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发展才是硬道理”主导下的发展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但是随着贫富分化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的逐渐爆发，中国也一直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之中。中国参与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起草和讨论工作，是最早提出和实践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早在1983年，中国政府就确定了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之一，并在1992年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1994年，中国发布了第一个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6年，可持续发展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之一，标志着可持续发展从科学共识转变到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具体行动，开始了从制度建设、政策措施、组织管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工程和绿色低碳经济试点等多个领域的工作。

首先，政策层面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和进入以重化工业增长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伴随着快速发展，中国在2002年开始出现全面的资源、能源、环境的紧张状态。为了解决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新理念。这些理念包括新型工业化道路(2002)，科学发展观(2003)，循环经济(2004)，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4)，和谐社会(2005)，节能减排(2006)，创新型国家(2006)，生态文明(2007)，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2009)，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0)，绿色低碳发展(2011)，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2015)。这些理念一方面吸收了国际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另一方面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并通过采取相应的具体行动落实这些理念，不断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其次，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测量指标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中国近些年在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指标体系结构和内容、基于指标体系的评价模型等几个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努力。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指标体系的评价模型。中国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模型按照目的的不同大概分成三类：首先是单纯确定可持续发展指标权重的模型，目前用得较多的是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将专家和决策者的分散意见整理成判断矩阵，再利用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确定下层指标对上层指标的贡献程度，从而得到基层指标对总体目标或综合评价目标重要性的排列结果。比如毛汉英的“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指标权重”、刘求实的“长白山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和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都应用了此方法。第二类是用于对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某一子系统状况或趋势的评估模型。典型的例子有1995年程道平提出的“构造的人口压力评估模型”和朱庚申的“环境资源的量化模型”等。第三类是对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估模型。这类模型的评估结果一般用“可持续度”“协调度”“可持续发展达潜率”等百分值表示出来。1993年，由中国的牛文元、美国的约纳森和阿伯杜拉(Niu, Jonathan and Abodullah)共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度”模型(DSD)影响很大。2002年国家环保总局编制的“生态市建设指标”等也都是有益的尝试。

第三，在实践层面比较突出的是节能减排战略、生态环境建设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工程和节能环保工程。仅“十五”期间，中国就投入约7000亿元人民币实施了以“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为主的林业六大工程，已取得显著成效。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又陆续开展了循环经济、节约能源、开发可再生能源等工程项目和试点，并在2008年开始将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列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这些工作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环境基础设施能力。2009年，进一步在节能减排战略中充实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首次对国际社会承诺自愿降低碳强度和增加森林碳汇等量化指标。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继续“十一五”的政策取向，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增加了非化石能源比重等约束性指标，提出了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等新政策，促进中的绿色低碳发展和转型。

第四，随着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三农”问题、社会排斥等问题的日趋严峻，中国对发展的反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讨论及行动中，也开始渐渐有一些民间社会的参与，比如中国民间环境组织的发展下的各种行动；学者和NGO团体发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2008年以来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集中爆发，中国从大都市开始的全国范围的CSA农场和有机农夫市集等“另类食品网络”的实践，以及有着媒体、学者和公众参与的关于“转基因”的大论战等。这些行动与讨论显示出环境污染问题、生态保护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排斥问题等已经引起了中国公众广泛的关注，但是总的来看中国的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问题仍然有着“社会缺席”的问题。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实践，表现出很强的自上而下推动的特征，这种特征的优势是利于整体规划，有效运用行政、法律等手段，项目试点、制度做保障，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快速有效的进展。以节能减排为例，2006年制定了“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为核心的新时期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制定了降低能耗强度20%和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10%的约束性指标，并配套了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一揽子综合措施来落实相应的综合性工作方案和重点工作。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节能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定了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环境影响评估法(2002)、水法(2002)、可再生能源法(2005)、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修订了节约能源法(2007)、水污染防治法(2008)；出台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管理机构(2008)；全国人大还通过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这些都为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节能减排目标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

中国“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领域的卓越成效充分证明了中国自上而下式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效性。从统计数据来看，单单在“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就下降了19.1%，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下降了12.5%和14.3%。可再生能源技术达到大规模应用，2010年年底全国并网风电容量约2958万千瓦，年均增长94.75%，目前中国的风电装机规模已达世界第一。

但是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和对行政手段的过度依赖也导致了很多负面作用，如一哄而上、重复开发和资源不能有效利用等，特别是在缺少有效协调机智的条件下，部门利益和特殊利益集团妨碍了改革的深化、国家利益的实现以及造成各种重复性工作。以光伏产业为例，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很快，2013年起，我国已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光伏市场；2014年，我国多晶硅产量13.2万吨，占全球总产量比例47%；电池组件产量35GW，占全球比例达到70%；全年新增光伏并网装机10.6GW，累计装机量达到26.5GW，我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光伏产品制造国和发展最快的光伏应用市场。但是同时，我国光伏产业也面临着行业发展无序、产能阶段性过剩，关键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仍有差距，市场发展不健全、应用体系有待完善，以及组织管理混乱、部门及地区利益阻碍行业健康发展等问题，致使光伏产业的发展陷入困境。

以DH市的光伏产业发展为例，DH市近年来大力推进光电项目，建成并网和在建管热项目突破1000兆瓦，可是光伏产业发出的电无法输出，造成本地只能消化30%左右的发电量，造成产能过剩。目前我国采用的光伏电站路条审批、分省区配额等制度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性质，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国网对于光伏系统的入网检测形成实际垄断，电站不能及时并网、电价补贴发放滞后等问题尚未得到缓解，以上问题都制约了国内光伏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光伏产业等绿色经济发展困顿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对消费端的培育。例如DH市，尽管近年来大力推进光电项目，强调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发展新能源产业，但是在城市的各项规划中却没有转变能源消费结构的任何设计，交通上包括公共交通用的仍然只是石化能源，哪怕是2015年新规划中在建的大型工业园区和文化产业园区，能源方面的设计仍然是以石化能源的指向，所以光伏产业在电力输出受限的情况下，由于在本地的能源消化结构中份额也是很少，可以预见如果以上的两种问题都不改变的话，DH市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仍将继续，前景堪忧。

我们在前文已经介绍过，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说到底，它既有别于资本趋利的经济行为，也有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可持续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生态、文化和谐发展的一种行为方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更是一种另类的社会想象。在一个可持续的社会里，生产不能够是只为赚取利润驱动下的生产，消费也不能够是无限满足欲望的消费，可持续性要求的不只是生产更有可持续性的产品，还更要求有可持续性的消费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各领域协调运转的可持续性。如果光伏产业只在生产方面努力，而没有配套的社会能源可持续消费结构的转变，没有对公众能源消费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培养，这样的新能源产业只能是生产GDP的工业的一部分，是增加地方税收的一个产业而已，而无法真正解决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2015年的十三五规划中，制定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方针之一就是针对我国现有发展中“不可持续问题”，把“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作为主要目标之一，设定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纠正前期注重经济总量增长的发展模式，协调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环境污染等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加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指向的鲜明特征。正如《201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指出的，由于中国“巨大的规模效应，使几乎所有的中国资源环境问题都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加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诸多经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很有可能为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经验和贡献，不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社会缺失”等很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