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法国哲学传统的主要遗产

罗素（B. A. W. Russell, 1872-1970）表示：“19世纪的理智生活比以前任何时代的理智生活都要复杂。”这句话尤其适合于用来概括19世纪的法国哲学。相对于志存高远的17世纪法国理智论哲学和充满战斗精神的18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19世纪法国哲学复杂多样，而且多半具有明显的折中调和色彩。在17世纪，笛卡尔理性主义在法国具有一统天下的地位；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马勒伯朗士（N. de Malebranche, 1638-1715）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角度把笛卡尔理性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在18世纪，伏尔泰（Voltaire，本名F. M. Arouet, 1694-1778）等人的理性主义和卢梭（J. -J. Rousseau, 1712-1778）的情感主义之争为法国哲学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围绕自然与文化关系而展开的启蒙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推进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但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上批判了他的先验观念主义指向；19世纪法国哲学纷繁多样，它们在批判地接受本土笛卡尔主义遗产的同时，还吸收了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和英国哲学的丰富资源；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突破笛卡尔主义心身二元论的趋势越来越增强：作为其主导性的哲学形态，精神主义强调心理、下意识、情感、意志，并逐步把这些方面与身体联系起来，导致了关注的重心从与心灵联系在一起的“我思”向与身体密切联系的“我能”的过渡，这其实意味着以笛卡尔哲学为起点但对笛卡尔主义展开了全面的突破。

19世纪法国的主要哲学思潮是实证论（positivisme）、精神论（spiritualisme，或译唯灵论）和观念论（idéalisme，或译唯心论）三大流派。这在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明显。有学者表示：“对从1870年到1920年的法国哲学进行的各种概括性研究几乎总是运用一种标准的方式把它们的主题划分为三个学派：实证论、精神论和观念论。”另一位学者也表达了几乎相同的看法：“对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哲学的各种概括性研究典型地围绕三种哲学立场来组织它们的话题：实证论、观念论和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各种版本的精神论立场。”实证论和精神论始于19世纪上半叶，但在下半叶产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观念论开始于下半个世纪，主要体现为对德国先验观念论哲学家康德思想的引进，而绝对观念论者黑格尔几乎还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从总体上看，精神论尤其占据上风，它在其他两派中都有渗透。阿尔都塞从批判的立场表示：从比朗、库赞（V. Cousin，一译库辛，1792-1867）到柏格森，法国哲学始终顽固地坚持的不仅是保守的而且是反动的精神论。在20世纪初，甚至在现象学传入法国的时候，法国人面对的仍然是这三大思潮。当然，新黑格尔主义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也逐步增强其影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和柏格森主义的精神论，但观念论与精神论之间的关系显得比较复杂。实证论虽然不再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吸纳到了其他两派之中，它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相关思潮尤其具有重要的影响。

外来的现象学种子即将在这一丰富的哲学土壤中播撒，并且会结出五彩缤纷、花样繁多的果实。种子来自德国，最初的播种者也大多是一些与德国文化传统有关的外来学者，列维纳斯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海德格尔式解读以及对两者的批判反思不仅影响了他本人的整个思想的持续进展，也为随后的法国实存论现象学预示了基本的走向。在法国，初来乍到的现象学与上述已经占据重要地位的三大思潮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明确否定实证论，其他德国现象学家也坚持同样的立场；他们的法国继承人和拓展者尤其如此，尽管他们批判实证论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胡塞尔从反心理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角度来否定实证论，而其他现象学家，尤其是法国实存论现象学家大体上是从反科学主义的角度来考虑的。现象学对新康德主义和柏格森主义并不只是采取消极的否定立场，而是对它们采取了某种批判吸收的姿态。当然，每一位现象学家都有其更为独特的立场。我们打算先简单地勾勒一下上述三大法国哲学思潮的演变，为后面重点清理现象学与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柏格森主义的精神论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好准备。我们注意到，在这些流派的争论之中，实存与知识之间的张力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并因此为从意识现象学向身体现象学的过渡埋下了伏笔。

