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进士姓名更改概述

姓名是一个人的标志，在个人资料中是十分重要的信息。其中姓氏代表着其血缘关系，尤为人们所重视。“三代以前，因生赐姓，胙土命氏，故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后姓氏合而为一，人们都以其男性始祖之姓为姓，子孙相沿不改，成为不同血缘关系的家族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志。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会轻易更改自己姓氏的，否则就是背祖弃宗。与姓氏相辅而行的是名、字、号，是日常生活所用的称呼，各有分工。姓名连称一般用于正式的官方场合中，如科举考试中的放榜与唱名。日常交流中一般单称名或字、号，当然还有称其籍贯或官称的。取名字需要经过一个比较庄重的仪式，即行冠礼。《礼记·曲礼》: “二十曰弱，冠。”小孩在出生的时候，大人以小字称呼之，等到成年后举行冠礼，长辈才赐以正式的名和字，并在名字中寄寓一定的美好期望。

进士是科举社会的精英，他们的姓名都要载入官方正式文件，在考试、选官以及领取俸禄等重大事件中被频繁使用，一般都会保持一生不变。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某些进士的姓名会发生变更。以下列举明代进士更改姓名的几种现象，并对其原因稍作分析。

一 复姓

正如前文所述，姓氏是人们的血缘关系的一个标志，后代子孙都以男性始祖之姓为姓，世代相传。更改姓氏，等于抛弃了祖宗，封建礼教思想中对此十分忌讳。然而更改姓氏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王全根总结了古人改姓的七种原因：变氏，赐姓，避讳，避事（包括避仇、避难、避嘲、避耻），适应，音讹，省写。这些原因还不能完全概括明人改姓的原因，我们结合实际例证再稍作补充。

第一，入赘。男方入赘女方，其子孙或从母姓，或从父姓，会有一个约定。比如洪武二十四年榜状元黄观，“父赘许，从许姓”；永乐十三年榜进士黄振，其祖先本姓周，“祖元善游学德安，赘石桥黄氏家，父文昌因从母姓”，故振亦姓黄。

第二，改嫁。因早孤而随母改嫁，自己及子孙便皆从其姓。如永乐九年榜熊概，祖父熊达去世时，父亲熊直才一岁，即“随母适吉水胡时中，遂冒其姓”，后中举人，世称胡敬方先生。熊概亦从其姓，进士榜称胡概。

第三，过继。因为祖父辈过继给他人，或为他人收养，子孙从他姓。如景泰五年榜周鼐，其先本姓丘，祖父惟政过继给周氏，子孙故姓周。正统四年榜章纶，据谢铎《章公纶墓志铭》载，其先本吴姓，祖上“讳开宗者，仕元为德清典史，后章氏，因以为姓”，未复姓。正德三年榜钟芳，父明为黄氏养子，故从黄姓；芳子允谦，榜亦作黄姓。正德十二年榜王凤灵，“其先曰王发者依舅氏姓吴，……凤灵偕兄凤仪举于乡，俱从吴姓。明年丁丑，凤灵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始疏复王姓云”。如果是本人过继给别人或者被收养，同样需要更名改姓，袁宗道《司公汝济墓志铭》载：“公姓张氏，始从养父司月泉公姓，讳汝霖；后复其本姓，改讳汝济，字泽民，傅野其别号也。”张元忭《陕西行太仆寺卿商公廷试行状》云，商廷试“初名珙，舅氏谢无后，以公为后，遂更今名，袭姓谢”。

第四，避事。包括避仇，如天顺四年榜状元王一夔，本姓谢，“祖承亨避仇，匿于姻丈王氏家，遂冒其姓”。也有逃仕者，如成化二年榜南直隶的庄昶，据湛若水《庄公昶墓志铭》载，其本姓章，“祖曰智甫者，以儒术名，洪武初不乐仕进，逃名，更姓庄氏”，终未复姓。

第五，讹误。嘉靖八年榜南直隶黄正色，据万士和《南京太仆寺卿黄公正色墓志》载，本姓廖，祖上在元末因乱徙家江阴时，“讹廖为黄，故姓黄”，未复姓。

第六，报恩。如陈瓒《广东按察司佥事施公雨行状》载，施雨本为桑姓，曾祖艾庵公馆于施氏，又从其学医，因命子孙从施姓以为报。

第七，其他。康海《邹公昊墓志铭》云，弘治十二年进士邹昊，其先本邹姓，“曾祖保保，洪武二十三年（1390）解马，长于宁夏不能归，遂从马姓”，如此改姓，近于戏谑，倒也不失为一种忆苦思甜的好方法。

