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荆石老师千古(2)

有一次，全县的小学举行演讲比赛，本校要派一名代表参加。为了选拔代表，各班先举行班内比赛，选拔好手，各班好手再举行校内比赛，产生本校的代表。比赛由大老师主持其事，他特别识拔一个叫管文奎的同学。管文奎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做女佣抚养子女，是真正的贫户。大老师认为文奎的演讲有“擒纵”，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声音也响亮动听。文奎果然不负厚望，赢得这次比赛的亚军。

那时，兰陵的清寒人家有些是敝族的佃户或佣工，他们的孩子和“东家”的孩子一同读书，那些少爷小姐把阶级观念带进了学校。在那种环境里，连某些老师也受到习染，走在路上穷学生向他敬礼的时候，他忘了还礼。我们的大老师不是这个样子，大老师的儿子侄女也不是这个样子。

我只知道这些，别的全不知道，余生也晚，及门受教时学校已改县立，国共已分裂，江西剿共已进行，大老师思不出位，言谈绝不涉及国文以外。但是我想，他老人家那些“入室”弟子也许仍然有些“异闻”吧？

其实，那时候，某种思想已经写入政府编印的国文课本，例如：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例如：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

土布粗，洋布细，洋布便宜，财主欢喜。

土布没人要，饿倒哥哥嫂嫂。

这一类课文，与最早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固然反其道而行，跟稍后的“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也大异其趣。关心民瘼的大老师，对此也许不能“予欲无言”吧。

一个不可抹杀的事实是，七七事变发生，兰陵人奋起抗战，国共竞赛，各显神通，大老师最欣赏最器重最用心调教的学生全在红旗下排了队，他们的大名是：王言诚（田兵），靳耀南（荣照），魏洁（玉华），杨冷（文田），王川（生杰），王秋岩（思菊），孙立晨，陈桂馨（德吾），孙缙云，王立勋，管文奎。这些人都做了建造“人民共和国”的良工巧匠，其中王言诚，王川，靳耀南，更是劳苦功高。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言诚先生说，大老师接受社会主义，他并非从阶级观点出发，他是从孔孟的仁爱和释迦的悲悯出发，他老人家认为儒家释家都空有理想，只有共产党能够付诸实行。所以，就让共产党来干吧。

或者，大老师好比《新约》里的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也许，大老师不像施洗约翰，他未必了解“那后之来者比我大，我就是替他提鞋也不配”。

回想起来，我并非大老师的好学生。那时，人人称赞我的作文好，大老师却说不然。

那时我们爱写抒情的散文，所抒之情，为一种没有来由的愁苦怅惘，不免时时坠入伤春悲秋的滥调。那是当时的文艺流行病，我们都受到感染，而我的“病情”最严重。

那时，我已经觉察国家危难，家境衰落，青年没有出路，时时“悲从中来”，所以不能免疫。

“愁苦之词易工”，我那时偶有佳作，受人称道，只有大老师告诉我们，这样写永远写不出好文章。

他老人家说，文章不是坐在屋子里挖空心思产生，要走出去看，走出去听，从天地间找文章。

天下这么多人你不看，这么多声音你不听，一个人穷思冥索，想来想去都是别人的文章，只能拼凑别人的文句成为自己的文章，这是下乘。

他老人家最反对当时流行的“新文艺腔调”，例如写月夜：“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蔚蓝色的天空，照着我孤独的影子。”例如写春天：“光阴似流水般地逝去，一转眼间，桃花开了，桃花又谢了，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当时，这种腔调充斥在模范作文或作文描写词典之类的书里。他不准我们看这些书。

他老人家说，说书人有一种反复使用的“套子”，死学活用。说书说到官宦之家，大门什么样子，二门什么样子，客厅里挂着什么字画，摆着什么家具，有一套现成的说法，这一套可以用在张员外家，也可以用在李员外家；可以用在这部书里，也可以用在另一部书里。作文一定要抛弃你已有的“套子”。

依他老人家的看法，学文言文和学白话文，方法大有分别。学文言是学另外一套语言，那套语言只存在于书本里，在别人的文章里。你必须熟读那些文章，背诵那些文章，才可以掌握那一套语言。你写文言文的时候，先要想一想你能够背诵的那些句子，把它从别人的文章里搬过来使用。你写的文言文是用古人的句子编联而成，颇似旧诗的集句。

那时去古未远，大家对学习文言的过程记忆犹新，自然拿来用它学习白话文学。可是大老师认为这是歧途，白话文学的根源不在书本里，在生活里，在你每天说的话里，不仅如此，在大众的生活里，在大众每天说的话里。

回想起来，大老师这番教导出于正统的写实主义，是堂堂正正的作家之路，对我们期望殷切，溢于言表。可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意思，我相信，别的同学也没有听懂。

回想起来，这段话，也许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吧？遍数当年全班同学，再没有像我这样醉心作文的。

可是，那时，我完全没有照他的话去做。

他说，文笔一定要简洁。

国文课本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敌人占据了我们的城池，我军准备反攻，派一个爱国的少年侦察敌情。这少年在午夜时分爬上城头，“看见月色非常皎洁”。

