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评述

一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综述

自从熊彼特20世纪初提出创新概念以后，创新观念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已成为现代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主要理论。

1．国外有关创新及创新体系的研究

创新理论的研究始于古典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创新概念。他对创新的解释是：把原来的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改变其产业功能，以满足市场的需要，从而创造利润。创新是把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并通过市场获取潜在的利润的活动和过程。创新是利用资源改变生产来满足市场的需要，而原来均衡的经济状况会因创新而改变，产生脱离均衡的移动，整个经济日趋兴盛，是经济成长的动力。创新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不是一个技术范畴，它是指将已发明创造的科学技术引入生产经营过程，形成新的生产优势，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熊彼特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每次创新，既是对新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又是对旧的资本的破坏，就是在这种一次次的“毁灭-创造”过程中，推动着经济持续向前发展。

在熊彼特之后，创新理论出现了两个分支流派：一是以曼斯菲尔德（Mansfield）、施瓦茨（Schwartz）、纳尔森（Nelson）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学派，他们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从技术扩散、转移和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技术创新进行深入研究。侧重研究技术创新动力、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技术创新扩散、创新周期等模型。

我国著名的技术创新专家傅家骥从微观的视角探讨了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技术创新扩散理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和技术创新政策等；柳卸林（1993）则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技术创新的过程、机制，技术创新和市场结构，企业、产业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等；许庆瑞、吴贵生（2000）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机理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陈劲等在技术创新扩散、自主性技术创新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另一个是制度创新学派的代表，道格拉斯·诺斯（Daoglass. C. North）和戴维斯等。他们通过研究制度因素与企业技术创新、经济效益间的关系，并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得出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强调对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所进行的研究，他们认为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起决定性作用，但他们也不否认通过技术创新改变制度的安排，以形成对成本和收益的影响，他们认为技术创新既可以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又可以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建立复杂的经济组织和股份公司会变得更为有利可图。

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以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和理查德·纳尔森（Richard Nelson）为代表的国家创新体系学派逐渐形成的。

施姆克勒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对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强调推动技术创新关键性力量是市场要求。但是，这些研究在强调创新活动作为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的共性的同时，却忽略了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等国家专有因素的影响，即创新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经济过程或经济-技术过程，更多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弗里曼、纳尔森以及伦德威尔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强调李斯特的传统，重视国家专有因素在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将熊彼特的理论体系与李斯特的观点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促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出现。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以下理论的基础上。①新成长理论：强调知识为驱动经济成长的主要力量；②新制度学派：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与制度如何影响创新机制的运作；③演化学派：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演化过程；④产业组织理论：有越来越多的厂商从事共同研发活动，愿意与其他厂商、研究机构合作，与外界互动交流，以快速获取其所需要的知识，或是借助于合作活动有效降低研发费用，分担创新风险，共享研发资源。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英国的弗里曼和美国的纳尔森为代表的制度学派，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制度，制度架构决定了创新体系的效率；二是以伦德威尔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学派，认为生产者与使用者的互动是技术创新的激励因子，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行为者。

弗里曼在对一些大企业的研究与开发（R&D）调研之后得出，推动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是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网络推动着新技术的产生、传播或引进。这些制度网络不仅包括直接的R&D活动，而且还包括国家范围内各种创新资源的管理和组织方式，如R&D津贴、税补、补贴政策、科技教育、专利政策等，因此，政府在引导创新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进入20世纪70年代，冯·希伯尔、吉尔等经济学家也对创新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冯·希伯尔主要研究发生在企业之间的互相作用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吉尔讨论了创新过程中的体制性质问题，提出了“技术体制”的概念；罗森伯格和马威利着重研究了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尼尔森等学者将国家与创新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国家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主要提供者，是工业发展中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国家参与知识创新的手段包括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国家协调、R&D基金、知识的公共积累等，他说：“国家创新体系从制度上说是很复杂的，涉及制度要素和民营企业，既包括致力于为大众提供技术知识的大学，又包括政府的资金与计划。”。

