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战3000年(第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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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微笑下的暗战阴影

作者:明月吹箫

乐山大佛全景

北京古刹潭拓寺的天王殿有这样一副楹联,闻名遐迩:“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而位于四川乐山岷江东岸凌云山上的“乐山大佛”则更为知名,这尊世界上最大的石雕弥勒佛像依断崖造成,通高71米,肩宽28米,雕像相好庄严、比例匀称、气魄雄伟。大佛前的对联这样写道:“笑古笑今,笑东笑西笑南北,笑来笑去,笑自己原来无知无识;观事观物,观天观地观日月,观上观下,观他人总是有高有低。”

千百年来,弥勒佛总以笑口常开、喜气洋洋、大耳圆脸、大肚滚圆的形象示人,他袒胸露腹、手掐串珠、箕踞而坐,成为“慈悲”、“宽容”、“喜庆”、“达观”的代名词。

然而人们在对弥勒佛像顶礼膜拜之时,也许并没想到,眼前这笑容可掬的弥勒佛形象其实是赝品;实际上,那是五代高僧布袋和尚的形象。布袋和尚坐化后,受到了民间的尊崇,再加上历朝统治者的有意误导和宣扬,最终使得弥勒佛以布袋和尚的形象被大家普遍接受,而真正的弥勒佛形象则被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同时被淹没的还有弥勒佛崇拜流行数千年间所伴随的梦想、阴谋与血腥。读懂了这些,我们或许更能明白那张可掬笑容背后所掩藏的悲悯与痴迷。

一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曾经发生过数次僧侣们直接领导或参与的暴动,其中有两次特别引人瞩目。第一次是在北魏正光五年(524年),山西五城郡发生的由北方少数民族(史书称之为“山胡”)冯宜都和贺悦回成等人领导的暴动,他们“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蟠,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后来被裴良率军镇压下去。在这次暴动中,暴动者们身穿白色衣服,使用白色的伞盖及旗帜,因为普遍使用白色。

另一次影响更大、更深远的僧侣暴动发生于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公元515年)的冀州,领袖人物是一位名字叫作“法庆”的僧侣。据史书记载,沙门法庆擅长妖术,“既为妖幻”,也就是能显示自己的“神迹”,由此得到了渤海人李归伯的信任,李归伯合家相从,又召集率领乡人,推法庆为主。李归伯并非泛泛之辈,他不仅拥有庞大的宗族和部曲,而且出身不低,他的堂兄李叔宝担任太常丞,堂弟李叔虎担任行华州事,虽称不上豪门望族,也算得上官宦之家。法庆给予他“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的称号,自己则号称“大乘”,宣称“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在给予精神激励的同时,还配置了令人发狂的药物,人服之后,父子兄弟都互不认识,自相残杀。

法庆聚众起事,杀害阜城令,攻破渤海郡,屠杀官吏百姓。刺史萧宝夤派遣长史崔伯鳞讨之,败于煮聚城,崔伯麟战死。法庆的力量迅速壮大,兵力发展到五万余人,所过之处屠灭寺舍、杀害僧尼、焚烧经像,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萧宝夤是南齐明帝萧鸾的六子,爵封鄱阳王,因为逃避梁武帝的追杀而来到北魏,因出身高贵且忠于故国而深受器重,不但位居刺史高位,而且娶了南阳长公主,可谓位高权重,备极荣宠。他的战败,引起了朝廷的震动。

于是,宣武帝下诏书以元遥为使持节,都督北征诸军事,率步骑十万以讨之。元遥是北魏皇族,父亲是京兆王,他历任左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冀州刺史、右光禄大夫等官职,拥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朝廷又给他很大的权力—使持节可以不请示皇帝诛杀两千石以下官员,而都督北征诸军事更是赋予军事指挥全权的标志。法庆率军攻打元遥的军队,被打得惨败,元遥派遣辅国将军张虬等带领骑兵追杀,起事者全军覆没。法庆与其妻子比丘尼(即尼姑)惠晖等一百多名首领被斩首,在京城示众,不久,李归伯也被抓获,杀死于闹市中。

这两次声势浩大的暴动,显示出当时在中国民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暗中存在。短短时间便能聚集数万兵马,攻城略地,乃至迫使朝廷出动十万大军加以镇压,肯定并非法庆一人之能力便能完成。即便是猝然发难,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多处联络呼应,也无法在短期内聚集起数万人马。而修习所谓的“妖幻之术”,配制能让人疯狂的药物,联络一方豪族也必定有所根基。虽然由于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因躲在黑暗的角落暗中操纵,而没有在史书上留下记载,但是却印证了这个组织体系的存在。

敦煌莫高窟中的弥勒塑像

而根据后世的考证,这两次暴动,乃至暴动身后那股暗影中的力量,都跟一个关键性的词汇有关—那就是“弥勒”!

