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永觉元贤生平

第一节 生平考述

元贤被部分学者誉为“明末曹洞殿军”，是禅宗史上重要的曹洞宗祖师。作为佛教出家人，他的一生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即在俗时期（1578—1617）、出家参学隐修时期（1617—1634）和入世应化时期（1634—1657）。

一 在俗时期（1578—1617）

元贤（1578—1657），俗名懋德，字闇修，明万历六年（1578）七月十九日出生于福建建阳，早年致力于程朱之学。据林之蕃《福州鼓山白云峰涌泉禅寺永觉贤公大和尚行业曲记》（以下简称《行业记》）载：“师讳元贤，字永觉，建阳人，宋大儒西山蔡先生十四世孙也。父云津，母张氏，生母范氏，以万历戊寅七月十九日生。师初名懋德，字闇修，为邑名诸生，嗜周程张朱之学。”“周程张朱之学”即所谓道学，“周子道其源，张程袭其流，而朱子集其成”。周子是指周敦颐，张程是指张载、程氏兄弟（程颐、程颢），朱子即朱熹。

明时期，建阳属建宁府，是朱子晚年定居讲学之地，明代《建宁府志》卷十七张复谓：“建阳乃考亭故居，汇道学渊源之地，五经四书泽满天下，世号小邹鲁。”朱熹（1130—1200），字符晦，号晦庵，晚号云谷老人、遁翁等，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南宋建炎四年（1130）九月生于尤溪，曾在建阳创建精舍授学，考亭书院即其旧地。《建宁府志》卷十七彭时记曰：“建阳之西里有地曰考亭，实先生之故居也。当其时，四方来学者众，乃于居之后别建沧洲精舍，为讲授之所。厥后，理宗尊显道学，御书考亭书院四字以揭之。”以考亭书院为缘，四方学者来集，蔡元定、黄幹等从学朱子，相互讲论道学，形成所谓的“考亭学派”。其中，蔡元定即元贤先祖“西山蔡先生”。蔡元定，字季通，平生学问多寓于朱子书集中，学者尊之为“西山先生”。

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其学说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思想体系，影响极为深远。就元贤个人而言，朱子学也是影响其一生的，即便是出家之后亦是如此。元贤《建州弘释录》卷下有《宋建阳晦庵朱先生熹》传，略云：

字符晦，志行端恪，晰理精详，集儒学之大成者，公一人而已。仕至焕章阁待制，赠太师徽国公，谥曰文。年十八从学刘屏山，尝兀坐一室，覃思终日，屏山意其留心举业，及搜其箧中，唯《大慧语录》一帙而已。后到径山访大慧，慧曰：汝从前记持文字，心识计校，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文公于释氏之学，或赞或呵，抑扬并用，其扬之者所以洗世俗之陋，其抑之者所以植人伦之纪。盖以其身为道学主盟，故其诲人之语不得不如此耳。然愚观其斋居诵经之作，则有得于经者不浅，非特私心向往之而已也。

此中提及刘屏山，即刘子翚，字彦冲，号屏山，又号病翁，其学问对朱熹影响最深，在19岁之前朱熹都是以屏山为主受业。就是这样一位先生，与佛教关系密切，朱熹曾说：“病翁先生壮岁弃官，端居味道，一室萧然，无异禅衲。”不可否认，刘子翚与佛老之徒的交往，引起朱熹的好奇，也给了他接触佛老的机会。在各种佛教文献中，朱熹俨然是一位深得禅悟之惠者，甚至连其科举亦是得益于禅学。元贤此传就是将朱子思想中与佛教有关联者一一摘出，并将其归入建州“辅教”人物之一。有理由推测，在元贤看来先祖恩师、道学宗主朱熹对于佛教尚且如此“心向往之”，他作为后人从一位道学学生转为出家佛子亦无可非议，出家后的元贤依然不忘会通儒释，“救儒”（所谓“洗世俗之陋”）“补禅”（所谓“植人伦之纪”，可对治狂禅之风习）相辅相成。

