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这一章虽是由分别撰成的三篇文章组成，它们看上去相互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那么紧密。学理上而言，确实是这样，但它们反映了我对寅恪学术的一些基本关怀，即寅恪学术与欧美学术的联系和比较，以及欧美学界如何看待寅恪的学术成就。寅恪在整个汉语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受其影响的入室弟子、别传弟子、再传弟子不计其数，造就了学界中古史研究极为繁荣的局面。而寅恪本人的家学根基、游学经历、学术训练，在今天的形势下，绝无法再复制。但是研究其与当时世界学术的联系，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质言之，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寅恪的训练，就传统旧学而言，远迈当时的汉学家，而就古代印欧语言的训练而言，特别在中亚语言上的修养，寅恪虽在哈佛、柏林等受到最好的训练，但与欧美顶尖东方学者相比，仍有差距。其次，我们虽然主要关注寅恪的东方学和历史学，但也要注意到他在西学上的熏陶，颇有可圈可点之处，通过仔细阅读其论著，对比当时其心境，可略窥其西学用典之一斑。最后，我也提示了寅恪之史学在欧美受到的承认。寅恪之所以获得欧美的学术荣誉，当然有修中诚、赵元任等人在欧美替他美言的个人原因，但亦可看出，当时学界仍较为尊重寅恪之史学成就。我也特别揭示了寅恪所获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背景，这首先是因为中央研究院授予来访的李约瑟、陶育礼通讯研究员荣誉，而陶育礼作为英国学界代表，为了支持盟友的学术事业，提名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联络了他导师穆雷的女婿汤因比以及牛津的同事库克，一起提名，使得寅恪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
值得一提的还有，陶育礼和李约瑟关系密切，也有学术合作和交流活动。李约瑟曾感谢一些帮助他修改其所主编《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有关自然法部分的学者，其中包括陶育礼。这一部分最初在1951年4月以《中国和欧洲的自然法》为题发表在《思想史学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上，而李约瑟还感谢了其他对这一部分进行过评议的学者包括白乐日、卜德（Derk Bodde）、宾格尔（K.Bünger）、韦德（E.S.Wade）、魏礼（Arthur Waley）等人[125]。白乐日1951年3月30日曾写信给李约瑟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又写了两封信提供了参考书目。其实修中诚也写信作了评论，但不知何故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李约瑟的铭谢名单中。当时修中诚在加州克莱蒙学院做访问教授[126]。
[1] 陈弱水先生将寅恪先生学术之渊源略分为六个方面：清代考据学、西方之东方学、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学、梵佛之学、传统诗学；见《一九四九年前的陈寅恪——学术渊源与治学大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新学术之路》上册，105～10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Axel Schneider，Wahrheit und Geschichte：Zwei chinesische Historik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modernen Identität für China.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97；关山、李貌华译：《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施奈德比较强调寅恪史学之人文主义特点，着重探讨历史发展的民族特殊性。
[2] 《古舟子咏》是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于1798年刊出的一首长诗，系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开端作品。胡先骕在他的《评〈尝试集〉》一文中已提到这位诗人，称之为辜勒律己及其《古舟子咏》。此文发表于1922年《学衡》第1、2期。因为这杂志是吴宓等人创办，寅恪大概看过胡先骕这篇文章。见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25～33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又见于其所撰《论批评家之责任》一文，见《胡先
文存》上卷，64页。
[3]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 Arthur W.Hummel，“Orientalis：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Current AcquisionsVol.10，No.2（Feb.，1953），p.77.寅恪的这本书出版之后，萧公权在《清华学报》（新1期，1956年，170-174页）撰文称赞此书虽属于文学史研究，却在文化、社会、政治史研究上影响深远。但王靖献认为萧公权将寅恪视为文学史家和诗歌批评家大成问题，在他看来寅恪不过是以诗为史料研究历史；见C.H.Wang，“Ch'en Yin-K'o's Approaches to Poetry：A Historian's Progress，”CLEAR，Vol.3，No.1（Jan.，1981），pp.3-30.