归纳起来看，因入赘、过继和收养而从他姓是比较正常的，资料中多见；而因避仇、逃仕、讹误、留滞难归和报恩等改姓则比较少见，基本属于特殊情况。

在宗法制度的大环境下，“孝”被统治阶级强调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其中，归宗认祖是人们对孝道最为基本的认定，而光宗耀祖则是更高的要求。复姓即是孝道的表现之一，对于一般人而言，“所以汲汲于复姓者，求免夫不孝之罪也”。对于进士而言，则更要考虑显亲——明代官员在考满之后，父母以上可以得到朝廷的封官赠爵，虽然只是一个虚名，但由其所带来的社会声誉却不容低估。因此复姓事关孝道，如果能够，他们（包括其后代）都会改回原姓。

然而复姓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这牵涉到人口与田赋登记的黄册、鱼鳞册，还关系到学籍、仕籍等各种文档。像黄册、鱼鳞册，按规定是十年一改，兹事体大，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因此，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复姓。《明会典》只对官吏、武臣士卒的复姓作了相关规定，没有涉及平民百姓；在我们所掌握的实例中，除了一部分宦官外，绝大多数都是官员。当然由于历史原因，一般人的事迹（包括士卒）难以流传，这或许是一般人复姓的事情不见载的原因。但是，从一些家族复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前代想复姓而不能，只有等到子孙考中进士出仕以后，方能“如例疏请复姓”。

如长乐林廷选，其祖上讳昊生者入赘樊氏，子孙四代从其姓。廷选为府学生时，父“梅隐公病亟，以先世谱图授之，意公必显，属以复姓”，后来直到廷选以进士官监察御史后，才疏请得复姓。再如申时行的祖父“少育于外兄徐翁所，从其姓”，故申时行又称徐时行，“公及第后，始奏复之”。成化二年榜陈晟，“少孤贫，同郡钟定者育为子，遂冒其姓。……后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将授官，抗疏请复姓归葬，词甚哀恻，报可”。

更多的进士是在做到高官以后提出复姓要求的。比如洪武二十四年榜状元黄观，“父赘许，从许姓，……二十四年会试、廷试皆第一，累官礼部右侍郎，乃奏复姓”。上文所提到的熊概是在官至大理寺卿时复姓，黄芳官至户部侍郎时复姓，另外一些人没有资料具体表明是何时疏请的，但都提到是在入仕或者贵显以后。还有个别在其致仕后提出的，如邹昊官至右都御史致仕，六年后才“以复姓上请，得允”。由此观之，明代对复姓者的身份可能有一定规定，出仕（太监也有官衔）似乎是其必备的条件之一。

申请复姓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朝廷上疏，在疏中说明从前改姓的原委、目前的家人状况及复姓的理由。以下录明魏校撰《复姓疏》一篇：

为复姓事。《礼》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陛下以孝治天下，臣生斯时，敢忘本始？臣故李姓，高祖恕刲股救母，乡人称为“庄渠李孝子”。娶高祖母金氏，生臣曾祖琳兄弟四人，于行为二。魏士珣之妻与高祖母兄弟也，无子，养琳为子，因改姓魏。高祖李恕系长洲县二十二都十一图，魏士珣系昆山县三保三十二图，两家国初洪武各占民籍至今。曾祖琳宽厚有德长者，实始昌大厥家，魏氏遂为士族。士珣夫妇甚赖之，后庶出有子，曾祖亦不复归宗，子孙居于昆山。易世之后，迷所自出，因与昆山李姓为婚。厥后宗兄李方始大合族为谱，族之人晓然咸知尊祖敬宗。臣父封主事奎雅意复姓，弗果。臣登进士，历官中外；从弟庠由太学入官，皆有籍于朝，不敢轻改。臣敢追述先志，爰具家世源流，上达天听，乞敕吏部移文原籍官司，体勘是实，具奏改正贴黄，户部改附册籍。庶几子孙相承，不昧本原。为此具本，差家人魏悦赍捧奏闻，伏候敕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复姓牵涉面不小，需要皇帝下旨，“敕吏部移文原籍官司，体勘是实，具奏改正贴黄，户部改附册籍”，试想一个普通百姓，恐怕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否则魏校之父奎既“雅意复姓”，何以“弗果”？

也有在面见皇帝时提出复姓要求的，这当然只有那些居官显要、日侍皇帝者才能够。明初的宋濂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