“弥勒”是梵文“Maitreya”的音译,也译作“弥帝隶”、“梅低梨”、“迷帝隶”等,其意译为“慈氏”。据佛典记载,弥勒“有云从姓立名,今谓非姓恐是名也。何者?弥勒此翻慈氏,过去为王名昙摩流支,慈育国人。自尔至今,常名慈氏,姓阿逸多”。是故,多被认为“阿逸多”是姓,“弥勒”是名。

和出身于刹帝利种姓的释迦牟尼不同,弥勒出身于更加高贵的婆罗门种姓。他的父亲是修梵摩,母亲是梵摩越,居住在翅头末城。弥勒出生不久便出家修道,最终在龙华树下证得了智慧。弥勒的形象几乎和人们对释迦牟尼佛的描述一模一样:“身紫金色,三十二相,众生视之,无有厌足。身力无量,不可思议,光明照耀,无所障碍,日月火珠,都不复现。身长千尺,胸广三十丈,面长十二丈四尺,身体具足,端正无比,成就相好,如铸金相。肉眼清净,见十由旬,常光四照,面百由旬,日月火珠,光不复现。但有佛光,微妙第一。”

弥勒具有三种身份:当他在芸芸众生中受释迦牟尼点化时,他是佛祖的弟子;当他由凡人修行成菩萨位,在兜率天宫为大众说法时,他是弥勒菩萨;当于龙华树下修得佛果,从兜率天宫下降到有情世界,行龙华三会,救度众生时,他便是弥勒佛。

明代木雕彩绘弥勒佛像

弥勒先于释迦牟尼灭度。据佛经记载,“此人(指弥勒)从今十二年后命终,必得往生兜率陀天上。”从弥勒往生后到下生在我们这个婆娑世界之前,他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兜率天宫”。兜率天宫分为内、外两院,内院为弥勒居住之所,外院为弥勒为众生说法之处。佛经中将兜率天宫描写得极其华丽、无比美妙,据《佛说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记述:“……时诸园中有八色琉璃渠,一一渠有五百亿宝珠而用合成,一一渠中有八味水,八色具足。其水上涌游梁栋间,于四门外化生四花,水出华中如宝花流。一一华上有二十四天女,身色微妙如诸菩萨庄严身相。手中自然化五百亿宝器,一一器中天诸甘露自然盈满。左肩荷佩无量璎珞,右肩复负无量乐器,如云住空从水而出。赞叹菩萨六波罗蜜。若有往生兜率天上。自然得此天女侍御。”这座美妙的兜率天宫里,不仅有无数人世罕见的珍宝,还住着绝艳天女,令世人向往不已,而这片净土通常被称为“兜率净土”。

弥勒成佛之后,将下生到人间,行龙华三会,在人间建立佛国净土。据佛经记载,弥勒在华林园“初会说法,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第二大会说法,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第三大会说法,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由于释迦牟尼灭度后,仍有许多人还没有得到救度,同时,佛法的流传也需要有人传承,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未来成佛的弥勒。弥勒成佛后,于龙华树下经过三次说法,宣扬佛教,普度众生。

弥勒是继承释迦牟尼佛于将来降生人间的未来佛,弥勒成佛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据佛教经典记载,大约需要人间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最后,当他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于未来世下降到人间时,这个有情众生所居住的世界将变成一片佛国净土,这片佛国净土世界“其地平净如琉璃镜……丛林树华,干果美妙……城邑次比,鸡飞相及……智能威德,五欲众具,快乐安隐,亦无寒热风火等病,无九恼苦,寿命具足八万四千岁,无有中夭,人身悉长一十六丈,日日常受极妙安乐,游深禅定以为乐器。唯有三病:一者饮食,二者便利,三者衰老,女人年五百岁尔乃行嫁……”

