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大变局中的政治思潮
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国家建构进程
在发展政治学中，“国家建构”是指第三世界国家树立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向整个社会渗透国家权力、建立现代政治体系的过程[1]。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国家建构[2]是其走向现代国家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任何一种国家建构方式都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为行为根据的。不同国家所持政治理念的不同，决定了其进程和结果也会迥然不同，在国家建构的起始阶段更是如此。而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菜单”中，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的亲缘最为密切，尤其是在包括政治后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往往是塑造政治发展框架的关键性力量。那么，在阿拉伯国家[3]，民族主义到底怎样影响国家建构过程，其最终结果又会怎样，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 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国家建构
从政治学角度看，如果说国家建构目标体现的是“谁得到什么”的问题，那么，国家建构过程就是“如何得到”的问题。由于国家建构是一个国家权力逐步巩固和向下渗透的过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道统”与“法统”两种路径各异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法。由于议题所限，本书主要考察阿拉伯世界的“道统”问题，即作为观念的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做出反应（当然，由于道统与法统是互为表里的两个范畴，以民族主义观念作为分析重点，落到实处，仍可能会以物质性力量的形式表现出来）。
那么，阿拉伯国家的新生政权是如何进行国家建构的呢？专门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哈利德·哈桑·阿里·纳吉布（Khaldoun Hasan al-Naqeeb）为我们描绘了这些国家国家权力扩张的基本轨迹。第一步，这些新生政权（大部分是军人政权）在建立后试图马上控制整个国家。这主要是通过解散议会、废除选举，委派军人到各级政府任职等措施来完成的。第二步是破坏所有组织性的权力机构（如政党和政治组织），以便控制整个政治系统。第三步是在民众中扩展政府的权力（即控制劳工组织和其他职业组织），以便遏制这些组织潜在的“分裂性”。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就是认识到要想有效垄断权力，必须指向唯一还处在政府权力之外的区域，即基于土地所有权、资本和财富产生的社会权力。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法案的出台，仅仅是中东国家试图完全控制经济体系的先兆。这种控制是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的实施而最后完成的。埃及在1961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在1965年先后实施了工业企业和银行的国有化。其中的一些措施促进了财富分配的改变和对社会公正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剥夺社会权力的资源，这一过程导致了传统富裕阶层的整体衰落。[4]
纳吉布对阿拉伯国家新生国家权力扩张的描述，为本文的分析探讨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框架，但与纳吉布不同的是，本文主要考察民族主义对国家建构的影响。笔者认为，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民族主义因其鲜明的反殖反帝姿态，赢得本国人民的广泛拥戴，并因此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新国家建立后，这种民族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民族主义，并使新国家政治结构的塑造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二 民族主义怎样影响国家建构进程
新生的民族主义情感对国家政治体系建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
在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壮大，直接得益于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大力支持。在阿拉伯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滞后，使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发育比之西方，都显得极不成熟。具体地说，就是缺乏具有明确政治纲领和利益取向的政治阶层。在此情况下，唯有体现全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奋斗目标（它的背后是一种政治力量），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可，也唯有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可，这种政治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民族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民族主义领导者正是由于有反殖反帝的共同旗帜，才能够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反过来，正是得到广大人民的有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得以最终成功。在民族解放任务完成之后，保持广大民众对新兴民族主义政权的支持，或者说，如何把基于反殖反帝目标建立起来的民众支持，适时地转移到对新兴政权政策纲领的支持上来，这是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尤其在政治制度化滞后的情况下，新兴民族主义政权往往都缺乏来自程序合法性的有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民众的直接支持就显得至关重要。
那么，新兴政权究竟应该具有哪些特质，才能获得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持呢？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它主要体现为对原有政权精英主义价值观和金字塔式统治方式的彻底颠覆。而民粹主义（populism）正好是这样一种“真正”能够体现人民统治的政治价值观。按照《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的定义，民粹主义实际是“对多种政治运动一种总的称呼。这些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它对整个人民，特别是对反对大商业组织和工会的普通公民极具号召力。对人民党主义（民粹主义）者来说，人民是政治美德的源泉，但他们却被异己的、强有力的和有害的敌人所困扰。此外，民粹主义还有下列特征：从正式的中流砥柱人物和自由党中获取支持；政治上具有极端主义的语言和行为；把某种发生在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对方案似是而非地变为革命性的方案；一种引人注目的彗星似的跨入政治天堂的途径”[5]。另外，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所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也专门对民粹主义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民粹主义至少有七种类型的政治现象。尽管学者们对民粹主义概念理解不同，但总的来看，民粹主义政治具有利用“人民”作为政治号召，强调其政治权力来自大众的共性特征。可以说，民粹主义既是民族主义政治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逻辑延伸，也是民族主义政治哲学的集中体现。
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政权所奉行的，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哲学。阿拉伯世界的新生政权往往是一些军人政权。如埃及的纳赛尔、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伊拉克的萨达姆等领导人均是军人出身。从阶级背景来看，这些领导者基本上来自社会中下阶层。而且，军人阶层的利益认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它们不同于给定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类利益既得者，在处理内外问题上容易患得患失。因而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往往特别强调民族主义政权阶级基础的广泛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众性。从法理角度看，“人民”已经成为体现新兴政权“政治正确性”的基本标志和实现合法统治的权力来源。
这种思想体现到政治制度领域，就是把原有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如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视为相互倾轧、政治分裂的代名词。在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眼里，这种代议制民主根本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直接民主取而代之。例如，卡扎菲就认为：“议会制是解决民主问题的一种欺骗办法。议会本以代表人民而建，然而它的基础本身却是非民主的。因为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政权，而不是某种代表人民的政权。单单是议会的存在就表明人民没有参政。只有人民自己参与，而不是他们的代表参与，才有真正的民主。议会已成为人民行使权力的合法障碍，它不让民众参与政治，却代表他们独揽大权。”[6]他还认为：“议会已堕落为攫取人民革命政权的工具。今天，人民有权通过人民革命摧毁所谓的议会——独揽民主和权力，以及强奸民意的工具。人民有权响亮地宣布新的原则：‘不要人民代表’。”[7]对于政党在现代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卡扎菲同样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认为“政党是建立在独断专权，即党员统治人民大众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政党愈多，争权愈烈。这种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的结果是，损害人民取得每一项成就，破坏造福于社会的每一项计划”[8]。“政党是现代的部落，是教派。一个政党统治下的社会，完全像一个部落或一个教派统治下的社会一样。……如果说部落政权和教派政权在政治上已经被拒绝和唾弃，那么，党派政权也应该被拒绝和唾弃。因为两者的行径一致，导致的结果也一样。”[9]
由此可见，这种民粹主义思想的逻辑体现，就是废除各种既定的政治制度，而代之以各种群众性政治组织。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埃及的纳赛尔政权。1953年，纳赛尔领导新政权废除了埃及所有现存的政党，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有组织的、声称代表全体人民意愿的群众性组织：如1953年的“解放阵线”（Liberation Rally），1956年的“民族联盟”（National U-nion），1961年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Arab Socialist Union），等等[10]。在利比亚，所有其他政党和工会都被取缔，而代之以“革命指挥委员会”和仿照埃及建立的全民性组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对此类现象，以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而名扬天下的亨廷顿曾做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评价：“全国民族协会所以能吸引军人，就在于其成员具有广泛性，并且被认为是以动员和组织民众，达到军人认定是全民皆可受惠的国家发展目标。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非政治的建国模式’，这种模式体认不到任何社会固有的，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化中的社会里到处存在的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冲突，故而也就无从提供斡旋冲突及调节利益的方法。”[11]说到底，许多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奉行的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2.激进的去制度化行动
新生民族主义政权在国家建构过程中，首先就是对原有政治结构进行全面颠覆。这既是出于新生政权打破旧有国家机器、另起炉灶的一般性考虑，又是民族主义政治行为轨迹的特定结果。
首先，殖民政权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功利化运用，败坏了它在广大民众中应有的形象。政治制度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越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就越高。就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早在被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如议会、政党等）。但由于阿拉伯世界社会发育的不充分，使二战之前的政权（包括殖民政权和半殖民的封建政权）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对立和隔膜。在这些国家当中，基本上是国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权贵阶层独享权力资源。例如，在1950年法鲁克王朝统治时期，埃及议会（即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前的最后一届议会）的319个席位中，大地主占了115席。这些地主的“财产”都不少于100费丹（1费丹等于4200.833平方米），其中有4/5的人拥有的土地超过500费丹。[12]这些权贵阶层作为这种落后而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利益既得者，自然要悉心维护现行统治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作为表达民意、保障个人权益实现的民主政治制度，移植到落后的殖民半殖民国家，往往是淮桔成枳，非但没有成为社会不同阶层进行有效沟通，进而实现有效统治的手段，反而借民主政治之名，行独断专行之实，为现存的不合理统治模式披上了现代化的合法外衣。有学者指出：“（阿拉伯）自由时期的主要领导者基本包括了土地贵族、中心城市的商人和部族领导人。他们已没有能力在他们与大众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工作关系，也没有认识到公众的需要……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政府中的位子和让个人获得好处。”[13]这种对民主制度进行庸俗化和工具化理解和实践的最终结果，败坏了民主政治在阿拉伯世界的应有形象。
在这种背景下，采取激进的去制度化措施，摒弃民主政治制度，反倒成为一种深得人心的进步举措。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首先来自反殖反帝的历史功绩，因此，在取得政治独立后，要想继续维系这种政治合法性，就必须彻底否定殖民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框架和政治理念。另外，由于新兴民族主义政权执政的阶级基础主要是社会中下层人民，因而他们对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十分厌恶。“阿拉伯军事领导人主要来自社会经济的下层，他们提出了一种极端的现代化辞藻来表述对少数权贵集中经济和政治特权的极度愤恨。”[14]在新兴民族主义政权看来，殖民时代的民主制度仅仅是寄生在西方国家羽翼之下的政治附庸，以及装点门面的政治招牌。因此，有必要把原有的政治秩序视为反动统治的象征而加以摒弃。于是，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应用到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中，表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政治举措。