1．实证论

实证论的创始人是孔德，其核心主张是理论必须接受证实，并因此导致了科学哲学传统中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他表示：为了理解实证哲学的真实性质和固有特性，必须对人类精神进展的步伐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他告诉我们，人类精神依其本性在每一探究中相继利用了三种哲学研究的方法，它们的特征具有实质性的不同，甚至根本对立：首先是神学的方法，然后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最后是科学的方法。他认为第一种方法是人类理智必要的起点，第三种方法是其固定的和确定的状态，而第二种方法注定充当过渡的意义。换言之，人类思想，无论个人的还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他看来，他本人所处的时代开始摆脱前两个阶段，进入成熟的时期。他承认“实证”一词有多种含义，但认为这些含义对于新哲学精神来说都是适用的，它们分别代表了新哲学的不同特性，它们之间只有表面的歧义。第一个含义指的是与虚幻相反的真实；第二个含义指的是有用与无用的对比；第三个含义指的是肯定与犹疑的对立；第四个含义指的是精确与模糊的对照；第五个含义则是作为否定的反义词来用。上述五种含义都意味着“新哲学精神的唯一特性”，即实证“包括了到处由相对代替绝对的必然倾向”。很显然，实证哲学继承了自笛卡尔以来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传统，不过它认为黑格尔哲学已经背离了这一传统，走向了绝对主义。它坚持以相对性否定绝对性，把“实证”作为评判是否科学的标准，于是传统经验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争论被抛在了一边。当然，孔德更多地接受了英国经验主义以及牛顿的自然哲学的影响，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某种相对性主张，否定了科学和前科学之间的截然界限。然而，这种相对性主张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或多元主义，因为实证哲学追求的是秩序和进步，认为两者是并存和协调的。总之，由于认同“实证”一词的多重含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是比较温和的，并因此不同于后来的那些绝对科学主义的主张。有学者表示：“孔德的实证主义是它经常被混同的一种 ‘科学主义’的反面。正是科学主义用科学替代了诸科学的体系，且使之成为一种再现形而上学绝对的新绝对。”依据他的看法，孔德哲学具有过渡性质：一方面，理性虽然对立于神学，但理性并不等于思辨理性，而应该体现为科学理性，也就是能够接受实证或实验检验的理性；另一方面，理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科学，理性主义并不等同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更不等同于唯物主义。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由于批判观念主义，孔德哲学有助于推动后来的法国哲学对于物质和物质性的关注。

在孔德之后，随着科学的日益迅猛发展，理性精神逐步被等同于科学精神，科学主义则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简单地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各门科学觉得自己已经充分强大到自足的程度，绝不需要求助于一种形而上学合理性以便为自己奠基：它们不再承认其他合理性，而只承认在各门实验科学和被认为是其工具的数学科学中得以展开的合理性”，这其实背离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精神，即“实证主义一词最终走向的是以科学的名义把任何与神学—形而上学的对立包括在内”, “这种演变越来越远离了纯粹作为其历史参照的孔德哲学”。也就是说，后来的实证主义者虽然把孔德哲学当作实证主义的源头，却完全偏离了他原来的路线。两位重要的实证主义者推动了这种极端科学主义走向。一位是利特雷（É. Littré, 1801-1881）。在为其师孔德《实证哲学教程》所撰序言中，他表示：实证哲学既不是精神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他高度评价其师的工作，认为实证哲学既是一个被搞混乱了时代的产物，又是对它的一种补救。他相信孔德所说的三阶段规律，但把科学主义推到了极致。另一位是作为法国实验医学创始人的伯纳德（C. Bernard, 1813-1878）。他致力于动物的实验室研究，把“关于物质的科学延伸到关于有生命之物的科学中”。他突破了孔德拒绝把生命现象还原为物理—化学现象的立场，并因此走向了极端科学主义的实证论，甚至被认为走向了唯物主义。这种主张导致宗教思想和人文艺术完全丧失了意义。