佛经中描绘的这片佛国净土景色奇异,人寿皆长,是凡夫俗子梦寐以求的地方,虽然仍存在着一些小小的缺憾—比如三病,却仍令大批弥勒的信仰者希求渴仰。

据近代学者研究表明,佛教最初产生时并不存在弥勒教,弥勒信仰其实来自异教信仰对佛教的侵入。弥勒的原型最有可能是存在于古波斯拜火教中的“密特拉”。其产生背景是于公元前后一千年间,各民族宗教中普遍存在的“弥赛亚”信仰。较之高高在上的释迦牟尼佛和各路菩萨,弥勒菩萨是唯一一个在成佛后依旧不忘人间疾苦、承诺终有一日将让人世间成为美好世界的佛尊,虽然这张支票的兑现需要经过漫长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但毕竟世间存在轮回转世,在漫长的轮回循环之后,这一天终会到来。

傅大士画像

正是这种普度众生的情怀,使弥勒信仰于魏晋时代由安世高、竺法护、鸠摩罗什、沮渠京声、释道安等高僧大德传入中土之后,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信仰弥勒的高潮。自从弥勒信仰传入中国以来,南朝文人士大夫多用文学、绘画的方式盛赞弥勒,宣扬弥勒信仰,如宋明帝的《龙华誓愿文》、齐竟陵王的《龙华会记》、齐周额的《京师诸道造弥勒像三会记》、齐沈约的《弥勒赞》。北朝更多的则是通过为弥勒造像的形式表现出来。目前,保存下来的属于这段时期的弥勒造像也多集中在北方。这些弥勒造像,体积大小不等,从几十米到几厘米高的造像均有,存在范围也较广,从依山而建的石窟雕像到家庭佛戛金铜玉石像,几乎无所不在。据不完全统计,北魏时弥勒塑像较之佛陀和观音都要多。弥勒信仰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包括妇女都以供养佛像、抄写佛经、忏悔礼拜乃至舍身入寺的方式表达对弥勒的崇敬、对兜率净土和龙华三会的向往。佛教中的多位大师级人物,如玄奘、释道安、昙戒、法显都有着对弥勒痴迷般的崇信。

然而,伴随着弥勒信仰的广泛传播,大量关于弥勒的伪造佛经也不断出现。这些伪经大多数是对弥勒信仰教义的阐发与本土化,但是也有几本经书表现出了另类的诠释。比如《弥勒成佛伏魔经》,将弥勒成佛与伏魔联系在一起,为某种破坏性的教义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一个佛教内部的异端教派—弥勒教开始悄然诞生。

传说,弥勒教由傅大士创立于梁武帝时期。傅大士是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相传他24岁时得到来自天竺的达摩的点化,苦苦修行,因佛法高深,受到梁武帝的接见并得到重用。后来,他离开朝廷,建立双林寺,创立转轮藏法门,力求实现佛、道、玄的三教合一,对后世的禅宗和天台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晚年,他在战乱中贡献所有,弘法救民,扶危济困,直到坐化,在民间拥有巨大的声望,并在佛教史上被尊奉为西天东土应化圣贤,与文殊、天亲、维摩等二十三人同为菩萨。生前身后,可谓备极尊崇。弥勒教将这样一位在佛教史上享有崇高声誉的人物说成自己的创始者,其用意正在于抬高自己的地位,然而傅大士的思想和后世所谓的弥勒教格格不入。其实,弥勒教真正的创始者应该是佛教僧侣中的异端分子,因为声名不显、号召力不足,又需要隐藏行迹,所以才取移花接木之计。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虽然无法得知弥勒教真正的创立者是何许人也,但是却可以从前文提到的那两次著名北朝僧侣暴动中发现,其已经具备相当的社会基础与力量。

法庆暴动中的口号:“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即公然宣扬以弥勒佛取代释迦佛,利用和歪曲了弥勒佛关于未来龙华三会后建立人间佛国的教义。由此,原本要经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才会降临人世的弥勒佛提前降临人间,为民众解除现实的黑暗,建立人间净土,便成为这个连绵千年的弥勒教的主要教义。

二 弥勒教与宫廷政治的纠缠

法庆起义被镇压后的百年间,弥勒教似乎再没有新的动作。而以教化民众、诚心礼佛为特点的弥勒信仰依旧盛行,但是后起的弥陀信仰和观音信仰开始有后来居上之势。

隋朝建立后,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割据局面逐渐平息,然而开皇初年,却传出了一个不胫而走的谣言:“白衣天子出东海”。自古以来,政治谣言固然反映了民众的呼声,但是其制造者却多是有组织的造反者,而“白衣天子”的真正含义恰恰就是指的“弥勒下生”,因为传说弥勒正是身穿白衣。这一政治谣言经过多年的传播,已然家喻户晓,而当隋炀帝因为内政和外战一系列操之过急的失误造成天下动荡不安时,谣言的制造者也开始付诸行动。