首先，废除象征着殖民和半殖民统治的“自由时期”（阿尔伯特·胡拉尼用语）的政党和议会制度，而代之以直接民主。这一点被纳赛尔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他在1957年3月会见一位印度报纸记者时说：“我能问一个问题吗？什么是民主？我们在1923到1953年间已经有过一个民主体系。但是这种民主给我们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我告诉你，地主和帕夏统治我们的人民。他们利用这种民主来更方便地服务于封建体系。你已经看到了，封建主把农民召集到一起，并驱赶他们去投票。农民们只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指令进行投票。……我想无论从社会还是经济上都能解放这些农民和工人，这样，他们可以说‘是’。我想在不影响农民和工人正常生活或每天获得面包的前提下，让他们说‘是’和‘不’，这就是我对自由和民主的基本观点。”[15]
其次，在民族主义政权的议事日程中，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排在较为靠后的位置。对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来说，当它们经过浴血奋战把殖民者赶出国境后，新生的国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从一个较长时段看，最迫切的恐怕就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16]所有这些，都需要特别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相比之下，由于民主的发展往往是与个人获得充分自由紧密相连，因而在民族主义政权的领导者看来，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之后。按照伊莫逊（Emerson）的说法，民主还排在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的后面。[17]换句话说，在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在诸事纷纭的情况下，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在中东，致力于发展自身的资源，连同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威胁的努力，使国家安全、自卫和快速工业化等目标将不可避免地取代政治多元化和个人权利的目标。这样，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当地政权必须应付与贫困、文盲、健康、住房和快速城市化，以及渴望尽快赶上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在这种环境中，威权政权最好的选择是大力强调管理、监督和控制。”[18]
这样，在处理政治制度化（或政治民主化）与发展经济（同时也包括巩固政权）的关系问题上，民族主义政权显然认为后者更重要，更能给民众带来现实的好处。没有物质基础作保障的政治民主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纳赛尔就曾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生活自由和生活自由的保障，选举自由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而成为一个误导人民的骗局。”[19]
另外，对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来说，通过强化政府权力和提高决策的效率和权威性来治理国家，是一种颇具诱惑力的政治选择——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包括实体性的和程序性的）的牵扯，国家的权力（在它背后是统治者的意志）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因此，几乎没有几个民族主义政权领袖（他们往往是军人出身）能够按捺住心中这种“去政治制度化”的冲动，他们倾向于把议会、政党、选举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视为可有可无的政治程序而加以摒弃。亨廷顿就指出：“无论是带有改革性还是护卫性的军政府，在夺取权力后的第一个行动，通常是废除一切现存的政党。……与社会上的其他集团比起来，军队最倾向于认为，党派不是建立共识的机制，而是分裂的祸根。他们的目标是没有政治的共同体和强迫命令的共识。”[20]去政治制度化行为，即废除政党、议会、选举制度等既定的政治组织和法律法规，既是新生政权延伸自身权力，铲除旧政治势力的有效方式，同时与民粹主义政治哲学互为表里。
然而，政党的功能在于组织参与、综合不同利益、充当社会势力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在履行这些功能时，政党必然反映政治的逻辑而非效率的逻辑。一个具有分工结构和选贤任能制度的官僚体制，从效率逻辑来讲，是比政党更加现代的制度，因为政党是依庇护、影响和妥协的原则行事的。因此，“现代化的倡导者和传统的卫道士一样，都时常反对和诋毁政党。他们试图在不建立能保证他们社会政治稳定的制度的情况下使他们的社会现代化。他们在牺牲政治的情况下追求现代化，到头来，他们对一种东西的追求却因对另一种东西的忽视而失败了。”[21]
3.直接民主与克里斯马统治[22]
直接民主是一种古老而又颇具魅力的政治理想，它与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所能设想和实践的基本政治类型。那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究竟孰优孰劣，由于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的不同，不同的政治力量往往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就民族主义政治（尤其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来看，它在政治哲学上的民粹主义政治观，决定了它先天具有一种反精英主义倾向。在民族主义者看来，间接民主是一种少数人的统治，是一种假民主和民主的初级阶段。只有直接民主制最能体现民族主义的政治理想。在民族主义领导者看来，在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下，主权在民，人民亲自参加统治。为此，应该把所有挡在人民与领袖之间的政治障碍都彻底清除掉。唯有如此，才能保障人民意愿的充分表达。卡扎菲就认为，“人民大会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唯一途径”，“直接民主如能在实践中得以实践，则是毋庸争辩的理想方式”，“现在世界第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施直接民主的实际经验，民主问题终于在世界上得到了解决。现在只需民众努力奋斗，去消灭世界上盛行的各种假民主的专制统治形式——从议会、教派、部落、阶级，到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23]
然而，在政治实践中，直接民主所要求的全民参与政治决策做法根本无法实现。因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科层制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繁复。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中，‘政治人’总是极少部分。不管直接民主理论者如何呼吁，他们却仍不过是极少部分‘政治人’中的极少数，一旦他们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他们必然要声称是在为其他人实行直接民主，这时他们就已经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实现‘间接’民主了”[24]。在废除了实行代议制民主赖以运行的各种政治制度的情况下，直接民主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极少数政治精英的寡头统治。
因此，直接民主与克里斯马统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直接民主导致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对具有超凡魅力领袖的深切期待；而那些强化领袖个人作用的克里斯马统治，它们所要求的往往也是那种不受任何政治制度牵制，声称权力直接来自人民的直接民主制。
在中东的民族主义政治中，民粹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废除各种政治制度的政治举措，必然导致直接民主和克里斯马统治的出现。按照韦伯的政治学分类，克里斯马型统治是介于法理型统治和传统型统治之间的一种政治统治形式。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25]。克里斯马型统治往往出现在社会面临物质和精神的种种危机时期，这时，民众渴望有救世主般的领袖人物出来救其于水火之中，而克里斯马式人物的出现正好顺应了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要求，因而有其历史合理性。
然而，克里斯马型统治也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它的统治方式是情感型的，政治制度的废立、管理者的选拔完全取决于领袖个人的好恶，因此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而且，这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领袖者个人魅力和超凡品质的基础上的，如纳赛尔、卡扎菲、阿萨德、阿拉法特等都属于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他们不仅在本国民众中具有极高威望，而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很大影响力。他们作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具有可以改变政治事件发展进程的潜在能力，能够以其个人创造力、理论思想和政治实践，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改变历史发展进程。[26]
这种统治形式的出现又是与中东社会特定的发展状况相互契合的。在阿拉伯世界中，传统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关系的地方性而使彼此隔离，不足以建立起丰富的社会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和政治组织。马克思对法国封建农民的分析在中东同样适用：“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7]落后的生产方式制约了民众参政的物质前提，同时又铸就的是一种金字塔形的政治结构和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对普通民众而言，它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对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出现的深切期待，对领袖人物唯马首是瞻的盲目追随。这一特定的政治心理，为克里斯马式领袖的出现提供了特定的文化背景。二战以来，在席卷全球的非殖民化运动历史大潮的推动下，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如火如荼，从而有可能把在这一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推上政治的巅峰。他们因为推翻了人们深恶痛绝的旧政权或捍卫了民族尊严，而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信任。彭树智先生曾指出，纳赛尔政府是独裁的权力主义政府，但是“革命领袖的形象，使政府的苛严程度似乎减轻了。他是以‘总统’而不是以‘铁腕人物’进行统治的”[28]。
三 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果
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因此受既定思维影响，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在价值追求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仍沿袭了争取民族解放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颠覆性做法——至少在政治发展方面是这样。然而，从革命到执政毕竟意味着民族主义政权（尤其是民族主义的领导者）政治视野和政治利益的根本性变化。因此，从较长时段看，民族主义新独立阶段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难以长久坚持下去。变化，或者更直接地说，向威权政治[29]方向变化，构成了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这一发展趋势与民族主义的主张和做法看似相悖，实则是一脉相承的。就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实践看，威权政治的产生乃是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结果。具体地说，阿拉伯世界的威权政治，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维度解读。
1.民族主义运动的分化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威权主义倾向
民族主义作为指导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很成问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可以和不同的奋斗目标相结合，体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因此，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具有明确原则的意识形态，毋宁说像一条政治上的变色龙，能够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随时改变自己的颜色。在阿拉伯国家独立前，民族主义始终与反殖反帝、民族自决联系在一起。这一奋斗目标与这些国家所有阶层的政治诉求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保证了民族解放运动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政治运动奋进前行。然而，当这些国家真正赢得政治独立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民族主义领导人力图借助与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来增加现行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但这种淡化阶级冲突、强化共同利益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其说是新时期民族主义政权的奋斗纲领，不如说是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有效工具。梯比认为：“在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下，‘全民共识’不再是整个人民发自内心想法的涵盖广泛的凝结，不再是能够立竿见影地进行政治动员的手段，而仅仅变成了一个空壳，一个它应该变成的粗糙而易碎的空壳。”[30]
这样，一度作为进步力量的民族主义，在后殖民时期已经转变成统治精英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识形态。这些曾经参加独立战争的统治者们，现在正试图占据殖民主义者腾出的特权位置。[31]事实上，在一个社会阶级分化日趋明显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宣传手段来弥合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973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提出了著名的“世界第三理论”，这一理论及其政治实践体现——“文化革命”都涉及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和措施。然而，就在此后不久，政府便开始大规模抓捕那些反对革命和不完全认可新生政权的人们。[32]事实上，在获得政治独立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距离，可能会几乎像他们的前任殖民上层一样远。民族主义和收回主权的华丽辞藻，难以掩盖政权从异己的外国寡头集团手中转移到了异己的本国寡头集团手中这样一个事实。[33]例如，在伊拉克，阿拉伯复兴党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逐步沦为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不是提供思想启蒙，而是沦为政治控制工具。”[34]
从政治实践来看，民族主义政权所奉行的是一种全能主义的办事原则，即为了更好地巩固政权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由国家（政府）承担起社会正常运行的全部职责。而这种全能主义国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首先要建立一个威权政体。“在经历了一个简短且十分含糊的时期后，国家巩固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重返殖民统治时的威权主义过程。”[35]具体地说，就是以政府职能扩张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权力扩张。而“国家膨胀的一个重大结果，就是权力集中在一个管理国家的小团体手中”[36]。这种具有威权主义倾向的国家总是试图控制整个社会。“当它（威权政体）面对社会内有组织的团体，对一个威权政体来说，最理想的战略就是破坏那些不能控制的组织，重新塑造和指挥那些能够控制得了的组织。”[37]国家权力向社会领域的不断渗透，使社会和个人的权利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由此导致了威权政治的出现。至少就阿拉伯国家来说，“阿拉伯政治中精英-大众互动的运算方法就是，国家把自己放到福利提供者的位置，以此来换取公众没有异议的服从”[38]。