[5] 蔡涵墨在他论韩愈一书的扉页将此书题献给寅恪，见Charles Hartman，Han Yu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此书宜参照麦大维书评阅读，见David McMullen，“Han Yu：An Alternative Picture，”HJASVol.49，No.2（Dec.，1989），pp.603-657；杜希德则提示了寅恪对中古史研究之贡献，见Denis C.Twitchett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3：Sui and T'ang China，Part 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10-11.
[6] 我把这些人的传承线索列在这里，一条是波普和施勒格尔教斯坦茨勒，斯坦茨勒在布雷斯劳教基尔豪恩和皮舍尔，基尔豪恩在哥廷根教福兰阁、吕德斯，皮舍尔在哈勒教钢和泰，福兰阁在柏林大学教白乐日、艾伯华、卫德明、姚从吾等人，吕德斯在柏林大学教诺贝尔、陈寅恪、瓦尔德施米特，白乐日在巴黎索邦教芮沃寿、杜希德（杜希德虽算哈隆学生，却学术兴趣和思路主要来白乐日），陈寅恪、瓦尔德施米特分别在清华和哥廷根教过季羡林，陈寅恪在清华教过杨联陞，杨联陞在哈佛教余英时，季羡林、杜希德、余英时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教过陆扬。
[7]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48页。
[8] 其历史渊源和演变见Pierre Singaravélou，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ou l'institution des marges.Essai d'histoire sociale et politique de la science coloniale（1898-1956），Paris/Montréal，L'Harmattan，1999，réédition 2001.
[9] 即“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DR.PHIL.（Univ.of Hal/c）1900，M.Ltfl.（Imperial Univ.，St.Petersburg）1913.Visiting Lecturer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28-1929；Professor of Central Asian Philology 1929-”；见Historical Regis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1636-1936，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37.
[10] 汉文翻译件见王启龙：《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9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 樊书华：《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与哈佛燕京学社的缘起》，载《世界历史》，1999，第2期，78～82页。
[12] 我们现在可以在寅恪先生的遗墨中找到钢和泰1931年8月4日到寅恪处借《譬喻集》（Avadānakalpalatā）和《大事》（Mahāvastu）两本书的记录；见陈美延：《陈寅恪先生遗墨》，132页。
[13] 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羯磨灯》第二分，Der Karmapradīpa，II.Prapāthaka，Halle a.S.，Druck der buchdruckerei des Waisenhauses，1900.
[14] 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民国11年2月13日日记，556页。
[15] Valentina Stache-Rosen，German Indologists：Biographies of Scholars in Indian Studies Writing in Germany，New Delhi：Max Müller Bhavan，1981.
[16] 他硕士、博士论文均是有关吠陀的研究，其他主要英文论著包括 “On the Localisation of Vedic Texts and Schools（Materials on Vedic sakhas，7），”in：India and the Ancient World.History，Trade and Culture before A.D.650.P.H.L.Eggermont Jubilee Volume，ed.by G.Pollet，Orientalia Lovaniensia Analecta 25，Leuven 1987，pp.173-213；“The Development of the Vedic Canon and Its Schools：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Milieu（Materials on Vedic Sakhas，8），”in：Inside the Texts，Beyond the Texts.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Vedas，ed.by Michael Witzel，Harvard Oriental Series，Opera Minora，Vol.2，Cambridge 1997，pp.257-345；“How To Enter the Vedic Mind？ Strategies in Translating a BrahmanaText，”in：Translating，Translations，Translators From India to the West，Harvard Oriental Series，Opera Minora，Vol.1，Cambridge：Harvard Oriental Series，1996；Steve Farmer，John B.Henderson，and Michael Witzel，“Neurobiology，Layered Texts，and Correlative Cosmologies：A Cross-Cultural Framework for Premodern History，”BMFEA，Vol.72（2000），pp.48-90.