元贤之母张氏、生母范氏事迹皆不详。据建阳《庐峰蔡氏族谱》所载，元贤之父云津，字子问，号南箕，生于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九月初八日巳时，卒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十一月二十九日戌时，享年七十五，葬于陈墩后门山；元贤另有一弟弟名为蔡懋功，两个堂弟蔡懋忠、蔡懋贞；弟弟蔡懋功繁衍至第九代，就无从考索。

清顺治四年（1647）元贤七十岁时，为报父母生养之恩，曾作《诞日荐亲疏》，其云：“疏为恭修梵典，追报亲恩事。某今岁行年七十，孟秋十九日，实为母难之辰。预于初一日启诵《大方广佛华严经》二十四部，继礼《梁皇慈悲忏法》二十四部，念五日告满。仍于是夜，设放瑜伽法食一坛，白佛回向，专荐先考蔡云津、先妣张氏范氏各超苦海，共证无生者。”按《行业记》，元贤四十岁时“二亲（父母）继殁”，遂出家，于博山受具，“以生母病笃归省，母既卒，复往博山，圆菩萨戒，留居香炉峰……越三年归闽，住沙县双髻峰，明年以葬亲回建阳”。则元贤父云津、母张氏先卒，生母在元贤出家后尚在。另据《鼓山永觉老人传》，元贤“越壬戌（天启二年，1622）归闽，住沙县双髻峰，癸亥（天启三年，1623）以葬亲回建阳”。此与《行业记》对看，则其生母卒于归闽前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前后。

明万历三十年（1602），元贤二十五岁，因住寺闻偈因缘而开始留心佛法。《行业记》载：“年二十五，读书山寺，闻诵《法华偈》曰：‘我尔时为现清净光明身。’忽喜谓：‘周孔外乃别有此一大事。’遂叩同邑赵豫斋，受《楞严》、《法华》、《圆觉》三经。”在晚明，各地寺院成为时人特殊的公共场所，这里为地方人士提供各种服务，如聚会、寄宿等。虽然明朝初年政府严禁“秀才并诸邑人等，无故而入寺院，坐食僧人粥饭”，但在晚明这些禁令早已成为一纸具文了，寺院往往成为学生或学者躲避世间纷扰、安心学习的首选之所，无形中佛教的思想也借由这种寄宿的环境而影响了这些学人。元贤亦是如此，因为借宿山寺，偶然得闻《法华偈》便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从同邑赵豫斋受学三经，此三经奠定了元贤佛学思想的根底，其后对三经的研习疏讲亦着力最多。

实际上，元贤之窥见“周孔之外”别有天地与其自身性格不无关系。元贤《寿塔铭》谓：“（予）禀性枯淡，不乐世氛，又才实迟钝，不善趋时，故虽习儒业，为邑诸生，而每怀出世之志。”而且早在十八岁时，元贤即已经阅读《六祖坛经》，觉得该经“圆妙超旷，得大欢喜，自以为有得也”。

元贤首次参访无明慧经的时间乃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戊申，时年三十一岁。依《行业记》《鼓山永觉老人传》皆为“明年”：“明年值寿昌无明和尚开法董岩，师往谒之，反覆征诘。”对此，《鼓山永觉老人传》记为“癸卯”（万历三十一年，1603）事，今人也大都以为是元贤二十五岁之次年，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参见无明禅师。此说实为不确。元贤所撰《无明和尚行业记》明确提及无明禅师是“戊申春建阳傅震南刺史及赵湛虚文学等，请师就董岩，开堂结制，听法者几二千人”。戊申即万历三十六年（1608）。对此，《博山无异大师衣钵塔铭》亦明确为戊申年：“戊申年，无明老人开法于闽中董岩，乃召师分座说法。”更为重要的是，元贤在《无明和尚鹤林记》中自述说：“某自戊申谒师于董岩，于兹十年所矣，深羁尘网，未及顿出，去岁始依座下，未周一白，遂有鹤林之悲，障深缘浅，呜呼痛哉。”则可以肯定应为万历三十六年无疑。