因此，依靠广大民众支持起家的民族主义政权，不管主观意志上如何想标新立异，创立一种有别于殖民主义和传统国家的全新统治模式，最终往往是难脱窠臼，步入了威权国家行列。
2.民粹主义开端导致威权政治结果
前文已经提到，在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政权的主导思想是民粹主义式的。正如民族主义可以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盟一样，民粹主义也可以和任何事业或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但是民粹主义民主作为多元民主的敌人，它经常被看作一种隐性的威权主义”[39]。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民粹主义习惯于在集体层面上使用“人民”的概念，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在抽象意义上颂扬人民民主的统治，却在具体操作中忽略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毫无疑问，“如果社会或国家比个人更重要，如果他们自己的目标独立于个人的目标并超越个人目标的话，那么，只有那些为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目标而努力的个人才能被视为该社会的成员”[40]。这就使民粹主义民主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
伊莫逊曾深入分析了这种民族主义民主是如何演变为民族主义独裁的：“运行中的民主制必须依靠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这两种潜在对立原则的有机混合。不论在什么时候，民族主义都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而集体原则很可能会以妨碍民族团结为由，凌驾于个人和少数之上。……然而，谁能代表民族的意愿？民族的灵魂可以由构成民主简单多数的农民和工人来代表，但是他们的无知和缺乏经验，很可能使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而一个领袖或克里斯马领导人可以取代民族的意愿。用卢梭的话说，就是虽然个人不能信任他们自己，但仍可以表达个人的真实意愿。国家是最崇高的，然而为了国家利益，主权的行使应该委托给那些能正确运用这项权力的人。至此，民族的民主最终转变为民族主义独裁。”[41]
从政治实践看，民粹主义倾向于废除政党、议会等政治制度化产物，改而推行直接民主。但这种做法带来的政治后果让人始料未及。一般来说，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失去了进行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这样，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正像迪韦尔热所说的：“一个没有政党的政体必然是保守的政体。”[42]
亨廷顿对取消政党带来的消极后果曾做了十分深刻的分析：“军人领袖陷于他们自己的主观偏好及价值观与其社会制度的客观需要二者之间的矛盾之中。所谓社会制度的客观需要通常指三个方面。首先，需要有政治制度能够反映现存的权力分配，并同时足以吸引和同化各种新兴的社会势力，从而建立起一种独立于造成这些制度的那些社会势力的存在。第二，在那些军人掌权的国家，政治体系的官僚输出部门常常极为发达，相比之下，理应能表达和集中各种利益功能的输入却处在混乱和无组织的状态之中。第三，还需要有能够控制接班问题的政治制度，并使权力从一个领袖或领导集团移交给另一个领袖集团时，不至于诉诸政变、造反或别的流血手段。在现代发达的政体中，这三种功能大部分由政党来履行。由于军人领袖一般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政党。这就使他们难于创造出能履行这些功能的政治制度。”[43]
3.从克里斯马统治到现代官僚统治
从政治发展史的角度看，克里斯马统治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统治形式，它注定要朝着现代官僚统治的方向发展。
首先，克里斯马统治几乎总是在社会政治秩序遭受破坏或普遍质疑的危机环境中应运而生的，因而它也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模式。正所谓“乱世出英雄”，从民族解放到国家建设的主题转换，使众多阿拉伯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秩序动荡和价值迷茫。如何才能摆脱频繁的军事政变？如何应对以色列和西方的威胁和挑战？如何才能解决问题重重的国内事务？所有这些，都促使民众渴望能出现一位兼具能力和品格的时代英雄，带领他们走出困境。这使那些具有非凡魅力的政治强人很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时代主题转换毕竟只是历史长河流淌过程中激起的一朵浪花，它虽然壮美但是转瞬即逝。
其次，在这种政体中，政治制度发育的不完全，导致用以缓冲和沟通领导人与民众之间关系的政治机制相对缺乏。这样，“领袖与群众之间就存在着面对面的直接关系，用科恩豪泽的话来说就是：领袖可以任意动员群众，群众可以随时影响领袖”[44]。这种状况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时期或许十分必要，但一旦进入国家建设时期，这种互动模式的弊端便开始日益显现。因为领袖与大众的这种关系具有明显的感性成分，它除了为社会政治秩序平添混乱外，还可能使领导人的政治决策显现某种不确定性，由此决定了克里斯马型统治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模式。
最后，只有终结克里斯马型统治，才能摆脱领导人继承危机。克里斯马统治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把政治体系全部维系在领导者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社会事务也都是以克里斯马领导人为基础展开的。但是，“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45]这种政治决策模式或许有效一时，但这幢政治大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代风云人物的领袖风范和个人魅力作为最大的一笔政治遗产，是无法被后来者继承的。正如美国学者格尔兹所言：“曾经寄托在几个非凡领袖身上的获得政治解救的近似千禧年运动的希望，现在不仅扩散到大量的显然不那么非凡的人物身上，而且这些希望本身也变得淡化。魅力领袖显然可以做到的对社会能量的巨大凝聚作用，随着这些魅力领袖的消失而消失了”[46]。人总是要死的，自然规律使然，纵然是一代领袖人物也难逃大限。这就使这种统治模式始终摆脱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巨大风险。“这样，从克里斯马领导人向继任者的过渡往往伴随着一场灾难。因此，克里斯马统治不可能依靠用另一个人来代替克里斯马领导人的办法完成。”[47]
在韦伯看来，克里斯马领导人的继承问题，实际就是“魅力的平凡化”问题。总体来说，伴随着魅力平凡化过程，克里斯马型统治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入平凡统治的形式：世袭制或者是官僚体制。[48]就阿拉伯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两种转换倾向同时存在：前者如叙利亚和伊拉克，后者如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由于继承者不可能与前任一样，完全凭借非凡魅力赢得民众的认可，因而继任者不得不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如埃及的萨达特上任后，以“虔诚总统”自居）来维持统治。但不管怎么说，在魅力平凡化过程中，继任者（不管是世袭的还是官僚的）都需要借助制度化的机构来行使国家权力。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这些国家政治现代化将路途坎坷。2011年中东剧变，就从侧面折射出部分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化不足的结构性弊端。
四 小结
在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建构进程最终演化成了一种威权政治模式，这一结果可能是很多人所始料不及的。那么，这种民族主义主导政治进程，为何容易滑向威权政治？我们知道，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产生、壮大主要与反帝反殖斗争密切相连，因而这里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外发凝聚型”的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独立后，其往往面临着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国家救亡与社会启蒙等多重任务的挑战。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从自身“特质”出发，更强调集体人权和民众的整体权益，因而具有明显的整体主义（表现为对内团结）和否定倾向（表现为对外排斥）特征。从对内层面看，民族主义更强调国家认同（它的最高体现为主权）而不是个人认同（它的最高体现是人权）；强调一元主义，而不是多元主义；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从对外层面看，民族主义更强调本土性和独特性而不是普世性和共通性；强调自足性和排他性而不是开放性和包容性。
有学者指出，在获得政治独立后，“领导人不再从广大民众中寻求支持，而民众自身则必须适应领导人的独裁。并非因为这种独裁一定是压迫性的，或不引人注意的，而是大多数领导人自信凭个人的能力能够为民众做决定。从这一意义上说，民主信念在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意识形态中仅占非常小的部分”[49]。伊莫逊也指出，由于这种民族主义脱离了19世纪自由民族主义的民主前提，因而很容易变成建立极权统治的工具。[50]因此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背后蕴藏的往往是一种非民主的政治成分。
总之，在民族主义主导下，阿拉伯国家从最初的民粹主义演化为威权主义，既是民族主义自身进化的逻辑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纵深的工业化需要开放的经济体系，也需要科学化的国家管理，而不是民众主义的政治鼓动”[51]。当然，从较长的历史时段看，威权政体仍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模式。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它可能走向极权政治，也可能走向民主政体。这取决于未来的民族主义将会与何种意识形态结合。唯有走公民民族主义（实际是公民国家主义）道路，才能保证国家政治进程不致偏离正轨，走火入魔。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思考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并行发展的两大历史思潮，二者对人类历史和国际体系的巨大塑造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研究一直被视为显学。但总体上讲，现有的研究都是把二者分割开来，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因此有必要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联的角度对中东民族主义进行分析探讨。
一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一般性探讨
民族主义是一种近现代以后才有的政治现象。在中世纪时期，庄园和行会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权力主体。它们相互隔绝，彼此缺乏联系。中世纪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人们的效忠感情只能是地方性的。作为一种以跨地域的国家为认同对象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最初发轫于17世纪的西欧，它的产生、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确立息息相关。从12～13世纪就已开始的商业活动，到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再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这种具有内在驱动力的经济变革，使本来停滞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步被更有活力、更具开放性的民族经济所代替。这种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分工协作方式，把各地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其构成跨地域的利益共同体。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和对外竞争扩张的逐步展开，迫切需要获得相应区域范围政治力量的保护，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这些日渐增强了人们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民族国家所需的一系列物质条件：诸如创造了不受他人的支配而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的“民众”，从而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形成造就了物质前提；创造了复杂的劳动划分，把各个阶级连接起来，把同一国家疆域内的民众连接起来，把同一国家疆域内生产不同劳动产品的地区连接起来，实质上成为经济一体。[52]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意识的增强，使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由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契合性，民族国家的建立使民族主义获得了物质力量和政治价值。因此，就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演化不出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无法进行得那么快速。[53]
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这个国家的工商业者才能以国家为后盾去开辟市场”[54]。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便大体是从分散和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从16～17世纪的尼德兰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历时200多年，最终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本质上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中世纪中晚期王权的增强和生产关系社会化的发展，造就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形式，它的内容属性则到资本主义革命时代才完善、成熟。因此，不少西方学者把民族国家看成是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换言之，作为民族国家精神体现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在价值指向上是一致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核是“个人权利”。由于有了这一内核，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民族排他的力量，而且是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55]更准确地说，民族主义是通过推动建立民族国家的办法，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的；同时，民族主义力图巩固和扩大国家实力（权力）所做的努力，也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基于此，汉斯·科恩给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基于现代化社会内聚力及这种社会权力合法化要求的政治信条，民族主义集中了绝大多数人对现存或要求建立中国家的极度忠诚。”[56]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将一大批处于世界发展边缘的国家纳入现代世界体系。这些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发展经济便成为政府的首要战略目标。与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相比，这些推迟到来的“现代化”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国家全力投入追赶型现代化、强制型工业化。[57]从现代化启动的顺序看，它一般以政治革命或改革运动为先导，自上而下地推动经济和技术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改革政党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往往扮演主导角色。这就使与民族国家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着特殊影响。中东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使之与现代化的关系，要比西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复杂得多。这既与中东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有关，也与中东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