[17] 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的讨论。
[18] 有关法称的研究，我为那体慧（Jan Nattier）《诸善男子》一书所写书评末尾部分略有提示，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2005，371页。
[19] 胡适日记记录1922年4月4日他在西山旅馆读钢氏的《陀罗尼与中古古音》，感到钢氏以法天的梵咒译音来考证当时的音读，是个可惊的发现；《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605页。
[20] 他1927年获哈佛学士、1930年获哈佛硕士，1934年获维也纳大学艺术史博士。
[21] 张凤：《哈佛燕京学社七十五年星霜》，载《汉学研究通讯》22卷4期（2003），23～34页提到洪业、博晨光、伯希和均在1929年受聘到哈佛任教，但这个名单中不见钢氏。
[22] 后来保存在哈佛图书馆的两件喇嘛教众神像由克拉克整理出版。钢氏带去哈佛的其他一些藏文文献近些年则由美国学者Jonathan Silk整理刊布。
[23]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23～24页。
[24] Suvarnabhāsottamasūtra.Das Goldglanz-Sūtra：ein Sanskrittext des Mahāyāna-Buddhismus.Nach den Handschriften und mit Hilfe der tibetischen und chinesischen Übertragungen hrsg.Harrassowitz，Leipzig，1937；Suvarnaprabhāsotta-masūtra.Das Goldglanz-Sūtra：ein Sanskrittext des Mahāyāna-Buddhismus.Die tibetische Übersetzung mit einem Wörterbuch.Band 1：Tibetische Übersetzung，Kohlhammer，Stuttgart 1944.Band 2：Wörterbuch Tibetisch-Deutsch-Sanskrit，Kohlhammer，Stuttgart，1950；Suvarnaprabhāsottamasūtra.Das Goldglanz-Sūtra：ein Sanskrittext des Mahāyāna-Buddhismus.I-Tsing's chinesische Version und ihre tibetische Übersetzung.Band 1：I-Tsing's chinesische Version.Band 2：Die tibetische Übersetzung.Leiden：Brill，1958.
[25] 诺贝尔曾在1941—1944年间与旅欧日本学者北山淳友（1902—1962）合作研究，讲授比较宗教学。北山系出身静冈的净土宗僧人，早年在宗教大学（今大正大学）学习佛教、印度学和中国古典学。1924年被净土宗派往德国。首先进入弗莱堡大学，跟现象学家胡塞尔学习。1927年转到海德堡大学学印度学、藏学、社会学。后来在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写作博士论文《佛教之形而上学》，1930年获得学位。之后先到法兰克福大学讲授日本文化和日本语，1936年辞职。然后到柏林的日本大使馆工作，任柏林日本学会第二主事。1940年转任马堡大学客座教授，讲授日本语言、文化、宗教等相关课程。参见小川誉子美：《日本語講師北山淳友の事績―戦間期の対独時代を中心にー》，载香港日本语教育研究会编：《日本学刊》，2011，第14号，4～15页。
[26] 陈垣年纪较长，资历甚老。他1917年因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成名。20年代已成为教育界领袖，1921年任教育部次长，1926年任辅仁大学校长，当时著述甚为宏富。寅恪1925年才回国，1926年始任清华学校国学院导师。虽然学界常讲所谓南北二陈，以陈垣、寅恪并提，但以科举和婚姻而言，两人实属两代人。陈垣先生曾参加科举考试，中过县试，从学历上说是清朝的廪生。而寅恪15岁时，科举已废，他从小受祖父、父亲影响，主要求学于新式学堂。两人家庭生活也非常不同，寅恪是新式婚姻。
[27]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17-1918，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1917，pp.166-167.
[28] Jeannette Mirsky，Sir Aurel Stein：Archaeological Explor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Annabel Walker，Aurel Stein：Pioneer of the Silk Road，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9.