然而，正是极端科学主义主张导致实证主义走向了衰落。有学者写道：“在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仍然是一支主要的力量，但是它的主要拥有者是像勒朗（E. Renan, 1823-1892）和丹纳（H. A. Taine, 1828-1893）这样的文学家，而不是学院哲学家。1870年以后，每一位主要的哲学家都拒绝了实证主义。”当然，实证主义精神还是有其持久影响的：一方面，这种实证精神导致了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应用，比如涂尔干（É. Durkheim, 1858-1917）等人在社会学领域所进行的创造性工作；另一方面，彭加勒和迪昂（P. Duhem, 1861-1916）的科学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孔德的思想。此外，从布特鲁（É. Boutroux, 1845-1921）到布伦茨威格再到柏格森，他们对于科学的关注和探讨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实证主义精神，而属于概念哲学系列的后来的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其实，通过将其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行对比，布伦茨威格已经注意到了实证主义的内在矛盾：“分析的客观性，综合的主体性，进步的自发进程，循环的秩序传统。”在20世纪初，残存的实证主义主要通过社会学实证主义影响到法国哲学。从总体上，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显然是现象学实存主义批判的重点对象。即使像巴什拉、康吉莱姆和塞尔斯之类科学哲学家也不可能认同这种实证主义倾向。关于现象学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有学者这样写道：“实证主义是胡塞尔在论述现象学构想时作为应当经常加以排斥的代表性视点而举出来的。”胡塞尔是弗洛伊德、柏格森、韦伯（M. Weber, 1864-1920）的同时代人，“他们的思想在反抗‘实证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胡塞尔面对着两条战线，一方面要应对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则要抵制非理性主义。他最终希望通过纯化理性，通过回归先验主体性而达到这一目标。

胡塞尔自始至终批判自然主义，而实证主义在他眼里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主义。他这样描述自然主义的立场：“就我们这里尤其感兴趣的坚持自然主义的人而言，在他眼里看到的只有自然并且首先是物理的自然。一切存在的东西，要么本身属于物理的秩序，构成物理自然的同质整体的部分，要么属于心理的秩序，但却只是依赖于物理秩序的单纯变量，至多是一种派生的‘副现象’。所有存在者本质上都是心理物理的，即仅仅是被不变的规律所规定的”；进而表示：“在实证主义（无论它建立在对康德的自然主义解释基础上，还是出自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对休谟进行的重新解读）的意义上，我们也看不出对这种看法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包括实证主义在内的自然主义，其最根本的倾向就是将一切自然化：一方面是将意识自然化；另一方面是将观念自然化，并因此将所有绝对的理想和规范自然化。自然主义者虽然维护理性，却把理性自然化了，走向了“严格的科学只能是实证科学”的立场；如此一来，“实证主义将科学的理念还原为纯粹事实的科学”。胡塞尔的姿态显然不仅针对孔德的实证主义，而且尤其针对绝对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需要注意的是，在否定各种既有的实证主义的同时，他却把自己的现象学视为真正的实证主义，因为它强调各门科学应该在实证的基础上被确立，或者说应当原初地被把握。

法国实存论现象学批判实证主义，但它的批判并没有依循胡塞尔的方式。也就是说，这种批判不可能在认识的先验基础之上展开。相反，它关注的是实存与知识之间的张力。实存论现象学家不追求严格的科学哲学理想，更不要求哲学为科学奠基。在他们眼里，科学本来属于文化世界的一个部分，但它却越来越占据霸主的地位，因此应该对它予以限制，让它服从于知觉经验，使其处在与其他人文学科的相应关系之中。这意味着给予科学一种第二层次的地位。梅洛—庞蒂强调知觉相对于科学的首要性，他要求我们“非科学地”看待事物，对它保持一种警惕的姿态；亨利走得还要远，他直陈科学造成了新的野蛮，对文化、艺术、道德和宗教构成了致命的破坏。这些批判性的思考虽然没有直接指向实证主义，但显然把矛头对准了实证主义为科学所做的辩护，尤其对准了绝对科学主义的价值观。梅洛—庞蒂也曾使用到“现象学实证主义”这一表述，然而，该表述与现象学家们所要批判的实证主义具有不同的意义。他这样写道：“世界不是我所思考的东西，而是我所经历的东西，我向世界开放，我不容置疑地与世界沟通，但我并没有拥有它，它是不可穷尽的……本质的方法是一种现象学实证主义方法，它把可能性建立在实在性基础上。”非常明显，他主张人通过知觉与世界发生直接的、生动的交流关系，否定科学意义上的抽象关系。与胡塞尔从反心理主义立场来批驳实证主义不同，法国现象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容忍了心理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胡塞尔力图克服的相对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结构—后结构主义所关注的文化多元主义。