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后，尚未出家的元贤与建阳居士沈槐庭、张达宇等组织净土社。净土社的建立是顺应了当时社会普遍的一种潮流，“居士会社构成了士绅社会能由此发展成范围宽广的共同利益的组织的一个基点”。这类会社不仅仅局限于狭隘的信仰实践，也有可能开展支持或同情佛教的各种事业。据其《祭张达宇居士》文：“余未脱白时，与公及怀庭沈公结净土社。二公皆笃信净土，而余独兼带于禅净之间。迨余脱白，遍参不能长聚首，然未尝不神交千里也。”而沈槐庭居士与元贤正是认识于此年，据元贤《沈槐庭居士归西记》：“潭州之东，有槐庭居士沈公，柔善而寡力，且少未尝习儒，故不能穷梵经谭谛理，人多以其弱而少智忽之。一日从余学佛，问进修之法，余曰：察公赋质，唯修念佛三昧，必得实效。公问：别有法过于此否？余曰：药陈万品，治病为先。若药病不相应，虽日投之参蓍，何益乎？公唯唯。遂决志净土，持佛弗怠。时有黄口禅和，播弄唇舌，多有为所惑乱者，唯公确守弗易，且曰：说食岂能饱耶？后二十年，丁丑春，余居杭州真寂……”按：丁丑为崇祯十年（1637），前推20年，加之元贤此时尚未出家，则沈槐庭与其认识应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

二 出家参学隐修时期（1617—1634）

万历四十五年（1617），元贤四十岁时抛妻弃子，从无明慧经落发出家。如前引《无明和尚鹤林记》元贤自述，其于三十岁首次参见无明禅师，于四十岁始从其落发，正是所谓“于兹十年所矣”。无明慧经圆寂于戊午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元贤“去岁始依座下”，则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当时正值四十岁。于此亦可知，元贤《无明和尚鹤林记》作于无明禅师圆寂之当年（1618），然因“忌者纷然，遂不敢出”，二十七年后（崇祯癸未，1643）元贤始为《无明和尚行业记》作《引》，并流布于世。

无明禅师圆寂后，元贤随博山无异参学，并于其座下受具足戒、菩萨戒。元来（1575—1630），号无异，舒城（今属安徽）沙氏子，历主江西博山能仁寺（在今江西广丰县）。如前述元贤生母卒年之考，元贤受戒当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癸亥（天启三年，1623）秋九月二十一日，元贤以葬亲回建阳时闻僧唱经而得开悟，时年四十六岁。据《行业记》：“明年以葬亲，回建阳，舟过剑津，闻同行僧唱经云：一时謦欬，俱共弹指，是二音声，遍至十方诸佛世界。师廓然大悟，乃彻见寿昌用处。因作偈云：金鸡啄破碧琉璃，万歇千休只自知。稳卧片帆天正朗，前山无复雨鸠啼。时癸亥秋九月，师年四十有六矣。”元贤有诗偈《自沙邑取舟到剑津，舟中闻僧诵法华经，因成二偈》记此事，题为作于癸亥年九月二十一日。

天启二年（1622）冬十月，元贤寓居沙邑双髻峰，禅灯寂寞，与中阳居士、净和师等交往。

天启三年（1623）开悟后的元贤隐居瓯宁金仙庵，天启六年（1626）秋离开金仙庵，寻找结茅之地，七年春（1627）寓居郡城城南古观，后移入建安荷山庵。关于这段历程，《行业记》“居瓯宁金仙庵，阅大藏三年”之说不确，元贤《祭滕秀实居士》提及甚详：“崇祯壬申（五年，1632）秋九月望后三日建安荷山庵比丘某……予之纳交于公，计已八更裘葛，始自金仙一晤，得瞻芝宇。明年秋，予辞金仙，策杖走三百余里，遍寻结茅之地，竟不可得。次春始至郡城，寓城南古观中，公闻之即趋赴，时天大雨，溪涨桥没，公冒雨褰裳而渡，及见如逢己亲，意殊恳恳。呜呼！予何所感于公，乃能倾盖如故若是耶？未几，予往居荷山，凡庵中所乏，必唯公是需。山刹初立，典籍全缺，公乃出重赀，往秀水，请方册藏经以归。及予作《弘释录》及《呓言》二书成，公喜甚，亟寿之梓。呜呼！予何所感于公，乃能乐施弗倦若是耶？”从此文推算，至崇祯五年元贤与滕居士已经相识八年，则他们初遇于天启五年（1625），元贤应是天启六年（1627）至荷山，《行业记》只是将元贤入荷山前的时间都归于金仙庵，故有“三年”之说。瓯宁金仙庵、建安荷山庵《建宁府志》卷十九未载；郡城城南古观，具体未详。《建宁府志》卷十九载有南昌观，在“府城南紫芝山上坊梅仙山之巅，相传为汉南昌尉梅福炼丹之所”。