[29] 载俞大维等：《谈陈寅恪》，10页。据同书所载姚从吾致《“中央”日报》社长曹圣芬的信，可知此文原题为《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经过》，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时改为现名。此书仅署俞大维等著，据其中所收毛子水文章可知实际编辑成书者乃是刘绍唐。牟复礼（1922—2005）先生对此有个英文简述，见Frederick W.Mote，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Personal Memoir，edited by Nancy Norton Tomasko.Princeton：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41；据此书159页注44，牟公曾拟撰写第五、六章细论寅恪之史学，未及完成即去世，甚为可惜。
[30] 劳干：《忆陈寅恪先生》，载俞大维等：《谈陈寅恪》，37页。
[31]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342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32] 参见本章第三节。
[33] 在美国通常称为heritage languages，即从父母辈那儿继承来的语言，而非从学校学习的语言。
[34] 见周一良：《史语所一年》，载《新学术之路》，55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
[35] Frederick W.Mote，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Personal Memoir，Princeton：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86.
[36] 叶理绥常常开玩笑说，明治天皇在毕业典礼上授予他学位时，发现他是白人而十分震惊，竟因此一病不起，很快于1912年7月30日去世。这个小段子见于George R.Packard，Edwin O.Reisc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p.36.明治天皇其实死于糖尿病引起的尿毒症。
[37] 相关考察参见仓田保雄：《夏目漱石とジャパノロジー伝説——「日本学の父」は門下のロシア人·エリセーエフ》，东京，近代文艺社，2007。
[38] 以上叶氏生平参见Edwin O.Reischauer，“Serge Elisséeff 英利世夫先生小传，”HJAS，Vol.20，No.1/2（June，1957），pp.1-35.叶理绥1940年被选为法国远东学院荣誉院士，1946年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1955年被选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其日文传记见仓田保雄：《エリセーエフの生涯——日本学の始祖》，中公新书系列，东京，中央公论社，1977。
[39] 其任命的消息亦见于哈佛校报，“Serge Elisseeff chosen to be Harvard Professor，”The Crimson，January 26，1934；这里没提哈佛燕京的职务，应该是他到达哈佛之后才被正式任命为学社社长。1936年起在叶氏主持下哈佛燕京学社开始出版《哈佛亚洲学报》。1956年他辞去哈燕社长一职，仍坚持授课至次年；1957年8月他回到巴黎索邦大学任教。他1957年退休，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一职由赖世和接任。赖世和1950年任哈佛远东系教授，时年40岁。1955年赖世和被选为美国远东学会会长。1957年除了接任社长一职，赖世和也被母校奥伯林学院列为校长候选人，但他当即拒绝。不过，奥伯林学院仍授予他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40] 见周一良：《毕竟是书生》，31～33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41] 见牟润孙：《敬悼陈寅恪先生》，载俞大维等：《谈陈寅恪》，71页。
[42] 王永兴认为寅恪史学主要渊源于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宋贤史学，以及重忠义气节的家族传统，完全未提及寅恪所受当时欧美学术风气的影响；见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1～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同一年李玉梅出版《陈寅恪之史学》（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8）则搜罗了更多材料，但仍较大程度上忽视西文论著；而桑兵认为西学只是东方人的看法，并无一定标准，所谓西方甚为复杂，因而寅恪谈不上学贯中西，只是中学较通，西学略知文史之学，但相对于同时代人，他对西学更为了解；见《陈寅恪的西学》，载《文史哲》，2011，第6期，54～69页。不过，此文涉及寅恪具体学术研究实践之处并不多，很多看法仅据其同时代人的评价。王、桑均未深入讨论寅恪治学之学理与方法论的大背景；又，王震邦出版《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侧重讨论寅恪思想与学术之关系，特别考察了寅恪既有晚清以来的中体西用思想，也有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思想；此书序论部分亦评述了各家从各个角度研究陈寅恪思想与学术之历程；虽涉及西学处颇多，惜利用西文资料较少。
[43] 陈弱水：《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载《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27～65页，2000。相较于上引诸书，弱水先生对寅恪治史之说更为仔细、深入，他指出寅恪之通识与其西学背景有关，因其曾研习古希腊语文和哲学。他还敏锐地指出即便是寅恪早年的考据之文，其怀抱也远在考据之外。
[44] 陈寅恪：《寒柳堂集》，6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5] 本书第八章主要讨论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实来自赫尔德的说法。
[46] 陈寅恪：《论李怀光之叛》，原载1937年7月《清华学报》12卷3期，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该句见217页。
[47]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康筼》，264页。
[48] 原刊1934年8月商务印书馆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收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9] Matthew9：17，“Neither do men put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else the bottles break，and the wine runneth out，and the bottles perish；but they put new wine into new bottles，and both are preserved.”