1982年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出版了《工业创新经济学》一书，提出工业创新体系的概念，指出创新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创新的某一个方面，更强调创新是一个系统，是各种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1985年，丹麦经济学家伦德威尔也提出了“创新体系”的概念，伦德威尔认为，国民经济中体制要素比跨国间的要素更重要。企业间的交互作用——使用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相作用，在一国国境内技术流动与发展过程中，比国家间的互相作用更加频繁。

但是直到1987年，弗里曼才在其分析日本经济绩效的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中，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给予最早的描述。弗里曼在研究日本企业创新时发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几十年，依靠技术创新，配合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使国家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而成为经济强国。在比较分析了英、美、德、日等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后，认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之所以保持强盛，不仅仅是依靠技术创新，还深受许多制度、组织创新的影响，是一种国家创新体系演进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家经济的追逐、跨越、发展，仅仅依靠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不够的，政府必须提供公共产品，从长远、动态视野寻求最佳的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研究，他提出政府政策、企业研发、教育及职业培训系统和产业结构是影响创新的关键机构。它们彼此间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他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就是激发、引导、修改与扩散技术等有关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组成的网络，这些网络间的活动和相互影响促成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他所提出的创新体系理论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技术创新及其之间关系的分析，特别强调国家所有权因素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并且会成为重要因素。

1992年，弗里曼对国家创新体系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与新产品引入、扩散相关的机构。而后者则仅指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美国经济学家纳尔森出版的《国家创新体系：一个比较研究》一书中，比较分析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实施政府补贴和金融创新政策的国家创新体系，认为“一系列制度的互相作用决定了一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技术的多元结构”，因为现代国家的创新体系既有各种制度性因素、技术因素，致力于技术知识的大学，又有规划机构和政府性基金。其中，厂商创新体系的核心部分，可以相互竞争和相互合作。纳尔森认为由于国家有不同的历史、种族和文化背景，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使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特点。国家创新体系并不像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一样具有普遍性，而是有其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在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上，更加显示出其重要性。民族性格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国家体制；在不同国家的影响下，会出现不同的创新模式。创新模式间的差异，是纳尔森想要研究的问题。他的国家创新体系主要是比较各种国家创新体系运作模式的差异及影响。他强调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并不是形成一个普遍性的理论，而是要提供一种研究方法以探讨各个国家在科技发展中的差异。研究表明，国家创新体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没有统一的模式可言。由于纳尔森的研究侧重制度研究，所以一般把他称作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学派。纳尔森的贡献在于他的研究结合了技术创新概念以及国家角色的概念，将技术的创新发展置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优先地位，而不再强调经济学理论中生产要素的重要性。由于他较为强调宏观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对于制度如何通过互动模式促进经济发展则较少讨论。而伦德威尔则从微观上探讨创新机制是如何发挥成效的。

纳尔森认为虽然科技的流动是跨国性的，但是产生科技创新的机制仍是受限于国家范围内的，所谓科技创新机制，包括国家研究机构、教育系统、金融系统、企业、政府和经济政策。而运作过程必须在政府的体制下才得以实现。因而纳尔森强调国家对创新的重要性，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制度的设计与功能是决定创新体系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纳尔森认为我们不应只将观察的重点限制于企业或从事高级科学研究的机构上，而应该广泛关注影响国家科技能力的相关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纳尔森强调创新若要发挥其作用，就必须使用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因为通过有制度的创新体系，可以将原本只是个别的创新行为变成一种有外衣作用的组织创新。

与纳尔森不同，伦德威尔从微观的角度来探讨创新如何发挥作用。1992年他对国家创新体系给出定义：在生产、扩散和使用新的和经济上有用的知识过程中，各种成分和关系的相互作用，并根植于一国疆界之内。技术创新就是用户和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其中心活动就是学习。伦德威尔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厂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一个经济的技术基础迅速变化的时期，已经建立企业的有组织的、制度化的现状可能对完全潜在的新技术的开发是最大的障碍。在这种时期内，社会创新对国家发展来说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