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一日拂晓时分,数十名壮士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白色的帽子,手持鲜花焚香前行,自称弥勒佛下凡,进入建国门。此时,弥勒信仰十分流行,守门的官员和士兵也对弥勒佛十分膜拜,面对一身白衣、自称弥勒降世的人群,虽不知真伪,但不敢对弥勒有所不敬,纷纷叩头礼拜,以求功德。壮士们趁机夺去了他们的武器,就要冲进皇宫之中,不料正遇上齐王的卫队,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壮士们寡不敌众,全部战死。

这一利用弥勒信仰而发生在皇宫大内的暴动引起了隋炀帝的震惊,他下令在洛阳城中进行大搜捕,先后连坐者达上千家。此次暴动虽然功败垂成,但却显示出弥勒教具有相当强的实力。不但有敢死之士愿为之火中取栗,更有对皇宫警卫状况相当熟悉的朝廷乃至禁军的内应人物。而洛阳城中连坐者达千余家,也就是说至少有数千人参与了这场事变。然而,隋炀帝最后也没能找到这次事变的真正主谋,可见弥勒教势力隐藏之深。

这次起事的失败并没有令幕后的主持者罢手。大业九年(613年),又有弥勒教徒唐县人宋子贤自称“弥勒转世”,因其擅长魔术,能幻化出佛的样子,僧俗纷纷信服。此时,隋炀帝正好到高阳巡视,宋子贤准备举行无遮大会,邀请笃信佛教的杨广参加,企图在大会上杀死皇帝,却不慎因泄露了消息而被杀,党羽一千多家被连坐判罪。同年,向海明在扶风(今陕西凤翔)自称弥勒佛转世,有人信从他时,便能做到美梦,由此令众人迷惑,以至于被帝都周围的民众士人膜拜为“大圣”。他利用自己在民间的巨大威望,聚集数万人马起事,最终被官兵击败。短短一年间,一在华北,一在西北,几乎同时发动,弥勒教势力之强大可见一斑。

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生长于僧尼之手,但他却成为弥勒教攻击的重点对象

乾隆时期景泰蓝镶嵌宝石的金铜弥勒佛像

初唐时,弥勒信仰依旧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唐初深受太宗、高宗和武后所尊崇的一代佛教大师玄奘,就是一位极为虔诚的弥勒信徒。

据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记载,玄奘在去印度取经的途中,危难之际,曾注想慈尊弥勒。后来他从西土回国,积极提倡修持弥勒净土,译有《赞弥勒四礼文》,以为拜时唱赞之用。不仅如此,他在临终时还使人默念弥勒,“令傍人称日:‘南谟弥勒如来应正等觉,愿与含识速奉慈颜。南谟弥勒如来所居内众,愿舍命已必生其中。’”(出自《续高僧传·卷五·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坚信自己死后定能往生弥勒“兜率天”。

在民间弥勒信仰依旧广泛的条件下,唐高宗永隆二年(680年),一桩莫名其妙的事件发生了。

“永隆二年九月一日,万年县女子刘凝静乘白马,着白衣,男子从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厅,床坐勘问:‘此有何灾异?’太史令姚玄辩执之以闻。”

自“白衣天子出东海”的预言出现之后,穿着白色衣服自称弥勒佛下世而举兵起事,已经成为弥勒教徒们的惯用伎俩,本不为奇。然而,刘凝静事件真正莫名奇妙之处在于,她带着八九十名男子却无缘无故闯入太史局,那里并非军事要地也不是钱财聚集之地,无论是要造反还是要抢劫都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而且她冒着杀头的风险闯入其中,只不过是问了一句:“此处有什么灾异?”就被太史令抓获。任何一个谋逆者,除非是发了疯,绝不会做这么愚蠢而毫无好处的事情。而这个女子最后遭到怎样的惩罚,事件怎样结局也不得而知。但是,刘凝静事件唯一的一点价值很快便显现出来。

这位女子的疯狂举动令另一位女子的难题迎刃而解,后者就是我们上本书提及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刘凝静事件发生时,高宗已经病入膏肓,朝政实际上已经把持在武则天手中。这起发生在皇宫太史局,以女子为首利用弥勒信仰而聚众“作乱”的事件无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这起事件不是她精心策划的试探行动的话)。她由此确信,女性在弥勒教中不但不会受到歧视,而且完全可以处于领导地位。接下来的十年间,她经历了高宗的驾崩、中宗的继位和被废、睿宗的继位和最终让位、越王和英国公谋反的先后失败、朝廷中大规模的血腥酷吏政治,一步步铲除掉自己夺取最高权力道路上的诸多障碍,让自己成为大唐帝国的真正最高统治者。