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它是一种后发的外源性现代化。事实上，早在19世纪初期，面对西方殖民扩张势力的挑战，奥斯曼帝国内部已出现了零星的现代化改革势头。从艾哈迈德三世到哈米德二世苏丹的“百年改革”，以及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的变革，都可以算是中东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尝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最后都停顿下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地区诞生了第一批独立的或形式上独立的民族国家，如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埃及、沙特阿拉伯等。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东地区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其中，凯末尔领导土耳其实行了以政教分离为主要内容的世俗化改革，从而拉开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序幕。伊朗礼萨汗和阿富汗阿马努拉也顺应当时的世界潮流，效仿凯末尔推行民族化、世俗化、现代化改革。但由于这三大运动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领导者自身能力、素质有差异，其结果也不尽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中东国家由于统治阶级腐败无能，无力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政权更迭，权力转移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手中，如埃及（1952年）、伊拉克（1958年）、北也门（1962年）、叙利亚（1968年）、苏丹（1969年）、利比亚（1969年）等。这种政权更迭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并为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深入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 中东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深入探讨
首先，中东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要求及功能与现代化进程结果是一致的。中东民族主义作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它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侵略、谋求政治平等和民族独立过程中产生的，这与西方传统民族主义的起源大相径庭。“传统民族主义是和领土观念、权威的传统象征、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类型民族主义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驱赶外国入侵者。”[58]中东民族主义通过反对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如土耳其），或推翻腐朽统治争取民族自强（如埃及）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为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发展空间。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59]而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成功的现代化改革作为物质基础，所谓的政治独立、国家强大终究是一句空话。凯末尔在当时便曾指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胜利，不管有多么巨大，如果经济上获得的胜利不能巩固下来，那胜利就会消失了。”[60]凯末尔国家主义的经济改革便是巩固政治独立的重要手段。二战后，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来巩固政治独立，已成为中东民族独立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
其次，中东民族主义是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初始动力。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中东国家过去一直以游牧业和小手工业等传统生产方式为主，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一种传统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外源型的现代化。而国家作为组织经济生活与控制社会的集中权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在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促进新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家自然地成为推动各种变革的现成的强大组织力量”[61]。国家力量首先是一种政治力量。而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动员和观念整合的任务。由于民族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效忠基础上的现代意识，因而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扩散有助于打破中东地区根深蒂固的部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把民众的精力和认同集中到国家层面，这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的有力推动。正如现代化学者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通过唤起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可以起社会动员和扮演大众趋同象征的作用。”[62]而且，由于民族主义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策略，在许多方面和中东地区的实际与传统基本脱节，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在一些疆界未定而民族认同仍然摇摆不定的国家中，要比帝国主义更能使人们了解，激进而专制的意识形态，也要比自由思潮和主张自由意志的想法，有着更强的魅力。[63]从社会实践看，这种国家主导的增长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绩，这一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都有了相当可观的增长。[64]
最后，中东民族主义是一种植根于中东特定社会土壤中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能够适应中东地区现代化多样化需求。人们对文化进化理论的新观念是在20世纪才获得的，从本尼迪克特到斯图尔德，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文化不是像生物进化那样单线进行，而是一元多线，可以按照不同的途径进行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且西方的现代化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效仿模式。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而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尤其对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中东国家来说，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个无法绕过的话题。而中东民族主义作为适应本地区特点的政治意识形态，有意识地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早在1943年，阿弗莱克就把伊斯兰教说成是阿拉伯主义的基础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教）是对阿拉伯心灵始终寻找崇高及更高的精神追求所做的一个答复。……伊斯兰教可以被认为（甚至被阿拉伯基督教徒认为）是民族文化”[65]。这种根植于传统之上同时又吸取了异质文化某些先进内容的民族主义，则有可能为社会提供一个有凝聚力的新认同，从而成为中东国家推动现代化的现实支点。
从政治实践看，由于中东各国具体国情的不同，中东民族主义形成了不同派别。除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以彻底的世俗化姿态著称外[66]，多数中东民族主义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与传统相结合的办法。如“纳赛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埃及的伊斯兰教机构，并逐步将它们纳入他的现代主义国家”[67]。而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君主制国家（我们姑且称之为君主制民族主义）则借助宗教的名义，推行渐进式的社会改革。中东民族主义依照各自国情采取不同的发展道路，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三 中东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中东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和功能的复合体，加之中东现代化进程中存在许多变量，因而使中东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大打折扣。事实表明，中东民族主义主导的中东现代化进程并不顺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政治性”的现代化
从结构上看，民族主义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政治权力（国家）、社会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与之相应，民族主义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国家整合和文化认同三个方面。而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则比较薄弱，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目标指向上的一致性。民族主义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支持，而国家整体实力的大小又往往决定着民族主义“说话”的分量。而中东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东民族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在冲动的产物，因而它缺乏类似西方现代化那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内在推动。它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反抗西方殖民压迫，谋求民族解放的目标与行动，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气质型”的民族主义。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由于这种民族主义没有获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而反过来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不确定的。
一般而言，推动经济现代化更多的是为了巩固政权，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中东国家独立后，民族主义政权在获得政治独立的同时，也谋求经济独立。它们较多地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据发展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学派和“激进派”的影响。这些学派一般认为参与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贫穷和不发达的根源。主张新独立国家应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与国际市场“脱钩”，通过发展国内工业实现经济独立和经济增长。这种理论符合深受殖民经济体系之苦的新独立国家的感受，也符合其通过发展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强烈愿望。因此，许多中东国家制定了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68]如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因此，中东国家的工业不经常参与国际竞争。由于价格偏低和技术不足，许多幼稚工业从未发展起来，过高的交易费用和国内价格的扭曲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合理。……重工业增长太快，而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增长。[69]另外，这种战略易造成国内垄断和国家权力滥用，容易“把极权主义国家的作用扩大到最大限度”。因而有学者用“进口替代症”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产生的弊端。[70]
从自身来看，中东民族主义基本是一种内敛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它的政治制度的矛头是内指性的。因此，尽管中东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政治性的。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包括中东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许多奉行民族主义的领袖存在着一种“为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倾向。因此，工业化已经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更是着眼于政治目标，把工业化视为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手段。其结果往往是不顾国情和客观需要盲目发展，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配置不合理。[71]正是中东民族主义经济功能的缺失，使政治目标和方法被当作经济目标和方法使用，由此导致了一种“政治性”的经济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弊端在于，它经常受到民族主义指向的影响。中东民族主义指向的政治性考虑（因此也是不稳定的），决定了中东现代化进程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出现偏离现代化目标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争取独立的斗争是那么强烈而有力，致使民族主义往往淹没了现代化，使其转移了主要进程，争取独立的斗争所吸引的生命和力量是那么多，保卫疆土、保持独立所需要的财力物力是那么大，以致其他问题都成了配角。”[72]而民族主义在具体实践中一旦将发展目标外转，走上民族扩张道路（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则会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挫折。中东问题专家贝萨姆·梯毕就曾指出：“民族动员对前殖民地来说，不是总能产生一种现代化的效果，却往往由于引导民族力量反对某个国外敌人，而使人们看不到现代化的需要。”[73]
2.现代化的陷阱与中东民族主义的政绩困局
首先，现代化过程本身蕴含着巨大风险。
建设一个新秩序远比破坏旧秩序艰难复杂得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历史过程。亨廷顿曾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74]另外，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外源型现代化，一般都存在很多现代化通病，如有经济增长而无发展、经济结构出现明显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性特征、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距、地区差别、社会分层体系混乱、社会分化与整合之间不协调、社会价值观混乱、官僚队伍的膨胀与不可遏制的腐败、行动效率低下等。[75]现代化过程本身蕴含的巨大风险，对全力推进这一进程的民族主义政权来说，是个巨大的发展陷阱。