伦德威尔认为，创新体系中的核心活动是学习，学习是一种社会活动。他强调了“学习”在创新中的重要性。在组织中，互动学习以及企业家是创新的基础，渐进、累积的过程则是创新的本质，学习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使使用者-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两者间的关系涉及生产创新的结果。伦德威尔对国家创新体系最重要的后续研究是区分狭义和广义的概念。认为前者包括“参与研究的组织和机构”，如研发部门、大学和技术机构；后者则是指“凡与生产、营销、财务系统间发生影响的学习、搜索有关的经济结构、制度环境的所有相关系统”。

1997年，OECD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把NIS的定义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各种机构形成的网络，一个国家知识扩散和技术能力由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并且影响着国家的创新表现”。1997年OECD又指出：“企业创新获取的外部知识，主要来源于其他企业、公共或私人的研究部门、大学和中介服务机构。”因此，创新体系的主要机构包括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中介服务机构。创新被置于经济发展过程的中心，集中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所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取得的差异，着重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研究不同的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差异，并特别注意国家这一特定因素对于技术变迁和发展过程的重大影响，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的根本差异所在。该研究引进“网络”和“系统”的概念，进一步阐述伦德威尔的构想，使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更具有政策意义，企业之间的互动是抽象互动的具体化，还可以表现为人员之间和公私部门之间的互动。另外，OECD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除了注重技术创新，还要关注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和知识对经济的作用。

帕维蒂（Pavltti）和佩特尔（Patel）（1994）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帮助一国针对国内所需求的技术来进行投资，因为传统的技术进步理论是强调自由贸易将有助于技术在国家间的扩散，进而使后进国家可追赶上先进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由贸易反而促进彼此间差距加大，所以帕维蒂、佩特尔把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一个国家决定技术研究的方向和速度的国家体制、奖励结构和竞争力。NIS中的制度主体是指：①提供基础研究，培训的大学及相关机构；②投资创新的企业；③提供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公众和私营部门；④促进技术进步的政府、金融机构。

1998年，帕维蒂和佩特尔对359家大的跨国公司进行了系统分析。这359家跨国大企业都是《财富》杂志所列前500强企业中在20世纪90年代技术活动最活跃的企业。通过研究得出，研究开发的国际化引发了创新的国际化，即在创新中国家边界正在被打破。知识及创新在跨国界之间的流动有时比在国内流动更重要。

艾昆斯特（Edquist）（1997）出版了《创新体系：技术、制度和组织》一书。艾昆斯特更关注创新、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这些问题在创新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1999年他将创新体系作为一个进化系统来处理，把制度因素和学习过程摆在突出的地位加以考虑，这种研究对于企业战略和公共政策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学者波特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架构，他认为国家的竞争力是建立在产业优势上的，国家的角色不在于直接介入产业的发展，而应该是塑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协助产业的发展。因此在他的体系架构中四个主要因素都受到政府的影响。通过政府补贴，可以对生产要素条件产生影响，也可以通过政府的采购影响国内的需求。

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大部分是采用理论演绎和案例研究的方法。随着各国政府及学者、国际组织越来越重视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其研究范围和内容已经不只侧重于概念的描述和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简单框架了，Lundvall, Tomlinson（2000）、W. Nasierowski, F. J. Arcelus（2003）、Robert Kaiser, Heiko Prange（2004）、Jeong-dong Lee, Chansoo Park（2006）、Fu-Sheng Tsai, Linda H. Y. Hsieh, Shih-Chieh Fang, Julia L. Lin（2008）、Mark Dodgsona, John Mathewsb, Tim Kastelle, Mei—Chih Huc（2008）、Jan Fagerberg, Martin Srho1ec（2008）等为了开辟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将研究扩展到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变性质，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成功因素，国家创新体系和企业孵化，共同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重建经济发展与创新体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上。