元贤《荷山庵记》云：“荷山古刹也，弘治间为祝融氏所废，厥后金地鞠为茂草，福产没于豪右，盖有年矣。逮天启初，里人见泉徐居士及厥嗣柞等，咸归心佛乘，矢志净邦，徘徊旧址，不觉怆然，乃赎其地而重创之。由是宝殿耸空，危楼碍日，禅房映月，丈室雨花，金躯晃耀于中天，香雾氤氲于法界，且赎山以广樵采之地，立田以充香膳之需，法物供器，无不毕备。经始于天启壬戌，毕功于崇祯戊辰。功甫毕，见泉公遂及大故，诸子惧岁月迅驰，人心叵测，谋贞之石以垂有永，乃征记于余。”于此可见，此庵由里人徐见泉居士及其后人出资复建，经始于天启壬戌（二年，1622），完成于崇祯戊辰（元年，1628）。元贤入荷山庵时此庵正在重建之中，诚所谓“山刹初立”，百废待兴。

元贤隐居荷山这段时间中共完成了三件重要之事，此三事如下。

（一）请方册藏经。崇祯元年（1628）六月八日，由滕秀实居士等出资，元贤往浙江秀水迎请方册藏经，七月十五日抵达楞严寺，因为酷暑元贤抱病半月，孟秋返回，过钱塘遭遇大潮，余船尽覆，元贤之舟因藏经而得免，“则藏经之力也”。遂作诗志之，其题为《戊辰孟秋往秀水请藏经，还过钱塘，适江潮大涨，客舟尽没，余舟独脱于险，喜而志之》，中有“应是宝书龙亦护”句。

方册藏经也称《嘉兴藏》，是在明末四大高僧紫柏真可大师于万历间倡导下推行的一项大藏经印制工作，元贤《请方册藏经记》叙其始末曰：

震旦以文字寄慧命者，三藏也。六朝以前，诸经始至，唯唐为最盛，至宋而寝衰，即译经之局，仅一开而不能再，至元则译经之局弗开，然藏板流通，尚不下二十余副，至今日则前板散失，视元已少十之九，仅有南北二藏而已。南板历年既久，字画寝没，且舛伪甚焉。北板虽善于南，而藏之禁中，非奉明旨，谁敢问之。夫仅仅千载之间，而盛衰相悬若此，使再传数百年之后，则二板之存，果可保乎？二板既不可保，有再刻藏如高祖成祖者乎？二祖不再出，则慧命无所寄矣。诚思及此，则大法垂灭，已若日之坠西，岁之临暮，欲延慧命以待将来者，可无数百年之远虑哉？嘉靖间，袁汾湖尝忧之，而力不能举。万历间，紫柏老人痛剧于衷，乃与诸宰官，往复较量，易梵帙以方册，以其价廉而功省，易为流通，使寒邦僻邑，皆得窥佛祖之秘谋，甚善也。

于兹可见，方册藏经乃是因“易梵帙以方册”故名。“梵帙”就是指梵夹装经本，梵夹装经本是古代佛教书籍一种仿梵文贝叶经的装帧形式，但因汉地梵夹装经本早已湮没无传，故而当时的“梵帙”实指经折装经本。北宋以下的佛典大藏经一直沿用经折装，因此，方册藏经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方册藏经易于流通、便于阅读的特性也说明元贤请取藏经不是完全为了供养、做功德而已，如其所说，他是准备深入经藏，“由诵读而精义，由精义而入神，由入神而致用”。此次所请方册藏经后辗转安放于鼓山涌泉寺法堂之东。