2．精神论

精神论始于19世纪早期，这是一个与基督教传统有密切关系，并且调和理性与非理性、心灵与身体的流派。最初的精神论者有拉罗米吉埃尔（P. Laromiguière, 1756-1847）、鲁瓦耶—科拉尔（P. Royer-Collard, 1763-1845）、德热朗多（J. M. Degérando, 1772-1842）和比朗。这些哲学家大多与受18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家孔狄亚克（E. Condillac, 1715-1780）影响的观念学者（Idéologues）有着密切的关系。除鲁瓦耶—科拉尔外，其他三个人都认为精神论与观念学并不矛盾；德热朗多和拉罗米吉埃尔都曾经是观念学者；比朗则深受孔狄亚克、卢梭和苏格兰经验主义哲学家里德（T. Reid, 1710-1796）的深刻影响。其实，比朗更直接地受益于观念学者卡巴尼斯（P. J. G. Cabanis, 1757-1808）和德斯蒂·德·特拉西（A. L. C. 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他和作家司汤达（Stendhal，本名M. -H. Beyle, 1783-1842）一样，属于观念学流派的弟子。这里的观念学带有经验论倾向，显然认可观念来自经验，并因此与主张天赋观念的先验观念论有别。

比朗在精神论运动中是最重要的人物，被视为这一思潮的最主要的源头，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法国哲学影响持久而巨大。折中主义的精神论者库赞表示：“比朗是我们时代的第一个形而上学家。”新康德主义者布伦茨威格认为比朗是“19世纪上半叶最原创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史家夏特莱（F. Chatelet, 1925-1985）则告诉我们：“在人们将要举行勒朗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各式葬礼’的时候，正是比朗设计了一种精神论的形而上学版本。”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观念学以及唯物主义从外部来解释内在观念或思想不同，精神论关注的是内在反思，但这种内在反思有别于笛卡尔式、更不用说康德式的我思。对于比朗来说，情感、意志甚至身体都远比纯粹意识重要，因此“我能”在他那里胜于“我思”。在他看来，身体不是被理智构造的对象，更不是机械的物体，而是一种主观的身体；所谓的意识则只不过是精神的神秘活动。这一切都涉及人的神秘的、具有宗教色彩的实存，一种调和了身体和心灵、非理性和理性的实存。

库赞是19世纪法国哲学的主导人物。作为比朗作品的编者和管理人，他深受这位精神论之父的影响，在精神论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的折中主义的精神论把洛克（J. Locke, 1632-1704）、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C. Helvétius, 1715-1771）等人的感觉主义，巴克莱（G. Berkeley, 1685-1753）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观念主义，休谟（D. Hume, 1711-1776）和伏尔泰等人的怀疑主义，以及圣—马丁（L. -C. de Saint-Martin, 1743-1803）和史威登伯格（E. Swedenborg, 1688-1772）等人的神秘主义调和在一起。和20世纪初的布伦茨威格一样，库赞长时间对法国学院体制行使着掌控权，精神论的持久影响力与他运用学术权力进行的推动工作密切相关。茹弗鲁瓦（T. S. Jouffroy, 1796-1842）也是一个折中主义的精神论者。他上承比朗，下启柏格森，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他更多地参考比朗而不是笛卡尔”，他“尝试确立一种预示了柏格森主义的精神论的实证性”。比朗、库赞和茹弗鲁瓦三位精神论者对于法国学院哲学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在大学里，精神论依赖于库赞、比朗和茹弗鲁瓦”。实证主义否定一切形而上学，新批判主义的观念论要求否定传统形而上学并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精神论显然有别于两者，它是一种综合传统的哲学和神学的形而上学形式，非常强调心理体验，对内在情感、意志等进行了卓有成就的探讨，同时也要求回溯到思想体验的存在论根源。著名哲学家布雷赫（É. Bréhier, 1876-1952）表示：“尽管与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相冲突，形而上学在我们研究的时期并没有消失。”这里的形而上学主要指的就是精神主义。批判主义的理智主义要求精神的纯粹性或形式化，实证主义的极端理智主义强调精神的可检验性或科学化，而精神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相信精神的神秘性，它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体验和直观。正是由于这一特征，精神论受到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现象学家马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利科和亨利的高度关注和格外青睐。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相关内容中会有所涉及。