2．国内有关创新体系的研究

自1995年我国引入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相继涌现出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国家科委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对中国科技现状、中国科技改革十年做出评价。在《十年改革：中国科技政策》报告中明确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并将此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研究提出的第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认为在国家创新体系当中，政府的核心职能是：制定规章制度、制定政策和分配资源；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包括：金融功能、业务功能、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职能、基础设施功能。同时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边界，列举的国家创新体系相关的机构名单包括决策、科研、技术开发、投资、立法机构。1995年，齐建国教授率先运用NIS理论分析我国宏观经济体制问题，在《技术创新——国家系统的改革与重组》中，他提出应该将国家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综合技术创新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国家的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快慢又取决于经济体制，国家没有高效率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就不能推动经济从粗放型、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

刘洪涛（1997）在《国家创新体系（NIS）理论与中国技术创新模式的实证研究》论文中首先对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国家创新系统行为主体和系统网络相结合，考察了创新活动的每一个阶段的行为，提出了“从微观到宏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构建国家创新系统模型，该系统是由工业学校，搜索系统，探测系统和选择系统四个子系统组成，各个系统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1997年7月，在“第二届中国、韩国工业技术政策研讨会——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上，吴贵生、谢伟发表“国家创新体系要素、功能和影响”一文，文中系统阐述了创新的概念、要素与功能和影响，认为创新不仅包括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即“硬件”，它也包括创新行为主体每个联系环节上的影响因素、引导创新行为主体活动的环境政策，即“软件”。中国科学院1997年9月提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建议开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工作。

1998年，石定寰、柳卸林发表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课题研究中期报告。将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分为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及大学、配套支撑服务体系四要素和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结论是，国家创新体系要以制度建设、政策支持与环境建设为主线，以提高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创新能力为重点，终极目标是提高国家创新能力。

王春法（1998）认为，伦德威尔的国家创新体系贡献有两点：一是提出可以使使用者-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通过微观的途径来观察国家创新体系内互动学习的效果；二是说明了国家疆界对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他认为NIS的核心内容就是科技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及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为基础，形成技术、科学、知识在全社会范围内循环流转和应用的良性机制。围绕着科学技术发展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网络机制，在网络机制下，国家创新体系表现为一国境内不同企业、政府机构和大学之间发展、保护、支持和调控的相互作用。而且各种不同的创新行为主体也进行着各不相同的新技术、法律、商业、社会和财政活动。

在《创新与未来——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中，路甬祥（1998）通过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历程的回顾，提炼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提出知识创新体系（以R&D机构和大学为核心）、技术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和知识传播体系（以大学教育和职业培训系统为核心）和知识应用体系（以社会和企业为核心）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

石定环和柳御林（1999）等出版了《国家创新体系：现状与未来》一书，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由来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机构、制度、政策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国家创新体系结构”作了比较详细的评述，并用一个指标体系，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知识流动效率进行了初步评估。

受国家科技部委托，冯之浚（1999）组织中国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做了题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与政策”的研究，重点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专项论述。

张凤和何传启（1999）出版了《国家创新体系——第二次现代化的发动机》一书。系统阐述了国家创新体系演化和理论基础，分析了知识文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提出了完善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和措施建议。书中对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行为、作用和相互关系作了系统分析，还介绍了地区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中介服务机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胡志坚（2000）出版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分析与国际比较》一书。介绍了创新理论及其发展脉络，阐述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从技术、制度、组织等角度对于创新的认识，以及国家创新体系思想产生的内涵和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还特别强调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对于指导提高我国整体创新能力并制定相应政策的意义，同时还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我国整体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体系效率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探讨了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王春法（2003）出版了《主要发达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一书，书中主要围绕着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案例与趋势三个问题展开分析。探讨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沿革及其本质内涵，特别是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八个基本假定。在案例分析中，主要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四个当代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发达国家中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对其主要构成部分与相互关系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趋势方面着重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以及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专有因素问题。

