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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自从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创新始终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科技进步、企业成长的源泉。一个企业创新能力的强弱与其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强弱是其增强国力的根本所在。实现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18世纪古典经济学派强调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经济发展并非人为因素能够操纵,而是由市场机制即一双“看不见的手”主导。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在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运用公共政策加以矫正。汉密尔顿(Hamilton)(1971)认为政府不仅可以改变经济体制的性质,还可以利用政策执行提升国家经济体系的地位。1982年Rothwell和Zegveld提出政府主导进行的科技活动不但有助于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也是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可见,政府科技创新措施对于国家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重视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与产业发展的关联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弗里曼(C. Freeman, 1987)、伦德威尔(Lundvall, 1988)、纳尔森和温特(R. Nelson and S. Winter, 1988)、佩特尔(Patel)和帕维蒂(Pavitt)(1994)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相继对技术创新与制度、政策环境的关系做了研究,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和理论。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研究也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研究的课题和制定政策的依据。
1990年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钻石模型”,认为国家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国家不但影响企业所做的决策,而且是创造并延续生产与技术发展的核心。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地位的原因,应包括生产因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援性产业及企业策略、企业结构和竞争程度这四项环境因素。而企业的成长除了本身的战略和努力外,也需要国家整体环境的配合。如欧盟为了对技术创新进行大力支持,早在1985年7月就瞄准世界最先进技术,启动了世界知名的“尤里卡计划”。美国政府在1993年也提出了建立“全国信息高速公路”的战略规划,建立国家保护知识产权体系,对教育、医疗保健等领域的一些重大创新项目组织实施。日本政府确定了“以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同时制定了《国家产业技术战略》。
1997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包括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广义的国家创新体系还包括政府部门、中介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和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等。国家创新体系可分为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四大系统。其中知识创新是支撑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知识传播系统为企业培养和输送高素质人才,知识应用系统促使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转变成现实生产力。四个系统各有重点,相互交叉,互相支持,是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该报告受到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江泽民对报告做出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真正搞出中国的创新体系。其后中央做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中国科学院先走一步、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重大决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和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突出强调了制订“十一五”规划要坚持自主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6年1月9日至11日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部署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会议明确提出:需要加强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任务,并提出将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会议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为此,对创新本身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研究人员的重要议题之一。
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明确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和竞争主体的企业,是创新动力和创新成果的重要来源。然而,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明显不足,研发投入低,大量关键和核心技术要严重依赖进口。创新型国家有三个指标,一是研发投入要占GDP的比重2.5%以上;二是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70%以上贡献率;三是技术对外依存度一般不超过30%。反观中国,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9%;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60年最高,为2.32%,然后逐年下降,1998年为0.69%,到2000年后有所回升,2005年为1.34%;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美国、日本只有约5%);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固定资产投资约40%用于设备投资,其中超过60%的关键技术需要依靠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关键设备基本上依赖进口。科技瓶颈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已影响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参与国际分工,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的增加,中国企业长期在全球价值分配系统中处于低端产品制造环节的深层矛盾显现出来。事实上,无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靠拼资源、辛勤劳动已经很难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拥有竞争优势,才是中国加快实施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采取的路线。
企业创新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原动力,但事实上,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投资大的特性,而在全球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创新研发的回报率又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产业更是如此。因此,政府更有必要适时地介入。根据先进国家的经验,最有利于研发创新的条件为:开放的民主法治社会、良好的国家创新体系和政府适时的奖励措施,通过各方面政策的配合,才能确保研发创新活动的持续进行。
在我国,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从1999年开始,企业取代科研机构成为主要的研发投入主体。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生产能力和产业规模取得明显的持续发展。但是,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创新能力直接决定国家创新能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主要任务。我国部分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也产生了忽视持续思维创新及惰性的现象,已经拥有一定技术能力的企业则容易产生技术刚性,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操作灵活性,这就要求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因为技术研发是提升技术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最直接途径。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的“制造大国”,却不是“创造强国”。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关注的焦点。企业作为创新行为主体,其创新能力的提升成为关键。
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其是否构建一个完整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国家创新体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和社会经济效益,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在创新的相关研究中,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已被广泛接受,并用于解释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创新活动。国内学者对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集中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理解上,以及如何构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侧重于国家政策环境、科技制度等对提高整体创新能力作用的研究以及制度安排和创新体系内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上。但在已有的研究中多数还局限于对国家创新体系或企业创新能力的单独研究,或是仅仅从企业的角度来研究企业创新能力问题,而从国家创新体系的高度来探讨其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创新体系在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方面的作用,本书将尝试根据OECD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与架构,就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从而为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和借鉴参考。
二 研究意义
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背景下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增长,国家制度安排成为学术界和管理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对于一个国家维持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创新是科技进步、企业成长的源泉,是实现经济转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综观国内外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不难发现,大部分研究还停留在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组织结构、要素构成及功能分析、框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国家间的案例比较研究上。而在国家创新体系内,更重要的是各种要素、组织机构和关键因素之间彼此所产生的交互作用。而现有文献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和要素研究的多,但对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并不多见,同时有效的实证、定量研究成果比较缺乏。体系是由要素及其关系组成的一个整体;缺乏对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就不可能完整地把握体系的状态和运行。已有一些关于要素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另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也主要停留在比较的表层,尚未进入机理分析的纵深层次。以企业创新能力综合测度比较和影响因素分析为主的现有研究,难以系统地回答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问题。因此也就难以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针对性调整提供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在此背景下,本书选择国家创新体系及其最为重要的创新主体——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渊源入手,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研究国家创新体系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揭示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对于丰富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理论内涵,深化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科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