在19世纪的法国哲学中，精神论具有明显的折中调和色彩，无法体现出真正的原创性，因此未能产生出真正的哲学大师。但是，它在每一位哲学家那里依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它在下半叶尤其呈现出了多样化和泛化的倾向。这一特征在最为重要的三位精神论者拉韦松（F. Ravaisson, 1813-1900）、拉舍利埃和布特鲁那里获得了极好的表达。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拉韦松，他被认为是库赞之外的“另一座哲学雕像”。他与库赞有不解之缘，尽管他“声称自己与折中主义学派不相干，但他无疑和库赞一样依仗于谢林（F. W. J. Schelling, 1775-1854）和比朗”。他对习惯进行了著名的研究，而“不止从一个角度看，从比朗到柏格森的19世纪法国精神论将是对习惯的一种反思、沉思”；对他来说，“在精神坠落成为肉身的同时，肉身变成精神”。后来的柏格森和梅洛—庞蒂在对比朗感兴趣的同时，都试图从谢林那里获取资源。这显然受到了拉韦松的影响。利科在《意志哲学》第一部分《自愿与非自愿》中从本领、情绪和习惯等角度探讨身体的自发性，好几处引用到拉韦松的《论习惯》。习惯并不受制于纯粹意识，而是与身体行为密切相关，并因此实现了心灵和身体之间的融通。在拉韦松看来，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统一是同质的综合，在这些情况下“无疑有存在，但没有一个存在”，因为一切东西都还是非有机的；但生命是通过“有机统一”或“异质的统一”才产生的，这意味着“个体开始了”，于是“不仅有存在，而且有一个存在”。这就实现了从无机王国到有机王国的过渡，并因此意味着自然。在他看来，习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习惯只能在自然本身开始的地方开始”。自然并不服从于理智的法则，它是充满活力和具有生机的，它根本就不受制于机械的秩序。通过习惯这一概念，拉韦松在心与身、精神与物质之间确立了一种虽然充满张力，却绝非二元对立的关系。他这样表示：“习惯的历史代表了从自由向自然的回归，或毋宁说自然的自发性侵入了自由的领域。”自然与自由的这种统一预示了身体哲学时代的即将来临。

经由19世纪诸多法国哲学家的继承和发展，比朗哲学的影响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一些重要的20世纪法国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承袭了精神论的调和色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原创性成果。法国哲学家、著名海德格尔研究专家波夫雷（J. Beaufret, 1907-1982）告诉我们，“比朗思想的某些特征可以从头到尾在人们所谓的19世纪法国哲学中重新找到”，他认为比朗关注的有如下三点：首先关心的是依据一种实验精确的领域来吸引形而上学，而这一领域是由心理学提供的；其次，在这一领域，他不经意地发现了道德对于物理的一种超出，即柏格森所谓的心理—生理间距，发现这一间距不是产生自一种澄明，而是认识到一种不充分；最后，断言唯有反思使我们能够探索心理—生理间距。布伦茨威格和阿兰（Alain, 1868-1951）的新观念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都从比朗那里发现了灵感源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关注心理学，并试图从中引出形而上学结论。由于维护康德的先验观念主义倾向，布伦茨威格拒绝对精神论进行身体哲学的解读，他提倡的是“关于意识的一种批判的观念论和现代精神论”：不同于比朗把精神生活与经验个体的内在性相混淆，有别于拉韦松把精神生活与生命活动相等同，他把精神生活看作理性主体的特有的认识活动。阿兰同样拒绝对精神论进行身体哲学的解读。在为准备教师资格考试的学生讲解比朗时，他“仿佛重新发现了他，并对他崇敬有加”，但他对比朗哲学进行的是观念论的解读。柏格森的思想体现为实在论与精神论的混合物，他“把自己置于自由的康德式提问法之外”，借助“绵延”“直观”“精神对精神的直接看”或者“生命冲动”之类非康德式概念，他“将深刻地更新法国精神论传统”。法国现象学家们关于身体主体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比朗，他们把柏格森而不是布伦茨威格和阿兰视为通达比朗的一个中间环节。在法国实存论现象学家眼里，身体在比朗那里虽然还没有获得完全充分的表达，但已经具有某种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它不再从属于意识，不再是被表象的物体，而是绝对的身体，这意味着超越于笛卡尔主义的心尊身卑的二元论立场。