国内大批学者对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研究思路上，大抵围绕着弗里曼和纳尔森的路径，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成、功能、各主体的角色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国内学者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本质内涵，是科学技术知识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循环流转及其应用。国家显示此循环流转主要发生在一国的疆界之内；体系表示其涉及复杂的制度安排。所谓国家创新体系就是一个国家里有关科学技术知识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循环流转的制度安排。所谓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主要是指参与科学技术知识循环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架构。核心架构则为科学技术的生产者、使用者和扩散者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根据OECD的视角，国家创新体系的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行为主体如何相互连接形成一个知识流动和使用的组合。这些知识的流动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是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和它们之间非正式的相互作用；第二是企业、研究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合作研究、专利共享、合作出版；第三是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包括新技术的工业用途，使用新的设备和其他途径传播；第四是流动的人员，主要是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内和之间的人员和他们的知识的流动，这是知识转移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企业创新能力研究综述

作为NIS研究的核心，企业创新能力研究是内生增长理论、竞争力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在创新研究中的应用。我国著名技术创新专家傅家骥、许庆瑞、吴贵生等针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机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陈劲、魏江做了自主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协同、技术创新扩散等方面的系统研究。企业创新能力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文献研究表明：对企业创新能力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的论述、构成要素和创新能力的评价研究上。在国外，学者多从宏观层面对创新能力进行研究，而在国内则多从微观层面对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1．企业创新能力的概念界定

Bums和Stalker（1961）首次提出创新能力的概念，认为创新能力是组织成功采纳或实施新思想、新工艺以及新产品的能力。Meyer和Utterback（1993）认为企业技术核心能力是企业研究开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的系统整合。Santomero和Trester（1998）认为创新能力就是突破既定模式以克服大范围的社会、文化障碍，将新事物予以引进。Cervants（1997）指出在全球经济竞争情况下，就企业、国家而言，创新能力是使其得以适应新限制及掌握新机会的决定性因子。德鲁克（Drucker）主张现代企业需要具备的创新能力为：①不断发展或改善现有的工作流程，使产品或服务能得以改善；经历改善以后，这些新产品或服务能于二三年内在市场上具有持续竞争力；②组织应能活用从内部学习或从外部吸收的新知识，在现有的产品或技术的基础上，研发下一代新产品；③组织应具备创新流程系统，有不断的创新、消化、再创新的流程。Barton（1992）关于技术创新能力的观点，可以理解为企业的核心技术系统、管理系统、掌握专业知识的人和企业的价值观点。Burgelman（1998）认为企业创新能力是支持企业创新战略的一系列综合功能，包括资源的使用和分配的技术开发能力、技术与行业发展的理解能力、战略管理能力、结构和文化条件、战略管理能力。Richard（2006）指出，企业的创新能力指企业产生新思想并将其市场化的能力，由内部资源、管理水平、市场竞争等多方面因素决定，需要较高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Larry E. Westphal（1981）认为，创新能力是适应能力、组织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信息获得能力的综合；Muller（1984）提出创新能力包括改进生产技术、产品开发、生产、储备和组织能力的综合。Burgelman和Maidique（1988）认为，企业创新能力是组织支持创新策略一系列的综合特征。它包括分配的资源、产业、技术发展、结构和文化条件、战略管理能力的认识。该定义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作了分解，但是过于抽象笼统，除了技术创新能力外，没有包括制度创新能力、文化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另外，Fansman、Dore、Desai、Steward、Katz等学者对企业创新能力也作了深入的研究。

2．企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人们对创新理论及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学者开始对创新成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高建（1996）通过对我国1051家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调查分析指出，影响我国企业创新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不同的类型，内部因素包括：高级领导层的支持，研发、销售和生产部门的合作，技术领先的能力，合理的制度。而外部因素包括：消费者或供应商的合作和支持，政府的支持，与科研机构、高校的合作，获得服务和与其他公司的合作等。方新（1997）通过对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调查问卷分析，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阻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三个主要因素：缺乏资金、缺乏市场信息和人才缺乏。陈铁军（2005）从技术创新过程入手，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分解，找出创新管理能力、企业家能力、研究开发与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四个关键的维度。华斌、温鹏飞（2007）在总结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基础上，主要从信息、知识、组织、技术、外部环境与制度、教育培训和国家创新六方面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3．企业创新能力的测度与评价