洪武九年六月日，皇上御东皇阁，翰林学士臣濂、考功监令臣克勤、给事中臣杰、监察御史臣钝等皆侍。时已漏上三刻，臣杰出班跽奏曰：“臣之大父孙福谦，……”上曰：“朕为亿兆生民主，凡有袭人姓氏者，必令归其宗，尔之请诚是也。然非邹氏，尔亦弗克底于今日，慎毋忘之。”杰于是以首叩地而退。

邹杰所奏即为复姓一事，内容亦不外说，自己当年如何为邹氏所收养，今日“孙氏无他族属，其不绝者，仅寄臣之一身”，希望皇帝恩准。

那么是否提出复姓申请的人都会批准？依据明太祖“朕为亿兆生民主，凡有袭人姓氏者，必令归其宗”一语，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洪武二十一年状元任亨泰，“父杜林，从外家姓。……太祖高皇帝亲擢第一，……宠异之。……寻请复姓。上以恩自任出，勿听”。明太祖似乎忘了自己在洪武九年许下的诺言。前面说魏校官至太常寺卿，上疏复姓，但其文未云是否得旨俞准。据归有光撰《外舅光禄寺典簿魏公墓志铭》, “恭简公（按，魏校卒谥恭简）之世欲复姓，未果”，应该是没有被批准。施雨官至广东佥事，“欲如例疏请复姓，不果”。据《明会典》载：“又令官吏人等奏告更名复姓，若自幼过房乞养，或入赘与人，因从外姓报入户籍，外姓系军、匠、灶户，而本姓系民者，不许改复。”或与此项规定有关，然具体原因不详。

当然，也有少数的改姓者没有要求复姓，如上文所说的章纶、庄昶和黄正色。这些人都举进士，登仕籍，照例可以疏请复姓，但他们的志传中都没有复姓意愿的表达。我们推测，应该是有隐衷的。比如庄昶，祖先是因为逃避明太祖的征辟入仕而更名改姓，这在明代是很犯忌的事情，如果庄昶上疏复姓如实交代改姓的原委，将有可能给自己和家族带来极大的麻烦。

进士复姓归宗，在明代不为少见，从此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人思想中的一对很有意思的矛盾：对于本家而言，复姓是孝的体现；但对于外姓而言，复姓却是不义。陈晟中进士之后，“抗疏请复姓归葬，词甚哀恻，报可”，后来其养父钟定“知其复姓，大诟。晟衣冠请杖，至流血终不敢起”，可见，是为不义之举。尽管明代进士们自幼熟习《四书》中孟子“舍生而取义”的教育，但在孝、义不能两全的情形下，似乎义是可以抛之脑后的。看看时人对此作何解释，周是修《郭从陵复姓卷跋》云：

邑冠朝郭君从陵，既由陈氏而归其宗矣，直史萧君坦行雅重其谊，辄为文以纪之，间以示予。予申之曰：复姓，古礼也，孝德也，士君子之善行也。知古礼之不可违，孝德之不可失，士行之不可薄者，则虽幼鞠于他族，承祀于他族，受业于他族，成名于他族，姓固不可以不复也。姓不可以不复，则从陵之归其宗，非昧恩于陈氏，非背义于陈氏也。政欲使陈氏之族姓纯一而不乱也，欲遵古之礼也，欲全孝之德也，欲不愧于士之行也。然则从陵其贤乎哉，尚勉之，以靳大振于郭，而犹毋忘于陈哉。书此以为从陵美，亦以驱后世惑。

这应该是当时士大夫对复姓的普遍看法。明太祖云“凡有袭人姓氏者，必令归其宗”一语，也代表了明代官方对此矛盾的态度。但官方的支持并不意味着矛盾的消失，嘉靖初年大礼议继统与继嗣之争，是孝与义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激发的最高级形式，后来才演变成了打击异己的政治斗争。

二 更名

科举考试，本来一切以程文为去取，但在明代，举子的名字也能对考试结果产生一定影响。殿试确定鼎甲三人名次时，名字的影响力似乎更为突出。比如永乐二十二年“甲辰赐邢宽等及第，上初取第一孙曰恭也，嫌其名近暴，曰：孙暴不如邢宽。遂擢宽第一”，而孙曰恭抑置第三。朱棣凭借武力从侄儿手中夺取天下，为了震慑群臣，登基之初实施了太多的暴力，之后为了收买人心，需要采取宽大政策。“曰恭”二字竖写和“暴”字相似，因此遭到朱棣的嫌弃；“邢宽”与“刑宽”谐音，迎合了朱棣的政治需要，故幸运地成为状元。再如天顺四年科，“殿试读卷，定祁顺卷第一。既而司礼监太监问所定卷，阁老以姓名对。太监曰：‘此卷固出人一等，但传胪时，北方人音与御名相似。阁老愕然，乃以王一夔卷易之，而祁第二甲中”。传胪时需要传唱一甲三人和二甲、三甲第1名进士的姓名，祁顺和英宗的名字祁镇接近，因此不方便传唱。于是祁顺从状元一落为二甲第2名，既无须传唱，又不失其巍科地位。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这使得明代举子改名的现象较改姓更为常见。嘉靖三十八年进士丰城熊秉元，会试时名养锐，后改名秉元，故诸进士名录作熊秉元，而不作熊养锐。崇祯十三年榜的汤来贺，乡试名来肇，中举后改名来贺（见后文考证）。这都是私自更改，至于皇帝钦赐改名的也有不少。