然而,她还缺少一样东西—名分,毕竟在一个男尊女卑成为传统的国度里,虽然不乏女主当权,但是却从未出现过一个女皇帝。

不过,很快便有人替她找到了。

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7月,“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

除了法明所作的《大云经》之外,武则天的情夫薛怀义也做了《大云经疏》,共同组成了武则天登基的理论依据。《大云经》中有一个“天女净光”的故事。在此经卷四“如来涅般键度”第三十六中,佛曾向天女净光说,她过去世曾是一位王夫人,由于“暂得一闻《大涅般经》”因缘,得成今世“天身”。若再闻佛法深意,就将“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国王,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得大自在,受持五戒,作优婆夷,教化所属。”同经卷六“增长键度”第三十七中又说:“作此女王者,原为南天竺某小国之女,其王崩,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奉承,无拒违者……如是女王,未来之世过无量劫,当得作佛……此婆娑世界尔时转名净洁浣濯。”在以往的大乘佛经中,只限于妇女在成佛的可能性上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此经却让天女以女身“王诸国土”,且“威伏天下”,最终还将把一个“婆娑(纷乱)世界”变成“净洁浣濯(清净)”的世界。

这本“宝经”对于急于称帝而苦于名分不足的武则天来说,可谓是久旱逢甘霖。因此,当武则天在得到这部“宝经”后,立即下令“两京及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其目的很明显,是要将《大云经》中两位女王的事迹作为自己改朝换代、压伏人心的政治宣传品。但从其中所述大精进龙王的护法夫人转世后“以女身当王国土”,以及南天竺增长女王“威伏天下”、“未来当得作佛”的记载,很容易使人把它与当时民间流传已久的“弥勒转世”说以及“弥勒化为女身”的说法联系起来。所以当法明等人上表献《大云经》,并声称武则天“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人世)主”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和反对。其原因正在于弥勒教的广泛传播,使武则天的称帝获得了舆论上的支持。

由于弥勒教帮助武则天减少了称帝道路上的重大阻力,女皇帝为了报答佛家,处处以“弥勒佛”自居,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弥勒的音译“慈氏”赫然放在最前面。而且其统治时期所造之佛像,具有象征意义的多与崇信弥勒有关。如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主像卢舍那佛,梵语意为“光明普照”,这不仅与民间信仰中弥勒下生时,为人类带来“光明”的意义相近,并据史书记载,武则天在命人造这座大佛时,曾捐“脂粉钱”毕其功。此后,武则天一直大力宣扬弥勒教,以便更好地为其统治服务。在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当遍游西域的义净法师回到洛阳时,武则天像当年太宗率群臣到长安南郊迎接回国的玄奘法师一样,为义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史载“武后亲迎于上东门外,敕于佛授记寺安置焉”,其后义净备受女皇的尊崇,不仅随驾归长安,而且奉旨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正是在武则天时代,弥勒教终于和最高权力连接起来,成了非正式的“国教”。

位于杭州飞来洞内的弥勒菩萨像

然而,弥勒教此时的盛极一时,却是建立在武则天的个人崇信之上,当武则天驾崩后,其势力迅速走向衰落。开元三年(715年),唐玄宗颁布《禁断妖诈等敕》,明令禁止以“假托弥勒下生”的名义从事不利于唐朝统治的事情,弥勒教丧失了合法地位。与宫廷政治过于紧密的联系,伤害了弥勒教的成长,迫使它隐入民间。

随着朝廷对弥勒教的打压和弥陀信仰的兴起,弥勒信仰开始淡出佛教主流,不但中古时几乎可以和释迦佛分庭抗礼的地位已经是明日黄花,弥陀信仰和观音信仰也远远超过了它。被主流佛教打压的弥勒教更加走向极端和暴力。

三 布袋和尚的真真假假

宋仁宗时,宣毅军小校王则来到贝州。当时恩州和贝州的弥勒教势力比较强大,弥勒信徒们共同修习《五龙》、《滴泪》等经及图谶诸书,宣称“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恰好王则在离开家乡涿州时,母亲在他的背上刺“福”字为标记,这一点被弥勒教中的高层“妖人”得知,便故意传播了王则就是下世弥勒佛的谣言,不明真相的信徒们纷纷信从。