关于创新能力测度与评价的研究有许多，形成各种评价指标体系，并用功效系数法、灰色理论、综合指数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等方法进行多目标评价，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OECD（2004）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调查中确定了六个主要方面的指标，可以反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即发展战略、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创新扩散、创新信息来源和创新的阻碍因素、创新当中政府起到的作用。魏江、许庆瑞（1995）提出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度量指标，并从创新R&D能力、决策能力、营销能力、生产能力和组织能力五个方面对企业创新能力作出评价。

加拿大专家采用创新人才的投入占从业人数的比例、非专业人员的创新投入占从业人数的百分比、创新资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非专门的创新资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专业人员的创新投资占从业人数的比例、专业创新资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出口销售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和企业创新趋势8个指标对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傅家骥等人（1998）从技术创新资源投入与产出涉及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R&D能力、制造能力、营销能力、创新倾向六个指标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这六个指标又进一步细分出可以具体操作的指标。创新资源投入能力下设了R&D投入强度、R&D人员素质及数量强度、非R&D投入强度这三个指标。研究开发能力包括专利拥有数、自主创新产品率、对引进技术的改进。创新倾向包括每千人创新数量、创新频率。创新管理能力进一步划分为创新战略及创新机制。制造能力包括设备装备水平、现代制造技术采用率、引进技术达产率、工人技术等级及工作质量、计量测试和标准化水平。营销能力包括分销网络、营销体制的适合度、市场研究水平、对顾客的了解程度。

唐炎钊、邹珊刚（1999）提出了多层灰色评价方法，并从创新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研究开发能力、产品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等方面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研究方法和依据更加完善。

马胜杰（2002）采用专家评分法，选择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实施能力、创新实现能力、创新管理能力，以及创新核心能力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

王立新等（2006）按照层次分析法原理建立了企业创新能力综合评估的指标体系，继而提出了基于BP神经网络的企业创新能力评估模型，这为企业科学地进行创新能力评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赵林峰（2007）等选择数据包络分析（DEA）建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DEA评价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对企业进行最优值分析、规模收益分析、投影分析，确定了相对有效的企业并对非有效企业提出了调整方案。

国家统计局在2005年发布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分析报告》中提出了衡量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四大一级指标：潜在技术创新资源指标、技术创新环境指标、技术创新活动评价指标、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指标。

赵林海利用模糊决策方法，对知识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构建了包括外部网络相关资源、人力资源、企业家资源、经济资源和特质资源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郭峰等采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法，通过构建包括创新投入、人力资源、研发水平、创新管理能力及创新产出能力五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郑成功、朱祖平将熵值评价方法与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企业技术评价方法加以结合，通过构建包含创新管理能力、研究开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创新资源投入能力以及创新产出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这些指标在福建省的20个大中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能力的实证评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创新能力的评价，各有特色但又不尽全面。总之，对企业创新能力构成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理论上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4．企业创新能力的三个研究方向

（1）技术创新，从技术的模仿与创新、扩散与推广、转移与应用等视角进行技术创新研究。注重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侧重于组织行为、市场结构和其他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2）制度创新，指调整和变革企业系统成员之间的正式关系。制度创新包括产权制度和经营体系的创新。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生产手段的“公”、“私”之间的组合关系，这种关系经受企业与环境的影响。管理体系创新，通过调整行使经营权和日常管理的各项具体规则，可以实现最有效的利用企业生产资料的目的。调整成员间的关系就是利益分配的变化，涉及各方切身利益，根据利益的积极或消极变化，企业员工将不断调整自己，以积极或消极的行为方式来应对。

以道格拉斯·诺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研究技术创新的制度因素、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必须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的建设。

