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西方的冲击与儒法政治文明的危机

中华文明悠久自足的历史塑造了其和平主义的性格，但爱好和平的中国在近代却遭受了列强持续100多年的侵扰欺凌。在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形式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演变：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的国家，到军阀豪绅当家的国家，然后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国家。然而，要理解这种应对危机的变化，仅仅诉诸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是不够的，还要回溯中国政治文明悠久的经验与理论传统。

和西方相对照，中国文明的传统不是政治与文化的分裂，而是政治与文化的合一。西周的王官学与国家礼法体系是中国政教合一国家文明的源起。秦—汉王朝又开辟了儒法合作的大一统政治文明，在这样的文明—国家中，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和官员不仅担负着政治—社会的治理责任而且担负着表率国民的道德—文化责任。中国政治文明在儒法合作的实践中探索出几个重要的经验与理论原则。概括起来，至少有三点值得提及：第一，天命民本原则；第二，社稷担纲原则；第三，贤能理政原则。这三个评估法统与治国理政实践的原则并不能被简单化约为或者是绩效原则或者是程序原则，每个原则都既包括绩效内容，又包括程序内容，而且每个原则还包含高于这两个标准的实质性道德责任内容。

首先，天命民本原则是中国政治文明最悠久的原则，天命就是敬天保民的责任。一代王朝之所以有资格进行统治，并保有这种统治资格，就是因为其统治能上顺乎天、下应乎人，为了敬天保民的目的，承担起敬天保民的责任。用现代法权语言来说就是上承天理，下顺民情、民俗。法家和儒家同出于西周王官学传统，敬天保民的统治责任论是儒法两家谈论治国理政的共同前提。天命既允许革命，又允许保守，天命可以转移，敬天保民的责任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担负得起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其次，社稷担纲原则作为儒家和法家的共识，主要强调的是统治责任要有明确集中的担当者。这一承担者首先必须是开辟和继承一个王朝法统的具体的人，这些人的核心首先是指最高统治者，也即君主。那些希望在治国平天下上有所作为的人必须要么成为君主，要么成为辅佐君主的仕人，社稷担纲原则把君主和辅佐君主的士大夫团结成一个能够承担天命、领导人民的具体的“社稷”，也即“国朝”。社稷担纲原则强调的志士仁人要治国平天下，就要有所作为，出来担当道德—政治责任。

最后，贤能理政原则是沟通天命民本原则和社稷担纲原则的桥梁。如果说敬天保民的责任讲的是“天”的原则，社稷担纲讲的是“地”的原则的话，那么贤能理政讲的就是居于天地之中的沟通天地原则的“人”的原则。儒家主张教育和政治制度都要选拔有德有才的贤人，法家认为儒家强调修身是好的，但“修廉之士”爱惜羽毛不愿与奸臣为伍还不够，必须靠“能法之士”杜奸进贤。儒家的希圣希贤与法家的杜奸进贤关注的共同点是把德才兼备的杰出人物从人民当中选拔出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最高统治者一起，由保社稷而保天下，共同承担起修己治人的人伦责任。

对照这三条原则，中国政治文明评论一代国朝得失短长就是要看一代国朝是否能让更多的贤能之士团结在最高统治者的周围，由保社稷而保天下，共同履行好治国理政、敬天保民的道德与政治责任。从根本上说，这一文明传统的活力来自于“家天下”的统治责任集中原则与“公天下”的贤能理政原则的混合。这种被春秋经学概括为“大一统”和“通三统”条例的既有合作又有张力的儒法政治文明之道，具体表现为君主与士大夫合作治天下的制度。

