进而传达网站信誉、建立网站良好商誉，增加对网站的信任。现如今，在国内社交网站中个人隐私的维护也成为网络从业者在设计网站时所必须考虑的一环。隐私在社交网站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对社交网站的隐私政策能够影响用户对社交网站的持续参与意图。Boyd和Ellison则认为社交网站还需提供个人隐私工具及政策，保护个人的网络隐私（Boyd and Ellison, 2007）。他们提出了4个面向来区隔社交网络及其他计算机媒介通信（computer-mediate communication）：节点连接架构、个人档案、隐私政策及个人特性化工具。网站的隐私保护手段增加了互联网的应用模式，国内的微信、QQ、微博也都陆续具有了此类功能。由此，社交平台运营商彻底执行社交网站之隐私政策，具备完善的补救措施，有助于发挥社交网站的信息分享性以及空间可靠性，承担维护互联网健康环境的共同责任（Buchanan, Fitzgerald and Ketley, 2007）。

（三）政务公开与舆论引导

当前，社交网络的治理问题从国家与个人两个角度出发，各具鲜明的指向性。而从国家关注民意的层面，社交网络具有重要政治价值。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依法惩处传播有害信息的行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社交网络环境对受众的生活方式、环境认知、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着重要影响。其中，真正关键的其实不是社交网络科技本身，而是借助网络汹涌而出的民意。沟通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和风格的转变，还要让民意更加顺畅地表达。当前政府尤其重视完善新闻发布及信息公开制度，健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应对机制的建设。通过适时发挥社交网络的力量，有助于把握舆论主导权。

一方面，同个体层面对于隐私泄露的维护一样，国家层面如何营造积极向上的民意环境也是当前社交网络治理的难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参政议政权需要政府公开信息这一举措来保障。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逐渐提高，做好政府信息公正、客观的公开，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当务之急。政府信息公开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诚信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政府，有效引导舆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维持社会安定，在危机事件、突发事件与群体事件发生时，政府及时公开信息可以让公众对事态有更全面的了解，并有效防止谣言传播。它还有利于惩治腐败，把信息放在公众监督下，消除“暗箱操作”，更好地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近年来，虽然一些地方和部门初步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积极开展网上办公，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网上服务事项不全、信息共享程度低、可办理率不高、企业和群众办事仍然不便等问题，同时还有不少地方和部门尚未开展此项工作。为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切实提高政务服务质量与实效，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2017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公开政务服务事项，政务服务标准化、网络化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底前，实现互联网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让政府服务更聪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

另一方面，面对当前社交网络平台的民意形式，正确引导舆论则是营造良好民意环境的一体两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可以看出，网络舆论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部分，并定位为长期工作。网络舆论引导作为工作重点，强化党的舆论阵地意识，类似于打击网络谣言、打击违法违规网络大V、网络实名制和内容生产准入制等措施将会长期实行（李彪，2015）。在新媒体环境中，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和传播可为公众带来高质、准确、快捷的信息，能有效降低公众办事的盲目性，减少服务成本；政府信息公开还可提供全方位全覆盖的信息服务平台，促进电子政府的建设。2013年6月与201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最高人民法院开通腾讯微博，各省市区政府也纷纷开通官方微博，通过这个平台发布政府信息，和网民及其他媒体互动，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事实表明，新媒体在政府信息公开和舆情引导工作中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