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工资

在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实施中，存在着与正式指南不同的一系列方法，包括收到工资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困冲击。在调查期间，公开的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资标准为每天89卢比，2009年6月上涨到102卢比，2010年5月上涨到114卢比。生产力标准规定，一个健康的工人可以获得这些公布的工资。该计划的官员被要求通过度量工作进度完成工作，确保这些标准能够得到满足。然而，将近一半的受访工人报告在其最近的工作场所中没有看到有人测算工作进度。当度量工作完成之后，在那些了解这个程序的人之中，大部分工人（受访人中大约有83%的男性工人和75%的女性工人）都报告了与工作场所所有工人同样的款项。当我们问选举出来的村领导（Mukhiya）为什么工人说没有获得规定的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资时，他们一般回应称这些工人并没有达到生产力标准，因此也就无法获得规定的工资。他们还告诉我们，工人一般都不理解这一点。

从2008年4月开始，在一项推动普惠金融和支付透明化的工作中，所有的工资都应该通过互惠银行或邮政账户发放，而不是直接的现金支付。根据我们的调查和实地工作，这一做法是否得到了持续的落实是不得而知的。官员报道称，大部分的工资支付都是通过银行或者邮政账户完成的。但是工人报告称他们通常是在工作场地获得现金。2010年，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2%的女工人和56%的男工人——都报告称，在最近的工作场所中，他们直接从村领导、承包商、雇主或其他官员那里以现金的形式获得工资。在第一轮调查中，男、女工人直接获取现金报酬的比例分别为78%和64%。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这一现象有减少的趋势，但在工作场所直接获得报酬的工人总比例依然较高。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反映了部分（工资）通过村领导以现金支付给工人，同时基金以转账的形式支付到工人的账户。

村领导本人或其配偶，或者亲近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作为资金借贷者和承包商，向工人提前支付工资。给出的原因包括，工作衡量中的延迟、获取邮政或银行账户的延迟以及资金流向银行或邮政账户过程的延迟等。基本上，这一体系应当向完全依靠正规的账户发展，而不是现金。但是，在我们进行调查时，（我们发现）实际情况跟理想状态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资金流或者账户管理的弱点，导致支付时间的延迟，为中间人向有需要的工人提前支付工资并从中获利创造了空间。本研究的实地调查部分表明，当地的官员还通过提前支付工资的过程克扣工人的工资。

对于工资支付中的部分支付和较长时间的延迟问题，本文进行了定性的报告。我们的调查提供了进一步的证实。我们问到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参与者是否全额收到了工资，在我们的第一轮和第二轮调查中分别有72%和67%的女性参与者获得了全额工资，而男性参与者获得全额工资的比例则分别为66%和72%。在第一轮和第二轮（调查）中，那些未能获得全额工资的女工人们，平均来说还有58%和75%的工资没有得到。那些未能获得全额工资的男工人们还有64%和57%的工资没有得到。随着参与率的增加，这一拖欠的数目有望降低。我们的数据表明，对于那些参加了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人而言，随着时间推移，收到的工资比例要更高一些。我们可以从图1中看到这一点。图1绘制了那些工作已经完成但未收到全额工资的样本参与者被拖欠的工资实际得到的比例在数月内的曲线。支付工资的平均比例在6个月内随着时间增长，随后稳定（第一轮调查）或下降（第二轮调查）。然而，即便在其最高点，那些感觉收到工资比应得工资要少的人，所获得的工资比例也不超过50%。

劳动福利制度的推崇者希望这样的计划可以减轻对农民工的剥削，这种剥削源于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或承包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操纵力。由于当地领导人负责实施该计划，而他们往往又是雇佣者，因此这种期望很难实现。比如，村领导直接作为承包商，或者通过密切的盟友，能够在实施这些计划的过程中，维持类似的剥削关系。从官方而言，这一计划禁止承包商介入，但是他们十分常见，大约一半还多的受访工人都报告称承包商曾出现在工作场所。