[50] Mark2：22，“And no man putteth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else the new wine doth burst the bottles，and the wine is spilled，and the bottles will be marred：but new wine must be put into new bottles.”
[51] 和合本成书于1919年，以下英文对照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52] 国际圣经协会，Colorado Springs，1984年，178页。
[53] 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新约》部分，163页。新美国版《圣经》这一段写作 “If you remain in my word，you will be truly my disciples，and you will know the truth，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The New American Bible，Wichita，KS：Fireside Catholic Publishing，2003，p.1150）.
[54] 《新约圣经》，216～217页，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霍尔曼圣经出版社，2008年12月初版。
[55] 即Anything said，见W.K.C.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420.
[56] 谢文郁：《约翰福音和古希腊哲学》，载《外国哲学》，2004年3月，感谢作者惠赐此文电子版。作者已将此文旨趣写成一部专书，即《道路与真理：解读〈约翰福音〉的思想史密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7]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1953年12月1日，见《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464页。
[58]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4卷第2期，参见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227页所引。
[59] 见《吴宓日记》1919年12月14日条。1922年《学衡》第3期刊出胡先骕所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一文，其中有白璧德对阿奎那与朱熹进行比较的看法，白璧德引Revue Philosophique 杂志上某位作者的论文说阿奎那的学说系糅合了亚里士多德与耶稣的学说，而朱熹的学说则取自孔子与释迦之说，是以二者可以相提并论。见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75页。白璧德此文亦引了法国汉学家沙畹（胡先骕称之谓霞纲）对孔子的看法，以及翟林奈（Lionel Giles）所译《论语》（此书1910年出版）。
[60]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181页。
[6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106～107页。按，2001年三联版《金明馆丛稿二编》所收寅恪文章中将Sommervogel排成Sommer Vogel有误，检《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281页原文，寅恪所谓夏鸟氏虽是夏和鸟两个德文字，但这里合在一起仅仅是姓氏。
[62] 即Editions de la Bibliothèque S.J.，Collège philosopgique et théologique，Louvain.
[63] 《吴宓日记》，第一册，100页。
[64] 陈寅恪：《诗集：附唐筼诗存》，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65] 陈寅恪：《寒柳堂集》，71页。
[6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50页。
[67]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见《金明馆丛稿二编》，362页。
[68]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171页。
[69] 按寅恪1942年6月19日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傅斯年的信，他们全家于1942年6月18日由香港逃亡到桂林。见陈寅恪：《陈寅恪书信集》，84页。
[70] 见Arthur Wright，“Ernest Richard Hughes，1863-1956，”JAS，Vol.16，No.2（Feb.，1957），p.333.
[71] E.R.Hughes，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World，The Pineer Histories，edited by V.T.Harlow and J.A.Williamson，London：Adam & Charles Black，1937，p.x.
[72] 见E.R.Hughes，The Great Learning and Mean-in-action：Newly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London：J.M.Dent and Sons，1942，p.vi.他在序言中也感谢了王维诚（1904—1964，1937—1939年任牛津大学Spalding Lecture in Chinese）和顾颉刚。此书书稿完成于1940年12月，但1941年初他从好友萧乾那获知朱谦之已出版一本《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1940年7月7日出版），当即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一本，但该书1942年2月3日才到达他手中，而他一周之后即赶往中国四川。
[73] 其讣告见Donald Russell，“Eric Robertson Dodds，1893-1979，”PBA，Vol.67，1981，pp.357-370.