看见月色非常皎洁！全课课文只有这一句写景，大老师称赞这一句写得恰到好处。为什么到了城头才发现月色皎洁？因为这时他需要月色照明，好看清楚城里敌人的动静。他说，倘若由俗手来写，恐怕又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蔚蓝色的天空”，一大串拖泥带水的文字。

受降城上月如霜！月如霜三个字干净利落，用不着多说。

他老人家的这番训诲，我倒觉得不难。我把这种写法首先用在日记上。我记下，参加一个亲人的葬礼，“四周都是哭红了的眼睛”，大老师给我密圈。我记下，有一天因事早起，“星尚明，月未落，寒露满地，鸦雀无声”，大老师又给我密圈。

通常，学生的作文都很短，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写得长些。有一次，大老师出题目要我们比赛谁写得又好又短。题目是“我家的猫”。我写的是——

我家的猫是一只灰色的狸猫，是三岁的母猫，是会捉自己的尾巴不会捉老鼠的猫，是你在家里的时候它在你脚前打滚儿、你不在家的时候它在厨房里偷嘴的猫，是一只每天挺胸昂首出去、垂头丧气地回来的猫。你说，这到底是一只什么猫？

据说，大老师看到我的作文时微微一笑：“这孩子的文章有救了。”作文簿在老师们手上传来传去，有人认为“的猫”两个字太多了，删掉比较好；也有人主张“的猫”很有趣，而且扣题，题目就是“我家的猫”嘛！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对作文又爱又怕，怕我那些“妙手偶得”的佳句不能通过大老师的检验。有一次，我在作文簿上写道：

时间的列车，载着离愁别绪，越过惊蛰，越过春分，来到叫做清明的一站。

大老师对这段文字未加改动，也未加圈点，他在发还作文簿的时候淡淡地对我说：“这是花腔，不如老老实实地说清明到了。”

又有一次，我写的是：

金风玉露的中秋已过，天高气爽的重阳未至。

他老人家毫不留情地画上了红杠子，在旁边改成“今年八月”。

回想起来，大老师提倡质朴，反对矫饰，重视内容。他朝我这棵文学小草不断地浇冷水，小草受了冷水的滋润，不断地生长。这一番教导对我的影响太大、太大了。

二老师玷公完全实践了他大哥的文学理论。

玷公一八九五年出生，一九二六年响应北伐起事战死，得年三十一岁。他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也就是二十六岁至二十九岁之间，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了七篇小说，被茅盾惊为彗星。

这七篇小说经王善民、靖一民两先生合编为《午夜彗星》一书，它们是：

《风雨之下》——描写一个老农在天灾下的挣扎。

《偏枯》——泥瓦匠因为瘫痪，不得不出卖儿女的故事。

《刘并》——庄稼人受地痞欺负，无处申诉的故事。

《归来》——“浪子回头”故事的现代版。

《瘟疫》——描写老百姓对军队那种入骨的恐惧。

《一粒子弹》——一个农村青年热衷从军的下场。

《几封用S署名的信》——一个下级军官怎样由升官发财的梦中醒来。

七篇小说都是很完整的艺术品。一如大老师所主张的那样，这些小说的题材来自触目所及的现实，透过精细的观察而取得，摒弃了玄想梦幻；小说的语言因靠近日常生活而朴实真挚，不卖弄修辞技巧去刻意雕琢。更重要的是，作者玷公虽然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却以无限的关怀描写了贫农下农的痛苦，这想必更是大老师所乐见的吧。

二老师提笔创作的时候，距离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才四年，“新文学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后三年，许多小说家还不曾崭露头角，二老师居然能把短篇小说的形式掌握得如此完美（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居然使节奏的流动、情节的开阖、情感的起伏三位一体，我们只有惊叹他的天才，惋惜他的天不假年！

《小说月报》是当年小说作者的龙门，茅盾先生以小说祭酒之尊来此掌门，他根本不知道王思玷是何等样人，来稿七篇一一刊出，采用率百分之百。他又把七篇中的三篇选入《新文学大系》，入选比率为百分之四十。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卷的序言里以一万九千字推介入选作品，玷公占了一千多字。由此可以看出，那时领导文坛的人，对于有潜力有发展而又符合意识取向的作家，是多么勤于发掘、乐于揄扬！深耕易耨，无怪乎有后来的遍野丰收！

那时白话文尚未成熟，二老师受时代限制，小说语言有生糙处（不是生硬）。方今白话文精雕细镂，熟极而流，又有故作生糙以示返璞的趋势，二老师的小说今日读来，反而别有风味。他苍劲似鲁迅，沉实似茅盾，《瘟疫》一篇显示他能写讽刺喜剧，《偏枯》《刘并》《几封用S署名的信》，都在结尾处显露冷酷中的人情、绝望中的转机以及最后可能有的公道。千里冰封，一阳来复，不似后来某些作品之赶尽杀绝、决裂到底。种种迹象，他本来可以成为伟大的小说家。可惜天不假年，他老人家三十一岁就因为响应北伐起义成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