在他关于马勒伯朗士、比朗和柏格森等人论心身统一的讲课稿中，梅洛—庞蒂强调了比朗身心统一观对于笛卡尔心身二分观的突破：“我对我的实存的确信不是对一种抽象存在，而是对一个个体（它在有广延的、惰性的、有机的、它对之产生作用的身体中感觉到了变化）的确信。对这一身体的实存的确信因此构成我对我的存在的确信的实质部分”; “运动主体”与“思维主体”“意志”与“知性”是不可分割的，而且“身体必然同等地有助于理智和想象”。利科的意志现象学从比朗那里获得的灵感就在于：“我对世界所能够的、使自由变得有效的那些占据预设了在感知着的我思与本己身体的驱动之间的最初的连续性，思想与运动实现了在努力之内的一种无法撕裂的统一。”亨利从生命现象学的角度理解比朗，试图让比朗的有关看法“充当我们关于身体的存在论研究的引导线索”。对于比朗来说，我们的身体既不在于观念性，也不在于广延性，而在于某种“我能”。尤其重要的是，这里的“我能”与笛卡尔的“我思”并不完全对立，它们“具有相同的存在论地位”。笛卡尔通过反思回到“我思”，而在比朗看来，这明显忽视了与情感、意志联系在一起的身体的作用，因此应该用“我能”来综合甚至取代“我思”。总之，对于比朗而言，身心具有统一性，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以思维为属性的抽象实体，而是以本己身体为其一个实质部分、构成部分的完整个体”；如此一来，比朗“开始了一种既远离康德又远离笛卡尔的主体哲学，而且这种主体哲学也是一种非常原创的身体哲学”。如果说笛卡尔和康德为意识现象学提供了丰富的哲学史资源的话，身体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对比朗开创的精神论传统的创造性解读。

3．观念论

观念论主要通过新康德主义或新批判主义体现出来。严格地说，这里的观念论是笛卡尔主义与德国古典观念论尤其是康德先验观念论的混合物。实证主义维护实证科学并反对形而上学，因此与精神论的形而上学倾向相冲突；批判主义同样维护科学，但它并不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它只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甚至要求确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就它们都维护科学并因此对抗精神主义而言，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完全可以结成同盟。然而，由于从孔德的科学主义发展到了其他实证主义者的绝对科学主义甚至是唯物主义，结果导致了批判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不相容，甚至形成了观念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强烈对立。利亚尔（L. Liard, 1846-1917）认为“孔德的实证主义不够批判”，而他本人“主要从康德获得灵感”。这其实表明，孔德的科学的实证哲学与康德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已经产生了严重冲突，后来那些主张绝对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者与新康德主义者则更是水火难容。实证主义把实证和科学的标准运用到所有的学科领域，而新康德主义试图在人文科学（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新康德主义看来是对实证主义，尤其是后半叶的极端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纠偏。于是，精神论的形而上学与实证论的反形而上学的斗争为一种新的批判的形而上学提供了机会：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形而上学问题从此以新的术语提出来：它并不仅仅延伸了对于认识、对于科学，而且还有对于生命和行动的批判反思。人类经验不再在多样的科学的方法实验中寻找其单一的真理。启蒙哲学可以自认为在18世纪的法国取得了胜利，并且为了实验知识之故而让经典的大理性主义丧失了权威。然而，在19世纪末，精神论和实证论都似乎总是在对科学与宗教的无能为力的裁决中精疲力竭了……哲学似乎尤其以与康德的关系，或毋宁说与它所理解的康德式批判的关系为其特征”。

19世纪的法国哲学与心理学关系密切，前面已经谈到精神主义对心理学的依赖，其对手同样如此。法国哲学总是相信应当通过心理学来开始，心理学被视为形而上学和认识理论的不可少的导论。有学者表示，谢林的这一说法似乎常常是正确的，这种心理学偏好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孔狄亚克。他进而写道：“从鲁瓦耶—科拉尔和比朗直至拉舍利埃和柏格森，关于意识事实的科学、反思的方法、绵延的直观对于进入精神自由的行动原则来说都是同等的道路。至于其对手，观念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从德斯蒂·德·特拉西到丹纳，应当通过对分解为感觉和观念的自我进行分析来证明其决定论。归根到底，全都在哲学方面依据一种心理学的先决条件而运作。”精神主义关心的是情感、意志、习惯之类，经验主义观念论和唯物主义从感觉观念入手，而孔德的实证主义所说的实证就是要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一切都与心理学联系在一起。康德的批判哲学探讨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强调先验主体性，坚持的是先验观念论立场，并因此否定这种经验的心理学或经验的观念论偏好。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以客观演绎取代第一版的主观演绎，其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克服心理学偏好或心理主义。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批判心理主义立场，无疑承袭了康德的先验观念主义倾向，但随后出现的各种情感现象学或身体现象学却不同程度地认同于心理主义。无论如何，这种从德国引进的康德式批判主义或先验观念论与法国当时流行的心理主义是不相容的；而在19世纪后半叶，这种反心理主义的批判主义或先验观念主义逐步占据了法国哲学舞台的中心：“本世纪上半叶是精心阐述各种雄心勃勃的宏大体系的时代。下半叶的首要字眼是批判……康德的哲学从此被翻译过来并获得了很好的理解，其先验哲学本身常常被称为批判主义，而雷努维叶（C. B. Renouvier, 1815-1903）的弟子们自称出自一种新批判主义。”孔德要建立庞大的实证哲学体系，库赞更是要综合众多哲学建立一种折中的哲学体系，但康德哲学及其法国变种却是消极的，其目标是对理性及其限度进行批判反思。雷努维叶是新批判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从1842年的《现代哲学指南》到1903年的《人格主义》，雷努维叶的作品占据了世纪整个后半叶”。该哲学家的思想其实是比较庞杂的，用康德主义这一标签并不能够涵括其全部思想。