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民族主义政权除了要富国强民、克服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困扰外，还背负着如何妥善处理在广大穆斯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伊斯兰教与外来现代化关系的历史重任。在这些以伊斯兰文化为民族主题文化的国家，伊斯兰教两世兼重、包罗万象的信仰体系，使之历来成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精神主宰。与此相适应，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伊玛目、乌莱玛、毛拉、阿訇等）也构成一支休戚相关的“利益共谋集团”。伊斯兰文化强烈的唯我意识及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宗教集团的冲击（经济利益削减及政治边缘化），使之注定成为这些国家领导者推行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惰性力量。
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精神认同，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自我宣传，还需要经济上的赫赫成绩以为佐证。因此，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十分艰难，它时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改革与保守、世俗与宗教几种力量的碰撞和冲突。在伊斯兰国家，缺乏合法性支持的现代化在其实施过程中犯下的任何错误（包括人为原因和客观过程本身的缺陷），统统是一向视现代化为异端的宗教传统势力所不能原谅的。这些失误为宗教势力维护自己既得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批判口实。
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对民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现代化就其特征而言，是复杂而琐碎。这与普通民众伴随着凯歌行进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产生的宏大心理预期相去甚远。党派斗争、贫富分化、腐败蔓延，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政治思想的混乱。这时，民族主义作为整体的普遍运动，已经被一种复杂的、不均衡的和多方位的不同部分的运动所取代，造成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思想混乱。人们难以分辨哪些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哪些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过失，因而统统归结到现行政权的身上，从而威胁到民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这样，民族主义政权把合法性建立在现代化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却使之陷入难以摆脱的政绩困局。“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76]从实践来看，中东民族主义政权现代化进程由于种种原因而受挫，使民族主义政权自身面临危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中东各国难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致使伊斯兰复兴运动得益于民族主义失败的“负面合法性”而蓬勃兴起。在伊朗，现代化改革的失败则直接导致了巴列维世俗政权的垮台。
3.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
中东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之处在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它同时承担着对内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对外抵抗犹太复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从理论上说，二者最终是一致的。因为唯有通过发展经济，富国强民，才能更好地维护政治独立和国家安全；也唯有国家安全不受威胁，拥有和平的外部环境，才可能全身心地致力于经济建设。但从短期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矛盾的。在资源给定的条件下，为保障国家安全而增加军事开支，必然相应减少用于经济发展的投入。反之亦然。因此，如何处理二者间关系已成为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难以回避的两难选择。
就中东地区看，超级大国在中东的激烈争夺，以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中东的民族主义政权并未因国家独立而完全解决政治独立问题。尤其是以色列的建国侵占和挤压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间。因而是对阿拉伯世界生存安全的直接威胁。而争取民族解放，维护国家尊严，始终是中东民族主义者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确立其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因而，在中东民族主义者的战略棋局中，抗击以色列始终占有重要位置。
相较而言，现代化建设毕竟属于发展层面的问题，它太复杂、太漫长，也太艰难，不符合久受欺辱，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效证明自己的中东民族主义者及广大民众的迫切心理。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它随时准备把群众的注意力从政府所无力解决的问题、失败以及无所作为方面转移到别处去”[77]。尤其是在中东国家刚刚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感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地位提高，远比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更重要。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屈辱性失败，使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能否收复失地，捍卫民族尊严已成为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面临的最大考验。萨达特在1970年提名自己为总统候选人时，强调他的首要任务是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为此，埃及人民“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认为“渡过运河，葬身战场要比接受1967年失败后蒙受的奇耻大辱更光荣千百倍”[78]。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是救亡压倒启蒙，经济现代化从属于反对外部挑战的大战略，发展经济往往被视为备战的手段，由此导致了现代化目标的模糊和偏离。据统计，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以色列相邻的前线国家，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长年保持一支相对强大的常备军事力量。各国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基本维持在国家总开支的25％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50％以上。从后果来看，持续的武装冲突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阻断了地区经济交流和外部资金技术的流入；高昂的军费开支挤占了本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投入，使该地区除了少数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外，大多数民族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步履维艰。正如一位世界银行负责中东事务的经济学家所说：“今天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比火车还快，遗憾的是，中东不在这列火车上，事实上中东甚至还没有走到车站。”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社会发展陷阱
当前，从经济发展角度归结、探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论著为数甚少。而要深入研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这一领域恰恰又不该忽视。笔者试从原教旨主义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角度，对这一运动进行深层考察。
一 现代化进程的失败与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1.现代化过程本身蕴含着分裂效应
“现代化”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一般指通过将工业生产方式引进工业化以前的社会而出现的经济增长和文化变迁过程。其特点是由各种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它包括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和文化现代化三个方面。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在用流血牺牲换来弥足珍贵的政治独立之后，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和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便成为迫切的头等大事。
然而，建设一个新秩序远比破坏旧秩序艰难复杂得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历史过程。亨廷顿曾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79]另一位从事现代化研究的美国学者C.E. 布莱克也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如果人们想象现代化是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对社会的整合和重建，那么他们也必定会想到现代化就意味着传统社会的解体。”[80]据统计，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英国共花费了183年时间，美国为89年，欧洲其他国家为73年。而20世纪60年代，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21个国家，平均历时29年。美国另一位现代化专家 K. 多伊奇（K.Deutsch）统计，对于19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当时的年变化率就主要指标而言，只有0.01％，而对二战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个年变化率却高达1％。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往往会超过现行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81]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所意味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价值的巨大历史变迁，必然要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从而使社会在某些方面出现脱节，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失衡状态。
现代化的实质也是一个利益再分配过程。它在引进、吸纳各种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必然会与传统社会发生抵牾，从而激发各种传统利益集团谋求各自利益的意识，如区域意识、宗教意识等。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只是些相当低级的处于原生状态的组织或团体。他们在反对现代化进程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并由此结成一个暂时的“利益共谋集团”来与现代化潮流抗衡，从而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分裂现象。而宗教在许多传统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往往使之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众多失意者的共同反抗旗帜。因此，现代化早期常伴有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出现。[82]时至今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后活跃于中东各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已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2.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失败是导致原教旨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
就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除了要富民强国，克服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扰外，还背负着如何妥善处理在广大穆斯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伊斯兰教与外来的现代化关系的历史重任。同时，由于战后东西方霸权主义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巨大外部压力，伊斯兰国家还面临着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现实政治课题。因此，伊斯兰国家同时面临两项历史性任务：即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向西方看齐，接受带有西方文明色彩的现代化进程；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反以色列、反西方，排拒西方文化殖民侵略的具有民族解放色彩的救亡任务。由于西方国家以经过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为文化底蕴，率先完成了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化自然被那些一心渴望向现代社会迈进的伊斯兰国家奉为治世良方加以实行。
然而，在这些以伊斯兰文化为民族主体文化的国家，伊斯兰教两世兼重、包罗万象的信仰体系，使之历来成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精神主宰。与此相适应，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伊玛目、乌莱玛、毛拉、阿訇等）也构成一个利益休戚相关的利益“共谋”集团。伊斯兰文化强烈的唯我意识，以及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宗教集团的冲击（经济利益削减及政治边缘化趋势），使之注定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惰性力量。
由于“伊斯兰国家向现代化的转变，大多是由当政的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不是出自社会内在累进的自发进程”，[83]因而缺乏强大的政治—社会文化支持和内在经济驱动。事实上，伊斯兰世界尚未从根本上做好接受现代文明洗礼的社会经济准备和文化心理准备。反过来看，现代化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它的一个基本前提便是要求实行政教分离，推行世俗化政策，这与伊斯兰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精神认同，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自我宣传，还需要经济上的赫赫成绩以为佐证。因此，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十分艰难，它时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改革、宗教与世俗这几种力量的碰撞和冲突，而现代化进程的成败与否往往取决于新旧两种势力的消长结果。历史证明，在一种承受着巨大外部压力，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功来安慰自己的民族心态的支配下，理智地区分抗拒西方霸权主义与接纳西方文化所蕴含的优秀成果之间的微妙关系往往变得十分困难。
