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冲击、儒法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张广生

【阅读提示】在“后冷战”时代应该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两极体系的终结是否如“历史终结论”者所期待的那样，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时刻已经来临——现代西方开启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进程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把无论是年轻的苏俄文明，还是古老的中国文明，都降解为“自由民主”的“个体”，从而，把这些非西方的“他者”吸纳进“普世”的历史之中，藉此，世界历史是正走向由“最后的人”所标志的“终结”？还是相反，被美苏两极体制凝聚起来的左右两极斗争，恰恰会随着这一体系的崩解而重新弥散进西欧、北美、中国、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印度乃至每个政治社会的内部？本文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矛盾症候群已经从两大冷战阵营交互揭批的公开展示退隐到了西方内部，而后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扩散到了全球社会之中。只有把“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主义话语还原为现代西方有限的具体经验，我们才能上升到比较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儒法文明回应西方挑战的政治史和思想史，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只有把1840年以降的“三个100年”和1949年以来的“三个30年”联系起来，把“社会中心主义”的左右之争统摄到“文明中心主义”的完整视野之中，我们才能获得贯通儒法文明与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论自觉。

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世界体系的终结，西方的观察家们开始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充满好奇，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也开始轮番登场。表面看来，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似乎是冰炭不容的，但实质上，两种论调却分享着“历史终结论”的共同预设，那就是，对照世界历史“终结于西方”的“现在进行时”前景，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似乎隐藏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中国要么会像苏联一样，因为治理不善和上层精英对国家核心价值目标的迷惘而走向崩溃；或者会因为继续坚持“市场经济”与“威权政体”合一的模式而走向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或日本的崛起之路，最终将会给世界和自己带来深重的灾难。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与发展道路蕴含着深重的方向性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与西欧、北美为典范的“自由民主”国家发展模式的不合，因此，最终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它想获得正当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必须经历哪怕是国家分裂崩溃的“阵痛”，向“终结历史”的“自由民主”方向“转型”。抛开这些观察家们的严重误解暂且不说，他们中某些人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还是抓住要害的，那就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解读不仅需要纳入比较政治学国别对比研究的范围，而且应该成为比较文明探讨的重大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和中国道路等量齐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整个西方的道路与模式，因为中国并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恂（Lucian Pye）所说的“一个打扮成或佯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