16世纪末，明万历年间，利玛窦，这位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耶稣会士来华，他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富庶强大的国家，而且是非常伟大的政治文明，是贤人阶层统治的国家，这就是柏拉图式古典理想国家的现实版。与此相对照，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因为深受韦伯社会理论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看法：从1587年起，中国就不行了，万历皇帝罢工，张居正非常有才干，但整个国家制度的“理性化”能力不行，都是短距离的补给线，没有统一的国家军事财政，没有数目上的管理。可是，真的研究西方历史的话，人们就会发现，其实1587年的欧洲没有那么“现代”。以最早建构工业资本主义的英国为例，民族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大不列颠还不存在，苏格兰和英格兰没有统一，英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财政，君主的内府和国家的国库是不分的，官僚政治，也即韦伯所谓的政治的理性化，中国早就解决的问题，英国还得200年才能开始上轨道。1923年的时候，梁启超写过一个《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讲中国容受西方冲击有三个阶段，从船坚炮利到法政制度，再到思想伦理都觉得自己不如西方了，只有自觉地全面学习西方，我们才能赶上“历史进化”的脚步。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到梁启超“进化论”这一步，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都崩溃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会造成一种对西方发展道路的盲目乐观和信从，其实类似的，谈论中国如何落后于西方的理论有很多，它们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讲西方的体系，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内生的秩序，认为战争、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在理论上不重要。然而，许多学者经过研究发现，欧洲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过程不是内生的。所谓的内生，最自然的秩序是亚当·斯密讲的，像传统中国才是自然自发秩序，靠农业自己实现积累，有自然剩余再投入手工业、制造业里面，这是一个自然体系，工业资本主义的欧洲体系是不自然的、不可持续的。既然不可持续，它为什么又扩散出来了呢？有很多外在原因：战争，远程的贸易，它们会榨取高额的贸易利润，新能源的发现，还有非洲的远航和新大陆的发现给它提供原料、粮食和劳动力。

为了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我们现在应该重新强调的是一个“中西”视野，我们不能把中西的遭遇，简单地用一些社会理论转变成一个单纯的“传统”和“现代”的对立。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总结中国历史变迁的时候，诉诸的是笼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和梁启超相比，康有为、张之洞对同样的问题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康有为在1898年办保国会的时候明确提出来中国应对西方比较全面的战略：保国、保种、保教。张之洞随后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更深入地讨论了这三者的关系，他们的认识比梁启超要深刻，战略视野也更开阔。张之洞认为，首先，保华种的根本是要保华夏之教，捍卫华夏的智慧和文明，不保教无以保种；其次，不保国无以保教，所以应对西方的挑战必须从保国做起。这样的战略视野还是比较清醒的，他没有把西方看作一个进化整体，侈谈之所以军事力量强大是因为政治制度先进，之所以政治制度先进是因为伦理思想先进。从保种、保教和保国的完整战略视野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历史。

我们知道，清代中国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必须一边改变自己的认识，一边改变自己的战略。回顾一下1904年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一些试题，我们会对这一问题有更生动的认识。首先，承平日久，以国家兼天下的中国必须认识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现在遭到和以往蛮夷不一样的欧洲人的挑战。“各国政治、艺学策”试题说，“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此题表明，清朝的政治家发现，虽然自己维护领土完整的意识很强，但西方人却主要不以攻占领土和建立直接统治为目的，而是以开埠通商和索取巨额赔款的“利益”为诉求。清朝的政治家除了发现西方人军事技术强大的现实之外，其实也渐渐发现了泰西诸国基础性战略意图，面对有悠久国家组织传统的中国，它们是以资源掠夺和资本榨取为目的的新蛮夷。其次，清王朝应对西方挑战的重要调整就是让被儒教教化高度“内向化”了的国家，恢复儒法政治文明的对外战略意识。试题“史论”有一道题是说，“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诲其名论”，此题表明，清朝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用史学引导权变之才的教育，尤其是在西方挑战之下，恢复“以善治善”的儒家心术统摄下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法家治乱之术，这种战略自觉非常重要。最后，内忧外患之下维护国家的统一，是中国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的基础。“史论”试题问，“周唐外重内轻，魏宋外轻内重各有得论”，这表明清朝的政治家对自身国家统一问题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清代到晚期的时候当然是外重内轻了，地方军事化从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已经发展起来，从地主武装团练到北洋和武汉新军，王朝自强运动中就埋藏着地方割据的危机。无论如何，同治中兴的出现表明，在传统儒法政治文明框架里应对西方挑战的成效还是很明显的，但它的势头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在回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中，中国意识危机的深化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较复杂，主要和中国军事上一系列失败的刺激有关。