建文二年榜状元胡靖，本名广，建文帝嫌其名，因为北方少数民族鄙称“胡”，时作乱于边境，“胡”岂可广哉！故赐名靖，意谓平定胡人。故此榜一般都称为胡靖榜。后永乐时期胡靖受宠，奏请复名广。有意思的是，景泰五年榜的胡德盛以同样的原因，奉旨更名靖，改字汝宁（见后文考证）。钦赐更名在永乐朝曾闹出过一次笑话，“永乐戊戌廷试，文皇亲阅试策，以李马卷为第一。嫌其名 ‘马’，就卷上改为 ‘骐’。及传胪，凡三唱名，无敢应者。上曰：‘即李马也。’乃受诏赐状元及第”。皇帝亲为改名，却不通知其本人，以致殿试唱名犹如儿戏。

举子在入仕以后，如果名字触犯了某种禁忌，则会更改别名。比如触犯皇帝名讳，必须更名，如万历二十九年榜曹珖，初名珍，避仁宗讳改名珖。宣德五年榜王振，因与太监王振同名，后改名王恂。

如果原名影响其前途，也可以更改。成功的例子见徐珵，他曾“急于进取，自创南迁议，为内廷讪笑，久不得迁”，一次推举国子监祭酒，景帝看到他的名字就说：“此议南迁徐珵邪？为人倾危，将坏诸生心术。”后来用辅臣陈循言改名有贞，才得以进用，官至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封武功伯。不成功的例子也有，据《弇山堂别集》载：“九月，监试北城御史毛在疏谓：中式举人李鼎踪迹可疑。核之，则国子监生李一鹗，按察副使逊子也。初嚷呴南场，考官问斥，改名入试。斥为民。”李一鹗费尽心思，改名李鼎再入考场，结果弄巧成拙，不但没能继续考试，连功名都被革除。

三 以字行及其他

明代进士的更名还有一种现象比较常见，就是以字行。如永乐二年榜的江西进士有6人均以字行：李时勉，本名懋，字时勉；彭汝器，名琏，字汝器；刘子钦名敬，字子钦；罗汝敬名肃，字汝敬；李昌祺，名祯，字昌祺；陈士启，名雷，字士启。永乐九年榜状元萧时中，本名可，字时中。对于这类进士，有些资料中只载其字而不知其名，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称之为改名。有些人以字行后，会改用另一个字，比如邓时俊以字行，改字仲清；陈雷字士启，以字行，后改字震之。更多的例子表明，他们一般不再取新字。

从时间上看，该现象多发生在明代前期。这与明前期人们多喜欢取单名有关。据我们对进士名录的大致统计，此期单名者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双名者占百分之二十；而到万历、崇祯年间，两者的位置颠倒过来。状元的名字也反映出这一变化，成化以前共37榜，状元单名者就有31人；隆庆以后26榜，只有3位状元是单名。名字是个人存在的标志，取名除了寄托长辈对其的希望之外，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和他人相区别。单名的重复率无疑较双名高出许多，比如明代同叫周策的进士有7人，同叫周善者更多至10人，且都在嘉靖朝以前。在这种社会风气中，为了提高区分率，以字行无疑是最为简便的方式。到后期大家多用双名之后，以字行的情况就很少了。

清代文献在记载明进士时，出于避讳，往往改字。或者改用别的同音字，丘姓改为邱，名弘者改宏，胤改为允，玄改元，等等，或者原字缺笔。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我们所参考的清代地方志中也普遍存在。于此，我们有必要提一提《类姓登科考》中的避讳问题。该书除“玄”字避讳多作缺笔外，丘、弘、胤等字均不避讳，据此亦可以推断，该书当成于康熙年间。此类改名在附录中以注脚形式说明。

以上对明代进士更名改姓的背景做了一番总体性的描述，下面各节依照科次顺序，对更改过姓名及诸书误载的江西进士逐一加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