在伊斯兰国家，缺乏合法性支持的现代化在其实施过程中犯下的任何错误（包括人为原因和客观过程本身的缺陷）统统是一向视现代化为异端的宗教传统势力所不能原谅的，而这些失误又为宗教势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批判口实。加之传统宗教理论也在不断获得修正、补充，它通过吸收现代化的某些部分，如西方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等，从而以伊斯兰复兴的形式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力。因此，当阿拉伯国家推行世俗化，嫁接西方模式的努力遭受挫折，出现诸如经济停滞、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等社会难题时，宗教界反现实的批评之声与广大群众厌倦了西方“舶来品”的一再试验和失败，渴望以发自内部的新的社会变革获得成功的社会心态相结合，便使人们选择了无所不包的伊斯兰教，“毕其功于一役”，把具有不谬真理性的伊斯兰作为一劳永逸的突围路径。
二 变奏的主题：经济发展目标与政治—文化取向的原教旨主义
综观整个阿拉伯世界，但凡原教旨主义活动频繁的地区，大都是那些经济建设出现问题的国家。它们或是因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使人民生活日益困苦，或是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引起社会矛盾激化。事实证明，哪国的经济建设搞不好，哪里就容易引发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乃至泛滥。而那些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如突尼斯、摩洛哥），原教旨主义则很难形成气候。很大程度上说，正是一国经济建设的不成功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大好机会。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原教旨主义是利用国内的经济困难登上中东政治舞台的，但它崛起后的主要着眼点却并非是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而是忙于构筑未来国家大厦的政治—文化框架。
综观中东各国原教旨主义的理论纲领及著作言论，对他们一直心向往之的“伊斯兰发展模式”，着墨最多的便是伊斯兰政治制度，以及探讨怎样将伊斯兰原则与现行社会制度进行融合，而涉及社会经济问题，除了几条原则的纲领，一直语焉不详，少有切实可行的经济复兴方案。原教旨主义最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如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卡，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苏丹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哈桑·图拉比等，其基本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强调伊斯兰教的普适性和行动性。创建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把伊斯兰教作为个人行为，乃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基础。为此，必须进行广泛的宗教和社会改革，并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斗争手段夺取政权。第二，强调伊斯兰教的国际性和普遍指导意义。认为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思想体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受语言、民族、地域的限制。否认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第三，强调伊斯兰教义的自足性和永恒性。认为伊斯兰文化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不需要外来文化的补充。伊斯兰教教义具有持久魅力，能够满足当今时代需要。对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实践考察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热点。见诸报端的有关报道可谓多矣，但涉及最多的大都是政治性事件。而有关原教旨主义与经济建设的报道却十分鲜见。造成此种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政治地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就是与“官方伊斯兰”相对立的“民众伊斯兰”，顾名思义，这是一种自民间发起，得到广大穆斯林拥护，但与现政府及官方伊斯兰保持明显距离，乃至持强烈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宗教政治派别。在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它显然处于一种非主流或者说政治边缘地位。当前遍及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运动，除少数国家（如伊朗、苏丹）外，绝大多数仍未掌握国家政权。他们或是以合法政党的身份积极参加议会选举，以图对政府进行“和平演变”；或是活跃于民间，发动组织群众，不断扩大影响，积蓄力量；或是直接拼组地下武装，试图以武力直接夺取政权。尽管当前原教旨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追求目标主要定位于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政府。换言之，是致力于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追求。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旨在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政治理想，都是以获得现行政权支持或直接掌握国家统治权为必要前提的。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说，在“尘埃落定之前”，也就是在确立新的政治权力格局之前，讨论如何进行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只能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奢谈。当前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实践似乎也证实了这种解释。原教旨主义者为达到推翻政府的目的，甚至不惜打击那些对国家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如20世纪90年代初，以及2011年中东剧变后，埃及的原教旨主义者曾多次袭击外国游客，试图通过对本国旅游业的打击，来搞垮国家经济。我们并不怀疑，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本身，已包含了走伊斯兰式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富强和经济强大的政治抱负。但就目前来看，它采取的实践手段与当初确立的政治目标却越来越远。
原教旨主义政治—文化取向与经济发展目标相悖的重要原因，就是伊斯兰世界承受的外部压力超过了内部压力。前面已经提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成功是原教旨主义兴起的主要诱因。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从18世纪拿破仑进攻埃及时起，伊斯兰世界就始终为如何更好地解决外部生存问题所困扰。时至今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中东的渗透和争夺以及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使这一痼疾非但未能缓解，反而更加严重。
救亡与启蒙，谋求国内经济发展与争取民族独立一直互相交织，交替摆放在历届阿拉伯领导人面前，构成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活内容的双重变奏。对于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阿拉伯国家来说，发展经济固然非常重要，但面对西方世界和以色列日益紧迫的挑战，这些国家不得不把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列为首要任务。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外部压力超过内部压力，政治救亡压倒了社会启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兴起的。它得益于广大民众迫切要求消除外来压迫的社会呼声。当阿拉伯民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几经努力仍未能完成这一历史性课题时，原教旨主义的政治主张便日益受到世人关注。
对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历史任务，或者说他们更渴望成功，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绩向民众证明自己比被他们批判的世俗民族主义政权更有能力和资格带领广大穆斯林群众走出困顿。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以宗教起家的社会政治运动，它对来自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任何带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的行径都更为敏感和警觉。在原教旨主义的议事日程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被列在奋斗目标的首位。
事实证明，当外部问题的紧迫性超过内部时，很容易出现这样两个后果：其一，原教旨主义分子执着于争取民族自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必然会减少对本国社会发展问题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关注；其二，很容易由反对帝国主义发展到反对资本主义，其结果是摒弃西方积累了几百年的发展经验于不顾，而刻意谋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化发展道路。就原教旨主义而言，它自兴起之日起，便一直是“政治解放型”而不是“经济发展型”。它更多地强调伊斯兰特色，倾向于采取闭关自守的传统发展道路。在人类发展史上，宗教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起着巨大的精神替代功能。具体说，是强调物质不足精神补，更进一步讲，是强调精神胜物质，宗教信条适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在宗教教义中，或隐或现地一直保存着这样一个逻辑：确立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至关重要。小而言之，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烦恼，获得永世幸福，推而广之，如果把宗教信条奉为社会的指导原则，当前社会中的一切难题便可以迎刃而解，这一特征在伊斯兰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伊斯兰教发展早期，国家形式采取的是一种政教合一、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指导进行社会生活的政治体制，即麦地那公社（乌玛）和“正统哈里发制度”。这一时期的淳朴与辉煌给广大穆斯林留下一种回溯性的历史心态，形成埋藏在他们心底的“伊斯兰情结”。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当前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存在各种内忧外患，诸如贫富分化、纲纪废弛，根源就在于现行政权推行的世俗化政策有违《古兰经》和圣训原则。反之，如果能重新确立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便可以纲举目张，各种社会问题会自行化解。
尤其在当代，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日益提高，西方发达国家正日渐失去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所保留的为世人所称道的清教精神。物质主义正日渐成为统摄人们头脑的主要精神动力。在这个物质发达、产品充斥的社会，西方文化显得功利主义有余，价值关怀不足。诚如其被指责的那样：“它始终未能对人类的思想提供一丝光明，一线希望，一点信仰，或者给焦虑不安的人提供哪怕是最为狭窄的通往安宁与平静之途。”[84]
这时，伊斯兰文化作为“价值理性”的优越性便相应凸显出来了。尤其在世俗政权进行全盘西化的种种尝试失败后，那些伊斯兰学者们更有理由相信，只有弘扬伊斯兰精神才可以治国安邦，使人民获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一则是因为西方化政策失败，转而尝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营养；更主要的，人们也确是出于对精神力量的崇信，相信宗教可作为“精神替代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物质不足所带来的缺憾。因此，不少发展中国家包括原教旨主义运动，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一直坚持文化民族主义的态度，一再强调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优越性和重要性。
诚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者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85]即宗教是那些暂时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意识，是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异化。尽管它在某一时期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人们超脱于现实之外的精神庇护所，但从长远看，假如不能使宗教精神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即宗教实现新的价值转换，进行某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改革，那么传统的宗教统治方法（即政教合一）是与现代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让宗教远离政治的训诫相去甚远的，而宗教对超自然神灵的一味虔信谦恭，只会使人丧失主体意识与竞争意识，这也是与现代经济意识相悖的。要么抓住时代契机奋身崛起，要么在因循守旧中日趋衰落，这正是当前原教旨主义运动面临的处境。可以肯定，如果它不能及时实现价值转换，“伊斯兰”这一丰厚的文化资源势必会在过度开采后急剧萎缩。
三 原教旨主义与社会经济发展陷阱
原教旨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偏执，对试图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来说是一个陷阱。历史发展证明，一个国家内部少数集团保持自己文化的努力，会降低集团成员现代教育水平，从而使他们的经济状况难以改善。如加拿大魁北克中小学的大量天主教神学和法语教育，严重影响了法裔人提高他们在北美经济中的地位和成就。[86]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过分关注于谋求政治—文化独立，而没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步跟进，所谓的政治—文化独立和巩固便成了一具空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独立的许多国家，至今仍发展缓慢，政局动荡，这与当初热衷于给自己的政治学说贴标签，动辄标榜“××主义”，而未能把各种政治文化主义与经济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有很大关系。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在历史中所能吸取的教训就是人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当前，原教旨主义运动在宗教这一新型政治语汇的包装下，很可能会重复第三世界在发展过程中曾犯过的错误。
肇兴于阿拉伯半岛的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以宗教为政治号召旗帜的社会政治运动。就其追求目标看，是试图通过复兴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实施伊斯兰法，进而恢复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期曾有过的辉煌和政治体制；就其战略手段看，原教旨主义以推翻和改造现行政权和社会制度为最终目标，并采取各种（包括合法与非法、和平与暴力、地上与地下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从中不难看出，原教旨主义在总体目标上是内向型的，即通过诉诸伊斯兰传统来解决当代现实问题。这一做法的有效性如何，撇开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不谈，单就经济发展模式来说，这种历史取向的政治观念很难为外向型的现代经济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是彼此绝缘的，纵使顾念到经济发展问题，也很难摆脱经济服务于政治的观念桎梏。