[74] Hugh Lloyd-Jones，“E.R.Dodds，”GnomonVol.52，No.1（1980），pp.78-83.实际上陶育礼的个人回忆录有更详细的有关其生平的介绍。他父母都上过大学，但父亲是个酒鬼，在他幼年时便死去。他算是个早慧儿童，五岁已能自己读书，十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和法文。他和他老师穆雷都算是爱尔兰裔。
[75] 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
[76] 陶育礼的书信未能见到，但李约瑟的书信已译成中文，收入《李约瑟游记》，14～4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1943年2月26日李约瑟因被玛格丽特·米德询问而在昆明总领馆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对刚进入中国三十六小时的观感。在昆明李约瑟也得到正式的文件，被授予北平研究院通信研究员之荣誉。
[77] 参见 “The Work of the British Council 6：Intial Activity in China，”Great Britain and the East，Vol.60，1943，August 21st，p.22；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Science Outpost：Papers，1942-1946，London：Pilot Press，1948，p.68.
[78] British Academy ed.，PBA，Vol.30，1944，p.vii.
[79] E.R.Dodds，Missing Persons：An Autobiograph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7，pp.145-159；此书文笔甚佳，出版后获得Duff Cooper文学奖。
[80] Eric R.Dodds，Missing Persons：An Autobi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reprinted in 2000，p.146.
[81] 这和日本相比，在电气发展方面可能确实相对落后。汤因比1929年10月去日本开会时，从神户坐火车到京都，发现沿途整个神户、大阪、京都地区的电灯亮成一片，而奈良则是个乡村小镇；见Arnold J.Toynbee，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London：Constable & Co.LTD.，1931，p.173；后来他又到了奉天，则相比较现代化，见p.192；他在高野山参观时，英文翻译是个军校士官生出身的日本人，他后来转向学习古藏文，给高野山图书馆掌管藏文图书，但此人并无意和汤因比讨论大乘佛教；见p.175.
[82] 陶育礼的回忆录没有提供演讲的细节，而李约瑟在1943年3月1日的信中则提到他在西南联大演讲前，听众唱了三民主义的歌，并向装饰着中国国旗的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见《李约瑟游记》，19页。
[83] 1940年杭立武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研究成就，在人文学部分列出了胡适和陈寅恪，认为他们在史学上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到批判地研究国故，见Han Lih-wu，“Research Movements and Institutions，”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8-1939，November，1940，p.58.
[84] 相比之下，李约瑟则留下了详细的书信，至少我们知道他1943年6月初访问了史语所，见到了所长傅斯年和其他学者，他认为“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中的事。”见《李约瑟游记》，36页。12月中旬，他又会见了俞大维，他们以德语交谈，讨论谁是欧洲最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李约瑟认为兵工署是当时除了国立资源委员会之外管理最佳的组织，见43页。1944年9月12日他在云南喜州见到了时任华中大学校长的韦卓民，见88页。
[85] E.R.Hughes，“Epistemological Methods in Chinese Philosophy，”in：Essays in East-West Philosophy：An Attempt at World Philosophical Synthesis，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A.Moo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51，p.64.此文系1949年的学术会议论文，但1951年才出版。
[86] E.R.Hughes，“Epistemological Methods in Chinese Philosophy，”in：Essays in East-West Philosophy：An Attempt at World Philosophical Synthesis，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A.Moo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51，p.72.实际上赵元任也说他一直叫寅恪是Yin-ch’iao，日记里记成Y.C.Chen，后来1924年8月27日在德国看到寅恪自己的拼法，才改称Yinko Tschen；见赵元任：《忆寅恪》，见俞大维等：《谈陈寅恪》，26页。其实这个问题不值得太多争论，作为江西人，我想说在江西方言里，事实上“的确”的“确”字念法就类似于“恪”字。
[87] William H.McNeill，“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PBA，Vol.63，1977，pp.441-469.