家庭获得的工资

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调查从两个来源获得工资信息。家庭调查问卷对每位成年家庭成员询问其在调查前一个星期内的收入数量和工作天数。它对公共工程工作和临时工作进行了区分，但是并没有对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和其他的公共工程工作进行区分。工资收入包括现金收入和实物支付的报酬。此外，对于每一项工作活动，调查问卷分别记录了拖欠的工资和已经获得的工资信息。我们希望一个星期的回忆信息是适合于调查的，但是这些数据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那就是观察值相对较少。由于这一调查在5～7月开展，因此这一阶段的工资信息也仅仅适用于这几个月。

工资信息的第二个来源是个人层次的调查问卷，具体问及一个家庭中的男、女成年人在公共工程中的参与程度，包括种类（是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还是其他）、工作的天数、拖欠的工资以及获得的工资，问题分别针对过去一年每一次公共工程就业的场景。这些数据在谈到支付工资延迟的时候就已经涉及了。除了提供关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详细信息之外，这一数据来源还给出了比家庭调查问卷更多的观察值。不足之处是由于较长的回忆期而导致的测量误差，以及没有给出的工资数据。由于两种数据来源各有优劣，所以我们二者都使用。

表1报告了调查前一个星期中临时性工资的总结性统计数据。在第一轮中（2009），公共工程工资的中位数要比临时性工资高出大约30%。在劳动力市场的两个部分中，男性工人的工资皆高于女性工人。但是，对于女性工人而言，公共工程的工资要比私人部门的工资好很多。在2009～2010年，公共工程平均工资保持了实际价值的增长（相比于12%的通货膨胀率，名义价值增长了14.6%），但是，公共工程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因为平均临时性工资增长了21%，临时性工资的中位数增长了43%。然而，在第二轮中，女性工人在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中挣得的工资远远高于临时性劳动力市场。

图2和表2更进一步地观察了临时工的工资及与之相关的规定的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资，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的是，参与者报告的支付的工资，比规定的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资要低一些（图2）。表2报告的概括性统计数据以及检验表明，平均而言，在回忆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人每天收入比规定的工资少10卢比。注意，这一差距并不是由于支付的延迟，因为这些是拖欠个体的所有工资，而不是调查访问期间实际收到的工资。

让我们关注调查中来自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中获得工资收入的第二个数据来源，图3展示了基于家庭调查问卷的男、女工人月工资率。该图还展示了总工作天数，并明确了调查的时间。表3出现了明显的季节性就业天数。在此之前，我们在规定的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资率和实际报告的工资之间看到了持续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绝对差距大体上是不变的。男性和女性工资之间存在着一些重合的迹象，但这有可能是欺骗性的，因为在最初的几个月中，当女性工人工资较低时，观察值很少。这一工资数据来源所要求的更长的回忆期，同样导致了对早期数据点的质疑。

工资数据的第三个来源是2009～2010年的印度全国抽样调查。表3报告了平均工资率和中位数工资率，其时间横跨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第一轮调查和第二轮调查。

在此，我们见证了农业工资的增长，也就是在第二次轮调查和第三次轮调查之间，对应于2009年最后一个季度和2010年第一个季度。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活动开始于当年的第一季度，因此农业工资的增长恰巧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吻合。同样地，在这一年中，非农业手工工资出现了陡增。

这些工资如何比较？图4为公共工程以及三个比较因素的日常临时性工作工资（在调查前一个星期）提供了密度函数：（1）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参与者非公共工程的工资；（2）多余的需求者的非公共工程工资（那些愿意但并没有在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中获得工作的人），以及（3）所有其他的非公共工程工资。通过在访问前一个礼拜获得总工资收入，并除以该工作报告的总天数，对工资率进行计算。

有两点值得指出。第一，正如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公共工程工资高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参与者赚取的其他临时性工作工资，无论是男性工人还是女性工人，情况都一样。在第一轮调查中，我们可以拒绝男、女性工人的公共工程工资和非公共工程工资分布均衡的原假设（在这两种情况中，可能性皆低于0.0005）。对于其他的对比组，情况也是一样的：那些表达过希望获得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作，但实际上未获得工作的人（多余的需求者）一般都比那些在公共工程中工作的人赚取的要少一些。