有了可供利用的精神领袖之后,弥勒教的上层人物开始行动,贝州官吏张峦、卜吉主持谋划,暗中联络德州、齐州等州县的同志,秘密约定在庆历八年正旦时切断澶州浮桥,在河北发动起义。为此,他们派遣使者潘方净带着书信去拜见北京留守贾昌朝,不幸事情败露,使者被抓,因此决定提前发动。他们探知知州张得一正在陪同来访的官员参观道观时,便率众劫夺了仓库中的兵器,与城中的军队发生了激战。兵马都监、内殿承制田斌与叛军展开巷战,战败而逃。城门被封闭,提点刑狱田京、任黄裳持印,用绳子缒城而逃。起事者抢夺了军资库,杀死了看守官员,并释放了监狱中的囚犯,杀害多位官员。

王则自称东平郡王,任命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立“安阳国”,年号为“得圣”。宋朝廷大为震怒,派遣宰相文彦博率军攻城,双方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王则决定派军突袭绑架过路的契丹使节,以此要挟宋廷。结果被宋军的间谍所识破,出兵伏击。经过反复交战,宋军最终靠挖掘地道才冲入城中,王则被抓获,残余部队活活烧死,王则最终也被押送汴京,肢解而死。整个事变持续了六十六天。

弥勒佛(国画)

布袋和尚(国画)

元明两代,弥勒教旗帜下的暴动或叛乱依旧不绝于缕。元泰定二年(1325年)6月,河南息州(今河南息县)民赵丑斯、郭菩萨打出“弥勒佛当有天下”的旗号,举兵起义,11月被镇压。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河南信阳州(今河南信阳)棒胡起兵,他以白莲组织发动民众,持弥勒佛小旗为号,建立政权,后兵败被杀。规模最大的当属韩山童、刘福通发动的白莲会起义。韩山童尝言:“天下将大乱,白莲花开,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并创设白莲会,准备于1351年5月起义。因消息泄露,韩山童被捕就义。刘福通当机立断,提前举兵起义,一度攻破汴梁,后不幸兵败,求救于朱元璋,反遭杀害。

洪武三十年(1397年),汉中爆发了由县吏高福兴、僧人李普治等人领导的白莲教起义。高福兴自称弥勒佛,田九成自称汉明皇帝,采用元末刘福通大宋国年号,建元龙凤,9月后失败。永乐四年(1406年)、八年(1410年),十二年(1414年)、十四年(1416年)、十六年(1418年)、十七年(1419)、十八年(1420年),贵州洪州、江苏苏州、山西广灵、北直昌平、交址安老、北直固安、山东蒲台、北直真定等地,都发生过自称弥勒佛而反的事件。

频繁的起事中,弥勒教逐渐与摩尼教、白莲教融合同化,并最终趋于消失。

与此同时,公开的弥勒信仰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位五代高僧的形象逐渐占据了弥勒信仰的主流。他自称契此,是五代明州奉化人,笑口常开、蹙额大腹,经常佯狂疯颠、出语不定、就地而卧、随遇而安。他给人欢喜快活、逍遥自在、大肚能容的深刻印象。他手持禅杖、肩荷布袋,所有供身资具通通放在囊袋中。据说他一生奇事不胜枚举,高兴就卧在雪里,雪也不沾身,能够预卜吉凶和气候,天晴时,穿着高齿木屐,跑到桥上,竖膝而卧,快下雨时则穿上湿草鞋,在路上急急行走,每一次都很灵验,被认为是一个奇人。

传说布袋和尚端坐在明州岳林寺东廊下的一块磐石上,将入灭前,说了一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由此民间认为他就是弥勒的真正化身,于是宋朝之后的弥勒塑像逐渐变成了现在看到的以他为原型的形象。

其实,弥勒佛救世主的形象逐渐被布袋和尚宽容、慈悲的形象所取代,所吞噬,自有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刻意培植的意图在里面。比如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哲宗皇帝赐号布袋和尚为“定应大师”,比如各个弥勒塑像前面文人的对联和诗句。其目的便是将那个因能给人世带来地上佛国而能够对政治秩序和佛教正统都产生巨大威胁的“未来佛”,改造成一个逆来顺受和包容宽广的人间善者形象,其意义不言自明。当然,值得讽刺是,这种伎俩并不是总能那么成功,元朝末年大起义中的彭莹玉便是利用了布袋和尚的形象来塑造自己是弥勒佛下世的。

然而,千年的熏染和湮没,毕竟已经让弥勒佛在民间的形象物是人非,在他那笑容可掬里已经见不到千年来的血腥和阴谋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