[88] 此书原本书名为Things Which are Seen，但后来发现这个书名已经被其他书用过了，故而加上前面的A Journey to China，而全书实际记录了他1929年7月23日至1930年1月29日这段时间从伦敦到京都参加第三届太平洋关系学会年会的旅程，中国部分仅占全书很小的篇幅，其中两章是土耳其和中国对比以及日本和中国对比。他去日本之前短暂路过香港九龙和上海，开完会之后离开日本从朝鲜半岛再次进入中国，先到奉天，后到长春、哈尔滨、山海关、北京、南京等地。见Arnold J.Toynbee，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London：Constable & Co.LTD.，1931.中文的简单介绍见秋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中国之旅》，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2月7日国际文化版。但此书信息很丰富，值得仔细研究。1929年他在南京参加了扶轮社的会议，也应邀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一起进餐；见Arnold J.Toynbee，Acquain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235-237.
[89] 其实应该称研究与出版部部长，不过，我这里按照中国行政系统的称呼习惯，部长下级称为司长或局长，故称其为局长。
[90] 汤因比长子托尼曾在波恩大学留学，颇有语言天赋，除了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之外，也学习了一些斯拉夫语，甚至还学习了蒙古语和一点中文；见Arnold J.Tonybee，Acquai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63.
[91] 按照常规，牛津大学这一钦定教授的位子应该是校内组织委员会审核申请人，做出决定之后，最后由当时英国首相任命。但当时英国首相是Stanley Baldwin，他非常信任穆雷，告诉穆雷，新的钦定讲座教授可由穆雷决定，穆雷遂选择了自己的学生陶育礼；见E.R.Dodds，Missing Persons：An Autobiography，p.124.
[92] David Phillips，“War-time Planning for the ‘Re-education’ of Germany：Prof.E.R.Dodds and the German Universities，”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Vol.12，No.2，1986，p.195.
[93] J.A.K.Thomson，“Gilbert Murray，1866-1957，”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43（1958），pp.245-270.
[94] Arnold J.Toynbee，Acquai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68.
[95] 《剑桥古代史》一共14卷，1924—1939，1970—2001年间相继出版。可见寅恪1919年在哈佛念书时此书尚未出版。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史学三变》对此已有提示。
[96] 其讣告见D.Winton Thomas，“Stanley Arthur Cook，1873-1949，”PBA，Vol.36，1950，pp.261-276.
[97] 船停在布鲁克林26号码头，杨写作卜汝克临；见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俞大维等：《谈陈寅恪》，30页。
[98] 不过，在聘用寅恪做牛津汉学教授的过程中，修中诚给牛津校方的说明却侧重强调寅恪在唐史上的贡献，这可能是他与寅恪交谈之后的印象。他说“陈教授是仍在世的最伟大的唐代文献权威和在敦煌手稿（写本）这个特殊领域的大师。”参见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载《历史研究》，2000，第3期，152～164页；以及程美宝、刘志伟：《“虚席以待”背后——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事续论》，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693～708页。
[99] 这也许只算一个个案。实际上以学术制度而言，欧美大学历史系直至20世纪60、70年代仍主要以欧美史为主，其学位仅授予限于以欧美史为研究方向的学生，而中国史以及其他“东方”史则设在东方学系或远东系、近东系，学术制度上，历史系不设立中国史教职，只是偶尔从东方学系请中国史教授开课。见Frederick W.Mote，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Personal Memoir，Princeton：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250-251.
[100] JAOS，Vol.67，No.3（1947），p.235.
[101] Wilhelm Geiger，1856—1943，1928年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有关他的介绍参见拙文《东方学之目录学之前传》，简本载《文景》，2011，第6期。增订本收入本书第四章。
[102] JAOS Vol.67，No.3（1947），p.236.