追根溯源，这与这些国家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中东各国大都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在当前的发展中国家中，这一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历史性任务多是由统治阶层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是一个自发的累进的自然过程。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走的是一条政治学上所讲的“外发型现代化”道路。这一进程的前进动力主要是外部人为因素，而不是内在的经济驱动。正是这一事实使国家政治服务于经济的政策缺乏内在需求和坚实基础，因而使得二者的联姻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政治指向经常游离于经济建设之外。
近年来，原教旨主义者经常组织游行示威，煽动罢工，破坏公共设施，制造流血事件等暴力活动。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政局动荡几乎使所有的外国公司都离开了。许多大工程的下马又使当地经济雪上加霜，连中产阶级都难以找到工作。在埃及，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使埃及的旅游业损失数十亿美元，外国投资者更是望而却步。尽管极端暴力只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一小部分，但因其行动手段的强烈度和行动后果的破坏性，给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在一个暴力充斥、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的国家，必然是社会动荡，人人自危，许多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可能由此断送。
从纯技术的角度看，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相比，经济建设无疑更复杂艰难。它更多的是一种事务性和连贯性的工作，它不可能凭借几句响亮的政治宣传和精神说教便能迅速崛起。相比之下，着力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拓，手段简单得多，而且也很容易“出彩”。在这一领域，重立场更胜于重观点，重过程更胜于重结果。只要立场鲜明，可以不必细究观点对错及实现手段是否合法。有时候，越是标新立异，反倒越能契合一部分人的激愤心态。当前，不少原教旨主义派别之所以热衷于暴力，经常借助恐怖手段证明自己的存在，便与上述观念有很大关系，但是，恐怖主义远非实现政治目标的最佳手段。原教旨主义组织政治形象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它的施政主张中缺失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即经济建设功能。政治斗争目标与经济建设方向不一致，正是问题的答案。
中东转型中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近年，中东的政治伊斯兰运动[87]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戏剧性变迁。2011年阿拉伯剧变后，蛰伏多年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异军突起，成为中东政治舞台一支重要新生力量。正当世人以为中东将迎来“伊斯兰时代”之际，政治伊斯兰发展势头却开始急转直下，风头甚健的政治伊斯兰遭受重大挫折。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政治伊斯兰命运大起大落，偶然性中有必然性。深入剖析政治伊斯兰兴衰根源，有助于更好地洞察中东政治运行的基本规律。
一 阿拉伯变局“激活”政治伊斯兰势力
2011年中东剧变为政治伊斯兰势力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一方面，中东动荡削弱乃至推翻了部分国家世俗权力体系，过去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得以“翻身解放”。此前，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世俗政权，对政治伊斯兰势力采取高压政策，大量伊斯兰分子被骚扰、关押、拷打、杀害或被驱出国门。[88]据伊斯兰分子称，埃及的穆巴拉克和突尼斯的本·阿里分别曾将30000名伊斯兰分子关进监狱，其中很多人遭到折磨。突尼斯复兴党总书记哈米德·杰巴利被关押了16年，该党精神领袖拉希德·加努什（Rashed Ghannouchi）流亡22年。[89]2011年中东剧变后，在“去高压统治”和“政治全面解冻”的大背景下，过去被禁的伊斯兰政党也开始重新活动。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作为原有体制的受害者，受到民众的广泛同情。有媒体称，那些被流放国外的伊斯兰领导人返回国内时，其所受到的欢迎程度让人想起当年霍梅尼重返伊朗的情景。[90]
另一方面，中东政治转型为政治伊斯兰发挥政治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平台。中东剧变后，不少国家进入破旧立新的政治转型期。由于这些国家过去多年实行集权统治，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唯有伊斯兰组织借“伊斯兰教”外衣得以生存下来。这些伊斯兰势力意识形态明晰，组织化程度高，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组织。[91]例如，1928年建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其分支机构已遍布阿拉伯世界，并颇具政治影响：约旦的“伊斯兰行动阵线”（Islamic Action Front）几十年来一直是该国最大的政治反对派；伊拉克的“伊斯兰党”（Islamic Party）自萨达姆时期就一直从事政治活动；在苏丹，穆兄会分支机构“全国伊斯兰阵线”（National Islamic Front）曾在1989年参与军事政变，并一度在内阁中获得大量职位；在阿尔及利亚、巴林、科威特和也门，穆兄会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在议会占据相当比例的席位。[92]当前中东民主选举恰好给这些伊斯兰组织提供了一个展示实力和影响力的舞台，同时也为那些长期受惠于伊斯兰组织救济和福利的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表达好恶、进行政治回馈的机会。[93]这使伊斯兰政党在与其他政党政治竞争时更容易胜出。
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长期处于蛰伏状态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异军突起，成为中东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新生政治力量：在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在2011年10月选举中成为制宪会议中的第一大党；在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2011年11月众议院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尔西在2012年6月当选总统；在利比亚，有穆兄会背景的“正义与建设党”在2012年7月“国民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在叙利亚，如果巴沙尔政权垮台，该国同样可能是伊斯兰势力掌权。[94]
当前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实际是历史上伊斯兰复兴的当代延续。历史上，每逢重大转折关头，中东地区总会出现伊斯兰复兴：18世纪阿拉伯半岛兴起瓦哈比运动，19世纪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发起泛伊斯兰主义，20世纪20年代哈桑·班纳创建穆斯林兄弟会，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等等。冷战结束后，政治伊斯兰化浪潮仍未止歇：塔利班1996～2001年在阿富汗建立伊斯兰政权；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赢得大选后一直执政至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06年赢得大选；黎巴嫩真主党2011年1月实现组阁执政。
二 政治伊斯兰兴起是伊斯兰世界应对内忧外患的一种自我救赎
政治伊斯兰在中东舞台上的周期性复兴，实质是伊斯兰世界面对内忧外患等重大挑战的应激反应和自我救赎。
（一）政治伊斯兰是中东应对国内危机的重要“替代性力量”
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乃至法律政治体系。在伊斯兰教义中，包含了许多与现代政治理念类似的概念，如大众参与（shura, nasiha），社会契约和基于认可的统治（bay.a），基于真主主权和伊斯兰法（Sharia）的法治，以及扶危济困（nasiha, mazal-im）、尊重生命、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禁止贪污受贿等。[95]这些内容为政治伊斯兰势力在政治角逐中打“宗教牌”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同时，政治伊斯兰拒绝接受世俗主义，认为世俗主义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目的是损害伊斯兰教影响，为西方殖民者服务。政治伊斯兰也反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概念，认为穆斯林只应忠诚于“乌玛”（穆斯林共同体）。[96]这种独特的价值观使政治伊斯兰相比于世俗力量和意识形态，先天具有道统优势。“它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因而对伊斯兰国家民众颇具号召力。在经济滑坡、社会混乱和政治萧条期间，许多人认为这些恶果都是由异教的阴谋造成的，而拯救治疗的方案就是回归原初的、真正的伊斯兰教。”[97]
因此，当阿拉伯国家世俗化努力受挫，进入大变革时期时，民众很可能将“转向伊斯兰”作为一劳永逸的突围路径。当前，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内部积弊丛生，已到了难以继续维系的地步。据2009年联合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当前阿拉伯世界工业化程度比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还低。[98]现代工业的匮乏，使相关国家缺乏代表生产力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和先进意识形态，多数民众生活贫困，知识水平不高，更认可伊斯兰等传统价值观，排斥西式生活方式。即使知识程度较高的城市中产阶级及部分青年学生，由于前景黯淡而在思想观念上日趋保守化。如突尼斯的原教旨主义学生，本来是“未来的专业人员，即工程师、律师和医生”，但经济停滞和分配不公使其跻身精英阶层希望日趋渺茫。“伊斯兰主义者气愤的不是飞机取代骆驼，而是他们自己坐不上飞机。”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11月民调显示，多数埃及人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好感高于对“现代化者”的好感，半数以上的民众希望男女工作分开。[99]这种相对落后的思想认识和缺乏组织的弱点，很容易被伊斯兰组织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些国家一旦开启政治转型，必然是与传统生产方式和传统意识形态结合度更高、阶级属性更模糊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得势。埃及穆尔西上台就反映出穆兄会的高度组织化以及与国家的传统文化、经济和社会动力的一致性。[100]
（二）政治伊斯兰独特的国际观和动员体系，使之自动对外部挑战作出应激性反应
在应对外来挑战方面，政治伊斯兰比世俗民族主义更具号召力。中东的世俗民族主义尽管包含谋求独立自主成分，但其本质是一种“舶来品”，与伊斯兰信仰相悖，这使其很难有效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以现行国家为认同单元的世俗民族主义，对应的是中东破碎型地缘格局，因而更符合西方的战略规划。相比之下，伊斯兰教更具有普及性和神圣性。无论温和派还是激进派，生活在君主国还是共和制国家，阿拉伯人都有共同的精神遗产——伊斯兰主义。[101]伊斯兰教中的乌玛（穆斯林共同体）观念，更符合“穆斯林皆兄弟”的传统身份认同。“伊斯兰提供了一种植根本土、足以替代阿拉伯主义的有吸引力和可信度的政治认同。”[102]更重要的是，政治伊斯兰的国家观（乌玛）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意识形态与地缘版图有机结合，因而更能有效抵御外部威胁和挑战，创造辉煌业绩：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正是凭借政教合一产生的巨大能量（“一手持剑，一手持《古兰经》”），短期内建立起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土耳其人也是凭借伊斯兰教与军事力量结合，建立了令欧洲望而生畏的奥斯曼帝国。在当代，伊朗1979年革命后建立的神权政体，虽然备受外界诟病，却使伊朗面对西方数十年制裁和围堵仍屹立不倒。政治伊斯兰为阿拉伯世界摆脱外来压迫、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某种替代性方案。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每逢伊斯兰世界遭遇重大外部挑战，总会出现政治伊斯兰的身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用“挑战与应战”的视角揭示文明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他认为，文明产生于人类对各种困难与挑战的应战。[103]当前政治伊斯兰复兴，实际就是对严峻外部挑战的应战性反应。近些年来，伊斯兰世界面临外部挑战日益严峻。一方面，以色列滥用武力趋势日益明显。以色列自立国后，对阿拉伯世界一直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阿拉伯世界在军事较量中则屡屡落败。尤其近些年，以色列自恃强大，对阿拉伯国家动辄使用武力：如2006年大举入侵黎巴嫩；2008年底对加沙地带发动“铸铅行动”；2011年11月空袭西奈半岛；2012年2月空袭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等等。对此，阿拉伯国家总体反应微弱。另外，美国在中东行事日益肆无忌惮。尤其“9 ·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时大力推行“中东民主改造”，这实际是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一次“文明改造”。
面对咄咄逼人的外部挑战，阿拉伯现行政权反击无力，甚至不如伊朗总统内贾德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行动有效。这种反差给阿拉伯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撼，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已悄然陨落背景下，寻求自我救赎的强烈情绪，很容易转向伊斯兰，从政治伊斯兰中寻求解决之道。“如今的阿拉伯人感觉好像回到了蒙昧年代，处于四分五裂、没有组织的边缘地位，以至连犹太人都能欺负他们。宗教人士声称，这是因为阿拉伯人丢弃了赐予他们真正力量的武器：信仰。历史上，正是宗教让阿拉伯人成为伟大的民族；现在，人们如果能恢复对宗教的热情与虔诚，真主就会再次站在他们这边。”[104]
当前政治伊斯兰复兴实际是阿拉伯世界反对外部干涉、谋求民族复兴的一次新尝试。早在20世纪90年代，突尼斯复兴党领导人加努什曾宣称，“我们必须不间断地向美国发动战争，直到他们离开伊斯兰的领土，否则我们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破坏它们的利益”[105]，穆兄会新任总训导师穆罕默德·贝迪2010年10月宣称，将发动一场反对美国、英国、以色列、犹太人和腐败的阿拉伯统治者的圣战。[106]2011年中东剧变后政治伊斯兰势力上升，正是谋求独立自主、摆脱外国价值观、反对外部军事干预的体现。[107]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评估埃及变革一周年的报告认为，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对外政策，体现出反以反美立场（呼吁就戴维营协议全民公投；谴责以色列破坏阿克萨清真寺；指责美国干预埃及政治；等等）。[108]
三 政治伊斯兰恐难承担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
然而，政治伊斯兰的执政前景并不乐观。就在政治伊斯兰参政势头如火如荼之际，衰败迹象已经日渐显现。在突尼斯，2013年2月“复兴运动党”总理杰巴利辞去总理职务，7月25日反对派领导人布拉米被谋杀，促使民众再次要求解散“复兴运动党”领导的联合政府，而8月6日制宪会议宣布暂停工作，表明议会已开始与“复兴运动党”公开对抗。在埃及，有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政府上台执政后，频频遭遇民众大规模抗议，2013年7月4日埃及军方借民众抗议势头，将穆尔西政府强行赶下台。在利比亚，2013年7月26日著名政治活动家米斯马里被暗杀，以及此后爆发的大规模越狱、汽车炸弹袭击等事件，激发民众抗议游行，现政府对暴力暗杀事件不作为，示威人群甚至闯入利比亚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的“公正和建设党”与“利比亚国家力量联盟”总部，要求解散国民议会及临时政府。此外，阿联酋安全法庭罕见地判处几十名穆兄会成员10～15年徒刑，土耳其执政多年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遭遇持续大规模抗议。地区政治伊斯兰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从表面看，突尼斯、埃及等国政治伊斯兰影响下滑各有原因。埃及的穆尔西政府权力基础不牢却独断专行，导致世俗与宗教力量权争加剧。同时，穆尔西经济治理乏术，竞选承诺难以兑现，由此使民众不满日增，一年爆发7000多次抗议，从而为军方军事政变提供契机。突尼斯民众对本国政府不满情绪比埃及民众更甚。据统计，突尼斯有78％民众不满国家的发展方向（埃及为62％），83％的人认为国家经济状况更加糟糕（埃及为76％），81％的民众认为腐败更加严重（埃及为64％）。[109]突尼斯制宪议会停摆、“复兴运动党”统治遭遇危机，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然而，上述问题不过是政治伊斯兰面临困境的冰山一角。事实上，政治伊斯兰运动存在若干结构性缺陷，即使没有埃及军事政变等突发性事件，其也很难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其政治前景注定将十分黯淡。