另一位重要学者纳尔森针对创新概念采取较为广泛的理解，包括了企业及国家从事新的生产设计和制造过程。他强调企业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制度设定与制度扮演的多样角色均影响创新能力。认为创新涉及制度性的安排，创新由有组织的方式产生。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包括：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产权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科研体制改革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等，微观层面涉及企业内部如何适应技术创新的需要对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进行相应变革。

（3）管理创新已成为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管理创新能力是企业成长的必然要求。管理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创新效益必须通过管理功能去实现，管理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生命力的表现，总结和探索管理创新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全面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培养和造就职业企业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Ray Stata首次明确管理创新是现代企业发展的瓶颈，指出管理问题比技术问题更迫切。Farrokh Alemi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证明许多美国公司的落后是由于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他强调，管理创新是充分利用领先的技术优势的必要条件。芮明杰教授认为，管理创新是创建一个更有效的资源整合模式，可以是一个新的有效整合资源、实现业务目标和责任管理的全过程，也可以是一个新的具体的资源整合和目标设定等方面的细节管理。常修泽提出管理创新的目标是降低交易费用，并将其视为组织创新的外延。

对于管理创新的定义，教授芮明杰明确三个方面的内涵：管理创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模式，这里面创新内涵的有效融合表示效果和效率的双重意义；管理创新的对象是资源，包括人力、材料、金融、企业的各种元素的使用方法；管理创新是整合资源，如何配置才能使资源与环境发生相互的作用和其他有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之道。

5．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机理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以生产函数为基本工具，从供给方面分析企业创新能力成长。

（1）企业创新能力成长的本质

企业创新能力的本质是企业创造、分配、应用和扩散知识的能力，而学习过程和知识资源的实现一方面反映企业内部知识质量和数量的生长，另一方面反映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要理解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过程就需要理解新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循环和知识的积累，其中重要的实现方式就是学习。

（2）内部作用

在新知识的创造和积累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过程是学习。通过存在的组织和制度、生产结构形成的集体过程，假设一个学习系统的特点是劳动力就业、竞争和经济增长，学习发生在生产过程中，中心问题称为生产过程中学习。它的基本要素是用中学、干中学和生产活动的互动联系。创新能力生成中的定义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活动，包括了知识创造和积累这样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它们发生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研究活动表现为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也表现为知识的主动选择和重新整合，某一个领域既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形成了特定的技术研究范畴。因此，探索活动意味着通过生产的新问题而定义新的知识，研究活动则发生在具体的技术范式中。但是，学习过程是发现和定义一个新的问题、形成新的研究领域，而不是生产能够直接转化为新技术的知识。

（3）外部作用

不同学者的知识背景不同，对知识的界定也不同，隐性知识显性化的方法之一是用编码和符号记录，已有文献讨论了隐性知识和编码知识的差别，阿罗（Arrow）认为培训系统和教育能产生知识，编码并不是知识产生的唯一方式，在人的身体里蕴含着具体的知识。通常，知识的隐性要素和显性要素的空间互补最为重要，它可以区分本地化和全球化的知识。讨论商业和经济中知识的作用，在于理解知识概念的复杂性。伦德威尔和Johnson将知识分成很精细的集合，这对不同类型知识的学习、了解它们发生的机制和不同的渠道具有很好的作用。

三 企业创新绩效的衡量

企业创新的目的是追求资源配置的最优和收益最大化。企业通过创新能够给自身带来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效益的提高。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衡量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大多数学者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解不一致，如企业创新绩效等同于技术创新绩效，忽略了技术创新之外的创新为企业带来的绩效。另外，大多数文献仍限于对企业取得的经济效益进行衡量，较少涉及企业创新给市场、社会、环境带来的贡献。由于生命周期销售收入的数据难以收集，后来在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时，采用的指标是创新产品数占企业产品数量的比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盟和OECD就积极探索和推进建立创新绩效指标。1993年，在西欧国家进行的创新调查中，创新调查委员会（CIS）提出两个创新绩效的新指标：①在各个产品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销售收入；②创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比例。由于生命周期销售收入的数据难以收集，后来在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时，采用的指标是创新产品数占企业产品数量的比例。

