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港澳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国两制”

曹二宝

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特点

“一带一路”作为十八大以来国家主体提出的国家战略，同其他的国家战略比较，主要有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它是经济转型战略。当代中国正从资本和技术的承接国，转向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内地或称大陆，也就是国家主体，成功招商引资，吸纳了庞大的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我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资本将转向境外运作，深度融入国际资本市场。有学者形容，这是从“世界走向中国”，转变为“中国走向世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是新的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2013年9～10月，习主席先后向世界提出了“一带”和“一路”的倡议。就在第二年即2014年，我国的资本输出首次超过资本输入，成为“净资本输出国”，有力衬托出“一带一路”是国家经济转型应运而生的全新战略。

第二，它是跨国战略。“一带一路”将实现境内与境外、陆海空和IT的整体联动，以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全面开放。这将打造出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即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都不曾有过的全新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达到65个，连同我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若再加上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这种跨国、跨地区经济联动及其辐射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它是区域合作战略。区域经济合作的多边化、多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任何国家、任何利益集团、任何人，若想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画地为牢”，或者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成为主导力量，都很难做到了。“一带一路”本身就是区域合作的多边化、多元化，沿线国家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也得到了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有关各国对“一带一路”的重要融资平台，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积极回应和参与，就证明了这一点。“一带一路”也为我国境内的区域合作开拓了空间。“十三五”规划建议，首次将泛珠地区列入中央全会文件，这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9+2”。它西起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穿越“两广”、“两湖”和江西，东达福建的海峡西岸，加上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可与“长江经济带”并称“超级经济圈”。因为二者都覆盖了11个省级地方行政单位，土地面积占比都是1/5，而人口，泛珠地区则远超长江流域，是全国的1/3。近期以来，内地和港澳、大陆与台湾，都在热议深港澳台的“大湾区经济”。其覆盖范围，西起北部湾，中经维多利亚港、大鹏湾、潮汕海湾，东到台湾海峡和宝岛湾区。联系对世界经济版图有重大影响的东京、纽约、旧金山三大湾区，以及生态优良、自然秀美的悉尼湾区，在“一带一路”的带动下，深港澳台大湾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前景更加诱人。

二 “一带一路”与“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国家战略，已在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成功实施。这个战略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对于分别实行两制的国家主体和特殊地区的关系，有两个著名论断：一是“前提论”，二是“根基论”。“前提论”是讲国家主体和特殊地区的政治关系：“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也是特殊地区保持资本主义的前提。“根基论”是讲国家主体与特殊地区的经济关系：邓小平同志有两个著名谈话。一是1982年9月会见撒切尔夫人时，他说：“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二是1983年6月，接见出席“两会”的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邓小平同志说：“中国根基在大陆，不在台湾，不在香港。四个现代化建设，香港出了点力，以后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们不希望小。中国的建设不能依靠‘统一’来搞，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陆的基础。当然还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但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所以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不要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向你们伸手，不会的。”

香港回归以来的现实，印证了邓小平同志的预见，证明他的“根基论”是正确的。数据显示，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GDP相当于内地加港澳的15.6%。2013年，这一比例降至2.9%。香港GDP在2010年被上海超越，2011年被北京超越。有人按照未来几年香港GDP年增长率2%左右，而内地中心城市年增长率逾7%来推算，2017年前后，广州、深圳、天津等城市GDP将超越香港；2022年前后，重庆、成都、武汉、杭州等城市GDP也将超越香港。这组数字反映的现实和预测，应当怎么看？人们的茶余饭后和媒体舆论，可谓“见仁见智”。不少人认为，这说明香港回归以来“被边缘化了”“香港沉沦了”“香港失去优势了”“香港没有希望了”。但笔者不这样看。

第一，这只是证实了邓小平同志的“根基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动力和基础在内地，在国家主体，不取决于香港是否繁荣，也不依靠香港。第二，香港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占比相对下降，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快速提高的必然结果。香港与内地或国家主体的部分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态势，也是非常自然、完全正常的，说明我们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在各地区、各城市间，形成了竞争共赢的格局。第三，GDP从来不是任何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正如内地，已经不再只用GDP来衡量每个地方经济发展的优劣，对香港的经济状况，也不能只以GDP论盛衰。实际上，香港有着内地任何地方，包括GDP已经超过或终将超过香港的地方或城市，都没有也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无论是“前提论”还是“根基论”，所强调的，或者说其设计理念对已经回到祖国怀抱的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无论政制发展还是经济发展，都应当放在国家整体布局中统筹谋划。五中全会公报和“十三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要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上述设计理念，就是要把港澳经济发展放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对外开放的大格局里加以确定和提升。也只有在“一国两制”这个国家战略的大框架下，才能发现、找准港澳的独特优势，从而确定或者说提升港澳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一带一路”是国家主体因应经济转型（资本输入转为资本输出）和境内外、海陆空联动，应运而生的全新战略，香港、澳门作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运作的、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实体，在“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实施中，将凸显自身的独特优势，以及由这种优势形成的地位和功能。换句话说，“一带一路”倡议要实施，就必须也亟须提升已在践行“一国两制”倡议的香港、澳门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也只有在“一国两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集中，才能加以确定和提升。