（一）复古主义价值观与复杂现实难以“对接”
如果说世俗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承诺未来提供美好愿景，伊斯兰价值观的特点就是通过不断重温历史辉煌来赢取民众支持。在伊斯兰教史上，穆罕默德创教时期和随后的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恰恰是伊斯兰教史上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令后世穆斯林景仰不已。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只有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实行哈里发统治的政体才能算合法政体。由此使政治伊斯兰形成一种回溯性历史观。“政治伊斯兰将重返信仰及重建乌玛，作为替代当前不道德和专制统治的唯一途径。”[110]由此不难理解，政治伊斯兰势力一旦掌权，往往率先将“全面伊斯兰化”作为施政重点。2011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提出的政治口号就是“伊斯兰是解决办法，是一劳永逸的改革”[111]。他们竞选时呼吁禁止沙滩旅游、禁止银行收取利息、惩处批评沙里亚法者[112]，当选后提议设立“伊斯兰学者委员会”，负责审查所有法案是否与伊斯兰教法相符。更加激进的沙拉菲主义者更是强调应禁酒、戴面纱、男女分开。[113]“一旦当权，伊斯兰主义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将现代政治制度置于能够被其主要支持者接受的伊斯兰基础之上。”[114]
然而，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已与穆罕默德时期差之天壤，通过回归传统来实现民族复兴，很难将传统价值与复杂现实“对接”。伊斯兰复兴运动独有的文化心态，使之对肇始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出现的种种弊端的指责，连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整体也产生了怀疑。但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并不能让尚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过渡的伊斯兰国家直接跃过这一历史阶段。他们致力于追求传统，而从宗教资源中开掘经济思想的努力显得内容单薄而和者甚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日新月异，各种新事物、新观念、新问题不断涌现。所有这些，决定了指导思想也要与时俱进，适应复杂多元的现实社会需要。而政治伊斯兰作为一种管理国家的哲学，已经被证明与现代政府的复杂性并不匹配。[115]
不少伊斯兰组织也意识到不可能完全照搬伊斯兰教义。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不再要求建立“伊斯兰国家”，转而呼吁建立“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文明、民主国家”，承认政教分离原则。但这种姿态调整又使其陷入两难困境，正如汤因比曾指出的：“复古主义者无异立足于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境，不管他向哪一边走去，都将找不到出路。如果他只顾恢复过去，而不考虑现在，那么永远向前的生命的激流势必将他的脆弱的机制冲得粉碎。相反地，如果他要把怀古之幽情从属于改造现在事业，那么他的复古主义便将证明是一种骗局。”[116]
（二）阶级和意识形态局限使其难以真正推动生产力发展
伊斯兰教在其历史上，从未进行过根本性的宗教改革，因此不太可能为现代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驱动力，而更容易成为维护落后生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而当前的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表面看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带有“全民党”属性，但从内核和领导层看，充其量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乃至买办阶级的利益。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由极度富裕的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金融援助）组成，外围是中产阶级中的蒙昧主义者，基础是宗教协会通过慈善服务招募的平民，至于打击力量则是从流氓无产者中雇用来的非正规军。[117]
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政治伊斯兰势力即使上台执政，也不可能是先进阶级取代落后阶级，更不可能出现先进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生产方式的正向变革。一位西方学者鞭辟入里地指出：“伊斯兰主义者在激发起大众苦难的同时，又将其麻痹：他们在帮助民众树起必须有所行动的情绪的同时，又将其带入死胡同；他们将国家引入动荡的同时，又限制为国家真正进行斗争。”[118]而伊斯兰主义者的这种矛盾性格正是源于其核心骨干的阶级基础。“作为一个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能奉行一种属于本阶级的持续而独立的政策。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小店主、小商人和小业主）总是在渴望安全的保守倾向与期待从激烈变革中谋得更多好处的变革意愿之间徘徊。这种矛盾性在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朗、苏丹和其他国家均有体现。”[119]由于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局限，政治伊斯兰很难在推进生产力向前发展方面有大的突破。
另外，政治伊斯兰运动的立足点或“兴趣点”并不在经济建设本身。政治伊斯兰的思想体系尽管包罗万象，实际主要是政治、社会、道德、信仰等领域，[120]其对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则语焉不详。许多伊斯兰领导人谈论和处理政治和文化问题口若悬河，游刃有余，但对复杂烦琐的经济问题却茫然失措，捉襟见肘。它们与经济发展本身并不发生内在联系，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阶层的联系也不很紧密，因而它反过来也很难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保障措施。“伊斯兰激进运动对于治理民众从来就没有明确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兴趣。这在塔利班的统治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净化是他们的目标；一旦纯洁成为至高无上的要求，离恐怖就不远了。”[121]
但是，2011年突尼斯、埃及等国民众起而造反，除了反对独裁和政治压迫，更重要的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过去20多年来，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及经济私有化政策，导致埃及贫富差距拉大，贫困和不平等加剧。[122]但政治伊斯兰势力显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更谈不上开出正确药方。穆斯林兄弟会倾向于基于现状建立一种自由市场经济。穆兄会副总训导师海拉特·阿里·沙特尔（亿万富翁），曾明确提出推行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穆兄会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富翁哈桑·马里克倡导类似政策路线。[123]萨米尔·阿明认为，穆兄会以政治文化简单而著称。这种政治文化仅仅满足于承认伊斯兰关于私有财产观念的“合法性”与“自由”市场的关系，而不考虑市场经济活动无力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124]从实践看，穆兄会上台后，继续推行私有化计划和价格自由化政策，而不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甚至推行减税、取消医保、反对成立工会。因此，即使并非因为穆尔西接手的是“烂摊子”，即使没有军方政变，穆尔西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效果，也不会比穆巴拉克政权时期更好，由此决定了被赶下台是早晚的事儿。
从历史经验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东就曾掀起过伊斯兰复兴潮。这些伊斯兰主义者此前曾对世俗政权百般攻讦，但它们上台后同样未能提供成功的经济模式和经济业绩。伊朗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从石油资源获得的巨大盈利，才缓和了经济困境。没有石油资源的国家（如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宗教势力当权明显导致了贫穷、专制和无休止内战。约旦穆斯林兄弟会也曾在1989年首次大选中获胜，但其四年后便遭遇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拿不出好的经济政策，只知道强调男女大防（如立法禁止父亲观看女儿的体操比赛）。“不管原教旨主义运动及其政府的政治、宣传机构取得怎样的成功，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紧要问题没有真正的理解，因此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125]因而，政治伊斯兰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末重新归于沉寂。
（三）变革国际秩序有心无力
伊斯兰教的跨国特性决定了伊斯兰主义者往往是天然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穆斯林首先是伟大的伊斯兰教的忠诚实体‘乌玛’的成员，其次才是领土统治者的臣民。”[126]他们从《古兰经》和宗教教义出发，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有悖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认为国家主权是有限的，唯有真主才拥有绝对主权；认为穆斯林社会的共同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依照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世界观和政治逻辑，其对外政策实际存在依次递进的多层次目标：近期目标是根本摆脱对西方的依附；中期目标是输出伊斯兰革命，解放“被压迫”的穆斯林；远期目标则将伊斯兰教义从“伊斯兰地区”传播到“非伊斯兰地区”。
伊斯兰教的“乌玛”国际观与现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格格不入。一旦进入主权国家体系，穆斯林就会在国家与宗教忠诚之间出现游离，一定程度分散、弱化了国家的整合能力，尤其是其缺乏对现行主权的忠诚度。“因为没有授权神职人员充当信徒与真主间的中间人，伊斯兰教并没有把个体紧紧地绑入整齐划一的宗教社区，他们的最终的忠诚是给《古兰经》的法律的，教会与国家同盟在伊斯兰教中毫无意义。”[127]这就是为何伊斯兰世界进入主权国家体系后，至今仍有些“水土不服”的原因。那些伊斯兰势力掌权的国家曾不同程度出现“输出革命”，资助他国政治伊斯兰势力，号召他国穆斯林起来反对本国政权。但这些做法明显违反国际行为准则，并引发强烈反弹。伊朗政教合一政体是个例外。什叶派教义本身已实现了民族化，伊朗早在沙法维王朝时期（1502～1736年）就实现了领土与宗教文化的高度一致，从而使什叶派教义能够担当起伊朗国家宗教的功能。[128]
除两种国际观的观念冲突外，政治伊斯兰变革国际秩序的意图与能力也存在强烈反差。阿拉伯世界尽管拥有共同的血缘、语言和宗教信仰，但自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反而由于种种原因，在中东日趋形成以主权国家理论为依据、多国并立的“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一般意义上说，最能整合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有两种：一种是从宗教中开掘复兴之路、旨在动员十几亿穆斯林的泛伊斯兰主义；另一种是从民族认同角度出发、意在动员3亿多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然而，由于西方不遗余力地阻挠任何可能促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联合的政治思潮和运动，也由于将已经破碎的中东地缘版图重新“缝合”起来，超出了这些“泛××主义”的能力范围，当初掌握国家物质力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现在靠宗教信仰支撑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更难完成这一任务。“几乎所有政治集团都将政治集中在国家层面。伊斯兰教传统上是一种超越国家的普世性观念，但伊斯兰主义者总是在国家体系内进行斗争，而难以超越它。”[129]
更重要的是，政治伊斯兰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因而缺乏统一而强大的行动能力。在政治伊斯兰运动内部，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的派别，如按照教义可以大体分为什叶派与逊尼派，什叶派又分为十二伊玛目派、五伊玛目派、七伊玛目派、阿拉维派等分支；逊尼派则分为哈乃斐、马立克、沙斐仪、罕百里四大教法学派。按照立场则可以划分为激进派、温和派与保守派。这些不同教派、支派之间各有诉求，难以统一行动。“他们太分散或太软弱，以至于不可能替代现有的国家政权。……尽管伊斯兰教本身具有强烈的跨国性，但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家间，伊斯兰主义者在构建广泛的政治联盟方面都不谙此道，而且他们自身又非常易于分成彼此竞争的几个派系。”[130]例如，埃及穆兄会掌权后，很快就与萨拉菲派“光明党”分道扬镳。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在2013年7月4日埃及政变时，“光明党”赞同将穆兄会赶下台。内部分裂使政治伊斯兰势力很难真正拧成一股绳，使其在变革国际体系方面有心无力，难以将政治宏图化为现实。
当前，西方一枝独大的国际权力体系极大地限制了政治伊斯兰势力发挥其政治能量。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之所以能掀起巨大波澜，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处于冷战格局，美苏彼此牵制使处在“中间地带”的中东国家拥有更多回旋余地。但随着冷战结束、国际体系日趋由西方主导，中东国家政治自主空间受到严重制约。2011年中东剧变本来是场谋求自强自立的进步社会政治运动，但由于西方大国的选择性干涉，中东转型日趋偏离既定方向。政治伊斯兰上台后，美国竭力推进、培育政治伊斯兰与美国经济利益及“华盛顿共识”相互兼容，将埃及革命的“自由”诉求曲解为消除对市场资本主义的管制。只要与美国经济政策一致，美国并不关心是独裁者还是政治伊斯兰分子掌权。[131]在此背景下，政治伊斯兰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很难摆脱对现行国际体系的依附状态，遑论改变地区乃至国际秩序。民调显示，尽管多数穆斯林乐意将伊斯兰作为国家指导原则，怀念“麦地那模式”，但也承认这种模式很难应用于复杂的现代国家，更无法应用于基于世俗价值观的国际秩序。[13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中东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得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大力支持，这种渊源使其未来很可能与海湾君主国结成战略同盟，使伊斯兰复兴变成一种瓦哈比式的宗教复兴。俄罗斯学者认为，海湾国家促使伊斯兰温和势力上台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让中东国家激进的瓦哈比主义取代温和伊斯兰义者，并认为中世纪伊斯兰将严格控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某些情况下比任何独裁统治者更专制。[133]由于内外因素制约，政治伊斯兰势力不太可能将其国际理念付诸实践，更无法成为反抗西方和构建新型国际体系的“第三种力量”。
三 余论
近百年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实现民族复兴，差不多试遍了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当前，中东政治潮流的钟摆式调整，再次将政治伊斯兰推到历史前台。但由于这些政治伊斯兰势力沿用旧思路治理新世界，鲜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性成分，因而这次政治伊斯兰复兴同样难以承担起民族复兴重任。阿拉伯民众刚从威权政权窠臼中摆脱出来，又陷入复古主义误区，最终使政治伊斯兰本身变成一种不再有影响的力量。[134]2013年7月埃及及军方强行将穆尔西政府赶下台，使埃及政治转型重回起点。这表明，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政治前途可能比预想的还要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