Cooper和Robert G.（1985）提出了八种衡量创新绩效的指标：①过去五年中公司新产品占销售的比例；②过去五年中新产品开发成功的比例；③过去五年中新产品开发失败或停止的概率；④过去五年中新产品开发计划达到目标的比例；⑤创新计划对公司的销售和利润增加的重要性；⑥新产品收入的效益超过成本的程度；⑦创新程序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成功程度；⑧整体计划成功的程度。John和Myriam（2002）将创新绩效分为狭义的创新绩效及广义的创新绩效；狭义的创新绩效为企业真正将发明引入市场的程度，如新产品、新程序系统或新装置导入的比例，在狭义的创新绩效定义下，新产品发表数可作为创新绩效的指标。而广义的创新绩效包含了所有创新活动的投入及成果，从研发资源的投入到产生新专利、新产品以及最终将发明导入市场，可以采用研发投入、专利数、专利引用数和新产品发表数四项指标进行衡量。

国内学者钱燕云（2004）建立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以机械制造行业为例，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与有效性进行科学的评价研究和比较分析。池仁勇（2003）根据对浙江省230家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对大、中、小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对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各个因素进行了回归检验。得到如下研究结果：按所有制排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从高到低为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公司、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按规模排序是小企业、中型企业、大企业。在影响因素方面企业技术创新方式、内部职能部门的协调性对技术创新效率均有显著影响，但企业经营者文化程度、政府的补贴对技术创新效率没有显著影响。

国内外相关研究认为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因子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对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归纳为环境因素和内部因素。环境因素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内部因素包括企业文化、研发强度。

四 研究评述

国内外技术创新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都把最发达国家的经济改革的实践作为背景。这些理论较多地强调创新体系是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多种要素构成，其研究的重点是这些要素之间的学习、互动对一国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案例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富裕国家和一些其他工业化国家，主要是从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透视国家创新模式、创新的目的和创新的过程。阐述国家创新体系功能如何实现的案例相对较少。1992年伦德威尔提出“学习”是创新体系基本功能、实现路径和运行体系的关键，其他功能要么具有促进学习的目的，要么可以通过学习过程得到解释。帕维特和佩特尔提出NIS的创新绩效取决于“激励”产生的作用，OECD认为知识流动是联系NIS各主体的核心要素，将知识概念引入NIS，通过知识在创新主体间的流动实现创新体系的基本功能。波特则用钻石模型阐述创新体系实现功能的需求条件、要素条件、竞争状况、企业的战略和相关的支持产业五个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对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创新体系进行横向比较，揭示不同国家的国家创新模型的相似性和差异。除了横向比较，另一个重要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视角是将各种不同的创新体系如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等加以纵向比较。

国内学者对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是对国外研究结果的理解，以及如何在中国构建国家创新体系。20世纪90年代末期，着眼于国家制度环境、科技政策的研究，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国内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国别比较，对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出设想和政策建议。还有学者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理论探讨。国内外学者对于国家创新体系内涵和功能的研究，尤其是对NIS功能及运行特征的分析，为NIS运行机理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内学者大多从科技体制改革了解NIS和国家创新能力，偏重从政策需要进行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没有放在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基础、微观机制、特别是与促进经济系统吸收科学技术成果有关的制度安排上；研究没有深入NIS各要素内部的相互作用、学习等问题，仍然局限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局限于科学技术知识从R&D部门流向实际生产部门的研究上。

国内也有学者正试图从交易费用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出发，重点是制度（包括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等）的发展演化在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国家创新能力提高方面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国家创新体系、制度和创新能力的相互影响，即从另外一个视角对NIS和创新能力进行研究。

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概念、构成要素、影响因素以及测度与评价和成长机理等方面。尽管国内外学者都在研究国家创新体系、创新能力等问题。但大多数研究都局限于对国家创新体系或企业创新能力的单独研究，或是仅仅从企业的角度来研究企业创新能力成长等问题，而从国家创新体系的高度探讨其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