（二）作《建州弘释录》。该书是元贤应博山无异之嘱而完成，主要辑录建州著名的与佛教有关的人物，包括道学家。关于此书缘起，博山在《序》中言之甚详：

余作驱乌尝游闽中，知建州为理学渊薮，后阅《传灯》诸书，又知建州为禅学渊薮。每见建州僧必询其乡之先正，然往往不能对，因为悒悒久之。丁巳春，吾弟永觉师初弃儒入释，从寿昌先师学枯禅，因与道其乡之先正，甚悉，皆粹若珙璧，逸若凤鸾，多余所未及知者。余喜甚，指其胸曰：此是一部僧史记。师曰：吾将志而传之。无何，先师没，师来博山同居者五载，余间索其旧诺，师曰：俟识鼻孔后为之。后归闽隐山，未通消息。戊辰春，余自鼓山还博山，道经建州，师迎于开元寺。余一见而识之曰：今可志建州僧也。师笑而不答。余乃问曰：寿昌塔扫也未？师曰：扫即不废，只是不许人知。余曰：汝偷扫去也。师曰：和尚又作么生。余曰：扫即不废，只是不曾动着。师曰：和尚不偷扫耶？遂相笑而别。至己巳冬，以书来博山，则建州僧志成，寄以相示，且征序焉。

此段序除交代《建州弘释录》之缘起，对于元贤与博山之间的交往时间甚为明确，从中可知：元贤出家在丁巳春（万历四十五年，1617）；其与博山“同居者五载”；戊辰（崇祯元年，1628）春，博山自鼓山返回博山与元贤相见于建州开元寺；己巳（崇祯二年，1629）冬，元贤去书博山，则《建州弘释录》已完成于此年。另，元贤与博山相依年份、建州相见地点它处记载不同。《行业记》载：“作《建州弘释录》……迨师隐荷山，异自石鼓归，道建州，师晤异于光孝寺。”元贤《无异大师语录集要序》言：“余因先师迁化后，曾相依三载，虽无所得于师，然三载之中，未见其一语渗入情识，但勉以向上事，则师之有造于余也大矣。及余隐荷山，师自石鼓归，道经建州，晤于光孝寺。”按：建州开元寺与建州光孝寺（报恩光孝禅寺）不同；博山所谓“同居者五载”当是指与元贤相识以来（1617—1623），元贤“相依三载”则是确指其在博山时间。《建州弘释录》刻行于辛未（崇祯四年，1631）秋，当时元贤在清修寺寓居。

（三）作《呓言》。该书前有崇祯壬申（五年，1632）秋，菊月元贤自序，并称：“荷山野衲，大梦不醒，狂心未歇，乃作《呓言》。”以此点明题旨。而据《续呓言序》：“昔余居荷山，因诸儒有所问辩，乃会通儒释而作《呓言》，梓行已二十载。近因自浙返闽，再居鼓山，目系世变，时吐其所欲言，乃作《续呓言》。夫贤本缁衣末流，只宜屏息深山，甘同寒蝉，何故嗷嗷向人，若孟轲之好辩，贾谊之痛哭哉？岂多生习气未能顿降，抑亦有不得已而一鸣者乎？今此书具在，苦心片片，唯在大方之高鉴。岁在壬辰夏佛诞日题于圣箭堂。”于此可知，《呓言》之作乃是因与儒生问辩，其主题就是会通儒释。《续呓言序》作于壬辰（顺治九年，1652）夏佛诞，则《呓言》印行“已二十载”，其付梓正当崇祯五年（1632）。

元贤八十岁时曾作《自赞》三十九首，其第三首即是关于荷山者：

痴隐荷山八载，未敢虚空安橛。诸方浩浩谈禅，这里缩头如鳖。每岁栽禾博饭，甘把黄金当铁。分明是半文不直，如何称寿昌嫡血。盖为多虚不如少实，千巧不如一拙（荷山请）。

此中总结了元贤在荷山隐居八年（即1627—1634）的修行生活。总之，元贤隐居荷山，以“荷山野衲”自称，其深入阅藏，会通儒释，为其后“以禅救儒”等学说奠定基础，也可以说是以儒生出家的元贤第一次对自己的人生和思想做出的深刻检讨，为其后出世弘化积累了必要资粮。

