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崛起

文 Mark Harrison and Debin Ma 编译 熊爱宗

我们正见证历史反转，21世纪第一次，中国的实际平均收入水平已经超过原苏联国家。中国经济崛起也令西方瞠目，主要发达经济体都被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所困扰，中国经济崛起则值得期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2020年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

中国在20世纪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数十年的国内外战争导致数百万人丧生，并导致国家贫困。战争胜利之后，也并非一帆风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超过30年。

中国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来自其多形式的组织体系，中国的省级结构类似于公司的多形式组织，其包括多个自我控制且相互竞争的部门，每个部门都包含互补性功能，其管理表现都可以被测度。每个省级单位的财政和经济资源都是分散的，整个国家表现为一个多形式的等级结构。

经济是分权的，但是政治上却高度集中。因此，党中央可以通过考察各省领导人管理经济的情况，来决定其任免和晋升，这就给予各省领导人极大的动力来实现各省的目标，例如GDP增长与税收。

因此，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通过竞争提高了中国制度创新能力，其特色是补充和促进了私人部门的发展，从而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同时，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还鼓励省级之间在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展开竞争，并促进中国长期经济繁荣。

中国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可以复制吗？

中国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成功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有些是中国特有的，有些是历史条件使然，有些是偶然因素，这些都成为最终成功的组成元素。

中国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来说未必适用。中国拥有13亿人口，印度是唯一一个在人口规模上可以支撑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运行的国家，但是多党民主制政体使得其无法实行政治集权。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的人口规模只比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1/3多一些，更不用说今天，因此，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在这些国家也不适用，对于亚洲、非洲、拉美等众多小型新兴经济体似乎更不可行。

特定的历史因素和经济体规模也是成功实行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的关键因素。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虽然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同时也极力确保政治稳定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二者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在韩国，受日本模式影响，主要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而在中国台湾，主要是中小企业驱动经济增长。

因此，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是中国特定历史和国家规模的特定产品。政治体制并不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充分条件。

中国改革的风险

中国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允许省级领导人充分竞争以促进私人部门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这种竞争有利于打破持续改革的阻力。但是仍面临着一些风险。

第一，缺乏政府问责制。近年来，中国人口的经济福祉往往以GDP来衡量，但是GDP和社会福利并不是完美相关的。过分强调市场产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军事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支出过多，以及权力的滥用和社会不满的上升。由于社会下层代表性不足，未来中国经济将会面临更大困难。

第二，缺乏政策改革的动力。持续的政策改革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到目前为止提供了持续政策改革的动力，但是这种改革的内在机制还很脆弱。经济发展建立了现有利益集团的潜在联盟，这成为未来持续改革的阻力。

随着一国跨入中等收入行列，领导人是否会基于国家利益停止追求改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将会停滞。中国目前面临两个陷阱：一个是自满陷阱，另一个是冲突陷阱。

自满陷阱是指中国跨入中等收入行列后，当权者对现有局面感到满意，不愿意冒继续推进改革的风险，苏联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之下即是如此。

冲突陷阱是指处在民主转型边缘的政府在外来势力影响下导致国家重构。目前，中国领导人已经越来越多通过民族主义宣传来应对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这一策略有利于增加政府合法性，但是却增加了外部冲突的风险，在外交和与邻国的经济合作中产生不稳定结果。

本文原题名为“Soaring Dragon, Stumbling Bear: China's Rise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本文作者Mark Harrison为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教授，Debin Ma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史高级讲师。本文于2012年3月刊于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