中国儒法文明的危机不仅在思想方面，还有制度层面。科举制度被废除，是对中国政治文明最重大的打击。儒法合作政治文明机制的关键是，如何把家天下和公天下结合起来。君主是以天下为家的，是统治责任的集中承担者，这是中国维护大一统非常重要的制度性要素。但大一统能够建立起来不仅要依赖君主制度，还要依赖于文教制度，汉代以后援儒入法的意义就在这里。王朝国家需要儒教和士大夫的帮助，才能维持“以德定次”“政教合一”的大一统传统。儒法合作的政治文明又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但无论如何改变，“天命民本”“社稷担纲”“贤能理政”的政治原则与相应损益的制度，从秦汉时代算起，至少延续了两千年。清朝的改革废除科举制度，遂使“公天下”和“家天下”相结合的儒法合作的基础结构遭到破坏。君主和士大夫共享的“修齐治平”的经典教育传统丧失了制度依托，君主退化成纯粹法家式的“新君主—僭主”，士大夫退化成“新绅士—寡头”，就是时间的问题了。随后君主中央集权和绅士、军阀地方自治的对立，满族人和汉族人的对立，都与由科举制废除带来的精英文化共识的破坏直接相关。清王朝不但是亡于构建皇族内阁的“假立宪”，而且是亡于对超越种族民族的精英教育和选拔机制——科举制的“真革命”。

中国应战中的主要问题，以我们这里回顾儒法文明的传统角度来看，是否抓住要害是一个关键。民国时期学习西方代议制度以自强的方式之所以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儒法文明的危机不被当作关键问题直接面对。传统科举制度被认为不行了，但是国家用什么机制来教育选拔人才呢？可以建立各种西式大学，大家从《围城》里更能看到真实的西式大学培养人才的功效；可以依靠地方推举议员参政议政，大家也可以从这些议员的回忆录中了解议员的真实能力与德操。君主制被认为不合法了，所以按西法搞选举，由选出来的总统或由政党组织的内阁，来承担统治责任，但仅仅依靠程序理性选出来的人既没有道德权威，也没有政治权威，根本没有办法抵抗金钱和暴力的操纵。这一阶段的中国不仅没有完成建设统一的国家以御外辱的使命，恰恰相反，军阀、豪绅与政客几乎成为中国国家内部分裂与贫弱的乱源。1912年的《临时约法》、1914年的“袁世凯约法”、1917年的“安福宪法”、1923年的“曹锟宪法”，虽然都欲通过法律程序使某个具体的军绅政权“合法化”，但礼法体系总体是否“有道”这一看似传统的评价标准却更加真实有力。因为“有道”的要求不仅包含程序合法，而且包含“天命”这一文明—国家使命承接资格的实质性估价。中国有幸没有像欧洲一样，瓦解掉自己的“帝国”，演化成更纯粹的“民族—国家”，是因为对于儒法文明传统有了一个继承和创新，那就是革命政党。从孙中山历次革命失败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不能“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没有革命党指挥革命军，革命军就是军阀，搞仅有程序理性的选举政党不能承担起统一国家、抵御外侮的责任，因为，有程序而“无道”还是不行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意识到同样的问题，共产党最终发挥了重要的统治责任集中承担者的功能。在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和欧美传统不一样，因为它们的政党是议会下面分裂出来的派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则不是这样的，革命政党法统生成的过程，首先是建党，然后通过政党重新建军和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