在《呓言》付梓之前，崇祯四年（1631）元贤曾返回建阳，“修蔡氏诸儒遗书”。所谓蔡氏诸儒应是指元贤先祖蔡元定及蔡渊（元定长子）、蔡沉（元定仲子，从朱熹游）等道学家。

崇祯六年（癸酉，1633）元贤拜谒闻谷大师于宝善庵。《鼓山永觉老人传》云：“癸酉谒闻大师于宝善，水乳相投，宛若夙契。”元贤《真寂闻谷大师塔铭》亦言：“先是某癸酉春，一见师于建州，遂有水乳之契，因付以大戒。”《行业记》言“壬申（崇祯五年，1632）谒闻谷大师于宝善庵”，其说恐属误记。

闻谷大师是元贤佛教生涯中除无明慧经之外另一位亦师亦友的重要人物。此次拜谒对元贤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影响。

（一）放弃归隐的初志，毅然出山，入主鼓山涌泉寺。元贤的出山乃是因为闻谷大师的赏识与劝说，《行业记》载：“适宜兴曹安祖兵宪，请大师作诸祖道影赞，因属师命笔。师成百余赞，大师惊讶不已，且曰：我不入建，公将瞒尽世人去也。即以大戒授师。明年先大夫赴阙，之蕃以计偕从，道由汾常，谒闻大师，始得瞻师道范，遂与曹雁泽宗伯暨诸善信延主鼓山，甲戌入院。”元贤《真寂闻谷大师塔铭》说是“明年春推主鼓山”。元贤《答金坛于润甫别驾诸缙绅》说：“伏处荷山，几仲尼耳顺之日，守先师之重嘱，自分藏拙于云林，遇闻老之慈光，乃获张风于石鼓。”元贤自撰《寿塔铭》也明确言及闻谷的劝勉：“往依博山三载，又归闽隐山，一十二载，灰头土面，拟与草木同朽。一日因谒闻谷大师力勉出世，遂推主福之鼓山。因以大戒付之，时年已五十有七矣。”于此可见，元贤自天启三年（1623）开悟归隐至五十七岁出山住持鼓山（甲戌，崇祯七年，1634）前后共计“一十二载”。元贤毕生感戴闻谷老人的知遇之恩。

（二）受闻谷大师之请代为完成《诸祖道影赞》。如前所引《行业记》，元贤之受到闻谷赏识正得益于其所撰《诸祖道影赞》。当时元贤拜谒闻谷大师，适逢檇李沈君、宜兴曹公等请闻谷大师作《诸祖道影赞》，闻谷遂请元贤代笔，元贤曾有《答闻谷大师》一函加以拒绝，但最后还是勉力为之，其《诸祖道影传赞序》言：“癸酉（崇祯六年，1633）之春，檇李沈君敷受，游学剑州，谒闻谷大师于宝善，以祖影八十八尊，请为传赞。大师属不慧为之，甫及半，阳羡曹安祖大参书来，亦以传赞为请，则加至一百三十余尊也。不慧自夏徂秋，凡五阅月而后成，缮以报命。”此书在清代屡经增删，守一空成编为《佛祖正宗道影》，该书前现有元贤崇祯戊寅（十一年，1638）八月中秋所作之序。

（三）收徒道霈。道霈（1615—1702），字为霖（此乃闻谷老人所赐也），号旅泊，建安人，是元贤唯一的嗣法弟子。崇祯五年（1632）十八岁的道霈到宝善庵拜见闻谷老人，道霈言及：“山僧年十八岁，甫离受业，禀戒师翁（引者按：指闻谷大师）座下，亲承提挈。复指令见先师（引者按：指元贤）于荷山，至今日，为先师洒扫山门，皆辱师翁所教诏也。”关于闻谷指令其拜见元贤之事，道霈《旅泊幻迹》中回忆说：“一日侍老人（引者按：闻谷老人）山行，忽回顾熟视曰：噫！子可教也，惜余老不能成褫，子此去东溪荷山有永觉静主，真善知识也，子能倾心事之，必有所得。余业已闻老和尚名，兹承指示，甚惬夙心，明日将束装辞去，而老和尚适至，老人遂以余嘱托之。老和尚唯唯，命报侍左右，令看柏树子因缘，汲水负薪罔敢忽怠。崇祯甲戌春老和尚出世鼓山，随侍以至。”于此可知，元贤在闻谷大师由其介绍收下道霈为徒。后来道霈跟随元贤返回荷山，并一起到了鼓山。据说，当时他们在荷山有“采瑞莲”之事：“后一日，于野田中采瑞莲以献，和尚（引者按：指元贤）曰：吾道当馨于世矣。”足见元贤对道霈的深切期望。