布雷赫告诉我们，雷努维叶的学说由三个具有不同来源和性质的平行的主题构成，一是基于思考微积分而产生的关于数的规律的主题，二是关于自由的主题，三是关于在康德和孔德那里获得的关于观念论的相对主义的主题。而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W. Windelband, 1848-1915）则表示：雷努维叶的工作一方面寻求“综合康德和孔德”，另一方面“以一种密切相关于康德式批判主义的、更加独立的方式寻求让折中主义回复到比朗”。很显然，这种哲学充分地体现了综合三大思潮的意图。当然，康德哲学在其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雷努维叶的思想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自由哲学，它由此无疑显示了对于康德式批判的一种深刻理解。”新批判主义的第二个著名代表人物是拉舍利埃，一个同时受到精神论影响的法国哲学家。在他看来，库赞已经向康德式的批判哲学过渡却没有把握其意义，而他本人的全部努力就是有意识地提出一种可以更新精神论的反思的方法。他表示：“折中主义实际上没有能够把自己建立在对心理事实的简单观察基础上。它没有能够防止怀疑主义、经验主义、唯物主义，因为它还没有真正成为批判的。”拉缪（J. Lagneau, 1851-1894）也是新批判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通过弟子阿兰等人在其死后整理出版的著作，他对20世纪法国哲学不断增长地产生着影响。他主要探讨的是确定性、判断、知觉、道德行动等问题，采用“反思的方式”；对于他来说，“批判变成了哲学本身，变成了形而上学本身”。除了上述三位之外，批判主义还有着更广泛的渗透力：一方面出现了库尔诺（A. A. Cournot, 1801-1877）和布特鲁对科学展开的哲学批判，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丹纳和勒朗对于历史或人文领域的反思。布伦茨威格也是新批判主义的杰出代表。虽然他受到精神论的重要影响，但对它进行了批判主义的改造；他“自其第一本著作（《判断的样式》, 1894）开始，就忠诚于拉缪和拉舍利埃的反思方法”。以布伦茨威格哲学为代表的新观念主义在20世纪初期的法国哲学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虽然为法国现象学的诞生提供了某些正面的资源，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其批判的主要对象。

除本土的哲学资源外，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哲学主要接受了德国的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则几乎还没有受到关注。新康德主义和笛卡尔主义有利于日后意识现象学的引进，而黑格尔主义和精神主义非常有利于后来开展出身体现象学。由于许多新康德主义者同时也是精神主义者，因此形成了更加有利于身体现象学的氛围。康德哲学是传统哲学的集大成。在英美分析哲学家眼里，康德是能够为20世纪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共同接受的最后一位传统哲学家，在他之后，哲学分化了。黑格尔主义被认为是典型的大陆哲学形式，当然，这种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或新黑格尔主义主要表现为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以及他的其他早期著作的创造性误读。20世纪法国哲学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被称为3H时代，第一个H就是黑格尔，而其他两个分别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当然，把来自德意志的3H简单地结合起来并不会形成法国现象学，这需要加入法兰西元素，并对外来的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黑格尔哲学明显被法国人精神主义化了，而胡塞尔的康德式先验观念论倾向被撇在了一边，海德格尔的此在则被身体主体所取代。法国现象学的主流传统显然是德国现象学与法国精神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当然，笛卡尔在身体观和物质观方面的含混立场，实证主义向唯物主义暗中靠近的倾向都意味着法国哲学不可避免地以不同方式突出身体、语言、文化的物质性维度，甚至导致了首先是从意识现象学到身体现象学、然后是从身体现象学到物质现象学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