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中国结束了封建王朝统治之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成为必然的选择。源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民族—国家形态，突出了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民族整合、公民权利等基本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帝国，公民取代臣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建立民族—国家之后，却依仗武力展开了全球扩张，走上了建立世界殖民帝国的道路。19世纪末的世界已经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殆尽，中国不仅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地，而且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因此，中国要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必须从帝国主义的压迫统治中获得解放，实现中国、中华民族的自决。这一历史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头。

延安时期，是中共勾画新中国蓝图最重要的时期，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国民属性、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这些重大政治原则的理论阐释，确立了中共代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地位。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教育体系、社会政策，在实践中已经体现了国家治理的雏形。其中，1941年建立的延安民族学院，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民族问题、传播中共民族政策、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重要基地，为推动内蒙古、西北等地区的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培养了骨干力量。培养和依靠少数民族各类人才，成为中共民族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从1937年延安的中央党校开办少数民族班，到1939年陕北公学成立蒙古青年队，再到1941年创办延安民族学院，中共先后培养了蒙古、回、藏、苗、满、彝、汉等各族学员500多人，其中蒙古族最多，达到150多人。事实证明，如果中共没有一批蒙古族党员，其倡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不可能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长足的发展。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乌兰夫（蒙古族）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7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建立的绥蒙政府主席，主持内蒙古地区自治运动的大局。当时，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即将为新中国的蓝图增光添彩，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后时刻正在到来。

自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8年的艰苦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人类社会维护正义、创造和平谱写了壮丽的诗篇。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人民在胜利的喜悦中希冀着重整河山。当时，中共提出“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政治主张，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意愿。然而，经过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将中共视为政治“异己”、必欲去之的基本立场。

1946年3月，在欧洲战场尘埃落定之际，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讲”，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展开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冷战”。同年6月，中国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战胜法西斯的硝烟刚刚消散，蒋介石就仰仗美国的支持撕毁了和平协议，发动了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热战”。1947年3月，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进入了延安。不过，这里已经是一座空城，中共领导机关已经离开了这一运筹帷幄的大本营，转战陕北，东渡黄河，进入河北，在西柏坡建立了决战千里、解放全中国的指挥中心。此时的内蒙古地区，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已经完成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要》《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等重要文献的起草，一项重大政治活动即将举行。

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迎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来自内蒙古各族、各界的393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大计。5月1日，大会产生的第一届内蒙古临时参议会选举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员，乌兰夫当选为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正式成立。1935年中共对蒙古人民宣言中提出“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的任务付诸实现。这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代表了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抉择和基本政治制度的设计。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中，“得民心者得天下”是经过历史反复证明的一个基本真理。民心，即人民的意愿，是任何强权、任何统治势力都不能战胜的力量。为什么1935年到达延安的红军只有3万余人，而在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领导的军队已达到百万人之众？为什么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内战的本钱是四百多万装备精良的大军，而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却不过百万之众？顺应人心是中共赢得建立新中国最大的政治资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自1840年以来百年受屈辱、受侵略、遭压迫、被分裂的历史，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自决，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在大陆范围驱逐了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使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在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之后，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曾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为题讲过这样一段话：“今天有一部分人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缺乏深刻的了解与认识，所以产生种种模糊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对目前和将来的内蒙古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因此，必须实事求是地认真学习、认清中国共产党及其民族政策，了解内蒙古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历史事实。”近70年后的今天，这段话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果说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是中共民族政策从延安开始结出的一个硕果，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民族政策已经形成以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为载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保障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完整政策体系。

对此，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把这套法律、制度、政策高度凝练地概括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做出的历史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即“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此，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历史基础，理解这条道路的先进理念，认知这条道路的实践成效，是全面理解中国不可或缺的一个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