（四）得到云栖戒本传承。此事甚为重要，也正因此鼓山得以传承禅宗授戒法系之法脉。关于元贤从闻谷老人处受付大戒之事，学界往往产生各种误会。

三 入世应化时期（1634—1657）

崇祯七年（甲戌，1634），五十七岁的元贤告别隐修生活，正式出山，受邀入主福建首府名刹——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始了他建寺安僧、开宗立派的应世弘化。《行业记》对此记载甚为详尽，兹为便于阅读，将其文重新分段，并标注年月如下。

延主鼓山，甲戌（崇祯七年，1634）入院，请开堂弗许，唯为四众说戒，有请法者，以庵主礼示众而已。是秋建天王殿及钟鼓二楼。

乙亥（崇祯八年，1635）往寿昌扫塔。归过建州，为净慈庵，著《净慈要语》。

是冬（崇祯八年，1635）张二水相国、吕天池侍郎，仰师道化，率众请入泉州开元寺。师知机缘已稔，始开堂结制，四众云集，怀中瓣香，特为无明老人拈出。

明年（崇祯九年，1636）相国二云曾公，时分宪泉南，访师，为建殿开元，以《楞严》义奥，请师疏之。

秋（崇祯九年，1636）归鼓山，建藏经堂于法堂之东。

丁丑（崇祯十年，1637）闻大师讣至，师躬吊真寂。浙西诸先生，以大师治命，合请住持。刻大师《遗语》，奉遗体而塔之，且铭焉。

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从侍御愚谷曹公请复作《诸祖道影传》。

庚辰（崇祯十三年，1640）建翠云庵于余杭西舍。

辛巳（崇祯十四年，1641）迁婺州普明寺。

秋（崇祯十四年，1641）归闽居剑之宝善。

明年（崇祯十五年，1642）赴泉州开元结制，修《开元志》。遂归鼓山，殿宇山门及诸堂寮，次第鼎新，庄严毕备，又作佛心才、寒岩升二师塔于香炉峰下。复作塔藏博山和尚衣钵，铭之。

癸未（崇祯十六年，1643）应建州兴福请。期毕至宝善，建舍利塔。

冬（崇祯十六年，1643）归鼓山，刻《禅余内外集》。

乙酉（顺治二年，1645）著《金刚略疏》。修《鼓山志》。

丙戌（顺治三年，1646）郑如水司空暨诸缙绅先生，复请至建州净慈庵，为国祝厘已，乃移宝善说戒，著《四分戒本约义》《律学发轫》。

丁亥（顺治四年，1647）归鼓山，著《洞上古辙》及《续呓言》。

己丑（顺治六年，1649）著《补灯录》，以补《五灯会元》之阙。

庚寅（顺治七年，1650）收无主遗骸千余瘗之。

辛卯（顺治八年，1651）作《继灯录》。先是宗门录传灯者，止于宋，自宋末至明，四百余年，一灯相承，未有修者。师广搜博采，至是乃有成书。

壬辰（顺治九年，1652）夏刻《晚录》。秋造报亲塔于舍利窟东隅，复修山堂、桧堂二禅师塔，遣徒取金陵大藏经。

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著《心经指掌》，收遗骸二千八百余。

乙未（顺治十二年，1655）春兴化福清长乐罹兵变，饥民男妇，流至会城南郊，竛竮之状，人不忍见。师乃敛众遣徒，设粥以赈，死者具棺葬之，凡二千余人。至五十日而止。

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师年八十矣。于上元日，举衣拂付上首弟子为霖霈公，即命首众分座。众大悦服，秋七月十九日，属师初度，四方咸集，请师开法。