如果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其实现，一个有力的支撑和得以实现的框架与平台，就是“一带一路”的话，那么，“一国两制”下的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就可以也应当“好风凭借力”，凭借“一带一路”这股温润、浩荡的东风，解决自身的经济转型及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定位问题。简言之，港澳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实现了“一国两制”和“一带一路”两大国家战略的交集，势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进程中的一个亮点，其也是港澳经济再创辉煌的历史机遇。

三 香港的独特优势

五中全会公报和“十三五”规划建议都有一个提法：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发挥港澳的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香港的独特优势，就是香港拥有而内地任何省、自治区、直辖市或任何城市都没有的，也是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功能。

第一，资本主义。这是内地任何地方和城市，作为国家主体所没有的，而香港在国家宪法和宪制性法律下可以长期保留其制度特色。邓小平同志讲过：“深圳特区姓‘社’，不姓‘资’。”他还说：“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1949年11月签订的巴黎秘密协定，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禁止向包括苏联和新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仍在英国管制下的香港，却在突破禁令方面发挥了很独特的作用。又如1989年西方国家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包括中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中国经营实业公司的帮助，反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对华贷款事宜等，但不包括香港地区。早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内地刚刚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1957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在考虑收回香港、我国政府恢复行使主权时，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

我们在考虑确定或提升香港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时，有些只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做的事情，只要对国家是有利的，为什么不可以把它拿到香港来做呢？或者就放手让香港特区政府去做？也可考虑，只要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不可以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加入国家还未加入的国际组织，或者签署国家还未签署的国际协议？

第二，“一国两币”。内地金融体制改革不论怎么推进，即使“十三五”时期实现了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家不会发行“上海币”、“广东币”或“深圳币”，而港币是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一国两币”是“一国两制”在国家经济金融体制方面的体现，也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会被内地任何国际金融中心所取代的独特优势。加之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这种优势更为明显。

我们注意到，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香港发生了多次集中规模的海外资本流入而未出现大规模流出，累计约有万亿港元。这些流入香港的资本至今还在香港金融体系里面。这一现象的重要背景是，美国通过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摆脱了国内经济困境之后，从2014年开始，量宽政策从市场退出，2015年又要加息，美元开始走强，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的趋势在增强。而在香港，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使得港元资本随美元走强而走强。2014年，香港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输出，都排名全球第二。流入是103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内地；输出是143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香港只是一个城市，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输出量，分别仅次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经济体。

香港还是全球最大、最活跃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内地的金融中心无论怎么国际化，人民币都是在岸运作，而在香港金融体系里面的人民币，都是离岸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又有一新提法，就是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区域优势和高度聚集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成为首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目前已具备相当规模。2010年人民币国际化起步时，香港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仅630亿元，短短5年内就增长至2015年高峰期逾1万亿元。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进程也在加快加深。从2014年11月推出“沪港通”至今，目前南下资金累计额度余额为1595亿元，占整体额度（2500亿元）的63.80%；北上资金累计额度为1587亿元，占整体额度（3000亿元）的52.90%。其间，两地股市同步造好带动全球投资氛围，港股日成交额一度创下7年高位，达2000亿元。“一带一路”倡议急需一个完全开放、监管有力有效、成熟运作并与国际资本市场全面接轨的资本市场，香港就是这样一个资本市场。

第三，国际仲裁中心。世界金融中心需要非常稳定的法律体系。香港适用的普通法，与纽约、伦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适用的普通法，相得益彰。国际商业金融交易的实践已经证明，以判例法为核心的普通法，有利于仲裁复杂的商业金融案件。目前伦敦、巴黎、香港是世界公认的全球三大仲裁中心。伦敦、巴黎分别在普通法和大陆法的仲裁中心排名中，都排第一位，接下来就是香港。众所周知，从香港出发5小时飞行覆盖的范围，已占世界一半人口地区，并能便捷往返全球所有主要城市，香港因此成为处理复杂国际商业金融争端的理想地点，也是欧洲以外国际仲裁机构的最佳地点选择。香港是亚洲唯一的世界级仲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