第二，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资和其他临时性工作工资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工人之间的能力差异造成的。有可能是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所使用的计件工作计划有利于身体强壮的工人。然而，这似乎也并不能成为理由，因为我们发现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参与者在非公共工程中的收入要远远低于公共工程中的收入。实际上，男性和女性工人三个比较因素的工资分配，并没有出现统计上显著的差异。

在“多余的需求者”的工资分布和那些从事公共工程的人的非公共工程工资分布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那些获得公共工程工作的人，从根本上而言，也是来源于那些希望获得而未获得工作的人群之中。这再一次表明了工作需求并未得到满足源于工作的定量分配。

对于工资的冲击

如果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能够以高于或等于替代性工作工资标准提供无条件的工作保证，那么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资率就会对临时性的（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市场产生约束力。没有人希望以低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工资率参加工作。在调整阶段，可能会出现滞后，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临时性工资赶上了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资。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该计划对贫穷的影响。

前述一些缘由可以用来怀疑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是否在临时性劳动力市场中对工资施加了上行压力。该保证是有条件的，仅仅为100天，并且实际上，这仅仅限于农业低迷的季节，在这一时段，对农业工资产生溢出效应的可能性很小。然而，也许是最为重要的，正如德塔等人（Dutta et al. , 2014）在对比哈尔所做的研究中表明的一样[以及德塔等人（2012）使用了全印度的抽样调查数据]，即使是那些工作时间不满100天的人，该计划有很多未满足的工作需求。在临时性劳动力市场上，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在工资议价中的选择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雇主是否相信该计划是可获得的。因此，在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中，这也许不需要对就业给出严格的担保；该计划可能依然会帮助工人在非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资中提高议价能力，因为他们拥有很好的机会来获得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工作。然而，我们在第二部分中曾经指出，根据我们在数据中观察到的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定量分配的程度，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事实。

第一轮和第二轮关于平均工资差距的比较表明，市场工资在第二轮中开始追赶上公共工程的工资，而这与劳动力市场缩紧的情况相吻合，或许是由于这一计划的原因。另一方面，在一种可预期的格局中，非公共工程的工资并没有对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公开工资的变化进行回应。在第一轮中，其他的工资（非公共工程）并没有在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资增长之后随之增长；并且在第二轮中，即便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资在报告期增长，但非公共工程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请注意，这些都是名义工资率。因此工资中的趋势增长部分反映了通货膨胀）。

工资趋势表明了非公共工程工资和公共工程工资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对于男性工人而言，差距缩小更加明显。虽然在第一轮中，女性工人在公共工程和非公共工程工资之间的差距更大。

农业劳动力市场的紧缩是来自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增加，而不是来自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吗？表4报告了2009～2010年全国抽样调查中比哈尔样本里所有类型的非公共工程人员工作天数的数量。在第二轮调查和第三轮调查之间，我们看到了临时性工作（在其他人的农场上）与自有农场工作之间的替换，而农业工作的总数大体上保持稳定。在这两轮调查之间增长的是手工非农业工作的数量。在这期间，这一工作可行性的增加可以很好地推动农业工资率的提高，而非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

我们调查中的受访者并不相信工资或就业机会的增加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相关（参见Dutta et al. ,2014）。我们期待工人能够了解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提高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但是他们似乎并不能全部了解。同样，在此期间，公共工程和非公共工程工资之间的差距，女性工人要比男性工人受到的影响小一些。事实上，男性工人总的来说比女性工人更有可能参与到临时性的非农业工作之中，从而为我们的解释增加了影响力。

在定量配给较少的印度邦中，对于工资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如德塔等人（Dutta et al. , 2012）所证实的，相对于其他的邦，在某些邦（包括比哈尔）中的定量供应可能会更多。对于那些定量供应较少的邦而言，这一计划对于私营部门工资的作用可能会更大一些。英波特和帕普（Imbert and Papp,2013）以及博格等人（Berg et al. , 2012）提出了一定的证据，以证明，在计划落实更有效的邦内，该计划对于临时性工资的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