师自辛卯，禁止上堂，虽力请弗许，至是欣然登座。然每示谢世意。九月朔果示疾，不食者二十余日……坐定脱去，实十月七日子时也。三日始掩龛，颜色如生。

早在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春，鼓山护法陈白庵居士就以元贤年老且病，开始为其营建寿藏于涌泉寺之西，因遭遇社会动荡，营建工程直至顺治八年（1651）冬方告完成。元贤因思“圹中片石，后人必欲邀荣光于峻秩，假藻绘于鸿章，是重予之愆也”，遂自撰《寿塔铭》，时年七十五岁（顺治九年，1652）。在《寿塔铭》中，一方面，他对自己一生行履做出了评价：

继而历主泉之开元、杭之真寂、剑之宝善，后复归鼓山，乃重创梵宇，诸所撰述，并语录凡二十种，计一百余卷。并不藏丑拙，恣世指摘。呜呼！生平履历，浑如昨梦，一场败缺，难免高鉴。其入道为最钝，其出世为最迟，其应世为最拙，又不能广罗英衲，以张大其门庭，较之诸方，若跛鳖之望飞龙，何足道哉。

另一方面，他开始考虑寻找一位可以绍继宗风的法子了：

是谁骷髅，建兹窣堵。寿昌之儿，石鼓之主。不通世情，一味莾卤。志大言大，眼空佛祖。据兴圣座，呵今骂古。役鬼驱风，重建兹宇。撇下皮囊，掩藏荒坞。莫道无口，有声如虎。生耶死耶，请绎斯语。广告来者，谁继吾武。

当然，元贤是幸运的，于八十岁（顺治十四年，1657）之时他终于择徒道霈，付法为鼓山曹洞正宗第三十三世传人，命其继席鼓山涌泉寺。道霈追随元贤参学多年，当时“众皆悦服，莫不人人相庆，以为洞上一宗可倚”。

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十五日，元贤示疾，其后不食者二十余日，起居如常，示偈曰：

老汉生来性太偏，不肯随流入世廛。顽性至今犹未化，刚将傲骨救儒禅。儒重功名真已丧，禅崇机辩行难全。如今垂死更何用，只将此念报龙天。

元贤临终之态，道霈《先和尚归真记》所言甚详：“道霈窃观老和尚虽示疾月余而动止安详欢若平昔，不见不豫之色，不闻呻吟之声，而每日清晨众弟子围绕问候，垂诫谆谆，皆宗门大事，并无一言语及世谛。盖师平生一言一行，斩钉截铁，无一毫涂饰之意，故临生死关头，神思不乱，超然自得。譬如青天白日，户门洞开，信步直去，无少留碍，是岂可以凡情拟议者哉。第恐诸法眷有未知老和尚归真颠末者，谨据实记录如此，庶几相慰其哀慕之诚云尔。”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七日子时，鼓山一代中兴大师元贤安详圆寂。元贤著述丰富，据恭默《鼓山永觉大师传》后所附，元贤著述主要有：《大佛顶首楞严经略疏》四卷、《心经直掌》《金刚经略疏》《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宝号》《四分戒本约义》四卷、《律学发轫》三卷、《继灯录》六卷、《补灯录》四卷、《建州弘释录》二卷、《洞上古辙》二卷、《净慈要语》《诸祖道影赞》《禅林宝训事义》二卷、《禅林疏语》一卷、《鼓山永觉禅师广录》三十卷、《语录内外集》二十六卷（并入《广录》中）、《永觉普说》一卷（见于《广录》及《晚录》）、《永觉呓言》二卷（在《广录》中）、《永觉晚录》六卷（七十五岁以后所语在《广录》中）、《永觉最后语》一卷（八十一岁所说，在《广录》内）等。

顺治十五年（1658），元贤禅师骸骨入塔，嗣法弟子道霈为其撰写《祭文》《塔志》等纪念文字，深情追忆这位恩师，感动人天。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二十二日，道霈在鼓山四众弟子的拥护下继席鼓山，此后清代的鼓山涌泉寺一直由元贤一脉担任住持，渐渐成为惯例，因此，形成了深刻影响东南佛教包括台湾佛教发展的鼓山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