[103] 他早年曾任职于北京荷兰外交使团，也是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1936年他撰文介绍了荷兰早期汉学史；见J.J.L.Duyvendak，“Early Chinese Studies in Holland，”TP，Second Series，Vol.32，No.5（1936），pp.293-344.他是高延（J.J.de Groot）在莱顿的学生，也熟悉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和葛兰言的著作，其兴趣主要还是文献研究。他于1930年创办了莱顿汉学系。也参见Harriet T.Zurndorfer，“Sociology，Social Science，and Sinology in the Netherlands before World War II：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Work of Frederik van Heek，”RESS，T.27，No.84，Sociologie de la Chine et Sociologie chinoise（1989），pp.19-32.《吴宓日记》，第三册，124～125页；1926年1月11日，赵元任夫妇在清华宴请戴闻达，吴宓作陪。吴宓下午陪同其游览清华。
[104] JAOS Vol.67，No.3（1947），p.244.
[105] Lev Zalmanovich Ejdlin（艾德林），“The Academician V.M.Alexeev as the Historian of Chinese Literature，”trans.by Francis Woodman Cleaves，HJAS，Vol.10，No.1，Jun.1947，pp.48-59；最近《通报》又刊载了一篇有关他的文章，见Christoph Herbsmeier（何莫邪），“Vasilii Mikhailovich Alekseev and Russian Sinology，”TP，Vol.97，No.4-5，2011，pp.344-370；他的中文名原本叫阿翰林，中国学者称其为阿力克。他曾和沙畹一起到中国游历，也长期和伯希和保持通信联系。不过，由于这篇文章对学术史进行批判性反思，何莫邪也指出艾德林在文章中对阿翰林有过誉之处。
[106] 魏鲁南当时虽然在哈佛教中文，但其实是教古文，而非汉语口语。他并不会讲中文，这是因为当时一种汉学传统是将“汉学”当成“埃及学”一样，研究所谓“故去的文明”（dead civilization），这当然不需要会讲中文。魏鲁南不会讲中文，但中文阅读能力还不错，曾翻译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赖世和便是魏鲁南的学生，曾跟魏鲁南学习中文。见George R.Packard，Edwin O.Reisc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p.33.当时学古文的条件相当艰苦，赖世和用的是卫三畏（S.Wells Williams）1874年所编字典的1909年修订本，错误较多。他1932年参加了一个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哈佛汉学讨论班，得以和华尔纳（Langdon Warner）、恒慕义（Arthur W.Hummel）等人学习中国艺术和中国史；见35页。
[107] 姉崎正治是和西方学者联系密切的日本学者，曾在20世纪30年代任日本亚细亚协会副会长，其他两位副会长包括赖世和和萨姆森爵士（Sir.George B.Samson）。姉崎正治和赖世和的父亲August Karl Reischauer关系较为密切，见George R.Packard，Edwin O.Reischar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20.
[108] 见MN，Vol.1，No.2，July，1938，pp.623-625.
[109] 中研院公告云：“人文组陈寅恪，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人文组语言文学学科院〈士〉候选人陈寅恪在学术上贡献要点：唐史及唐代文学。”见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载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443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110] 见Chinese linguist，phonologist，composer and author，Yuen Ren Chao，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ry Haas，An Interview Conducted by Rosemany Levenson，The Bancroft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74-1977，pp.164-166.柏烈伟（一译鲍立威）曾任北大俄文教员，和李大钊、胡适有交往。如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56页记柏伟烈1921年7月4日拜访胡适，他专攻中国哲学，试图将胡适《古代哲学史》译为俄文。他也收藏了大量满蒙文图书，后归其女儿Tamara S.McIntyre；见Joseph Fletcher，Review：Manchu Books in London：A Union Catalogue，by W.Simon and Howard G.H.Nelson，in：HJAS，Vol.41，No.2（Dec.，1981），p.658，footnote 10.
[111] 见Language，Vol.21，No.4，1944，pp.5-19；此杂志为美国语言学会机关刊物。
[112] 他的文章即 “Nouns of The a-Declension i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HJASVol.1，No.1（1936），pp.65-83.
[113] Cyrus H.Peake，“Documents Available for Research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AHR，Vol.38，No.1，Oct.1932，pp.61-70；66页列出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等人。这一信息应是来自当时傅斯年所撰《明清史料发刊例言》，载《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1页，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1930年至1951年一共出版了四编，1959—1975年又出版了六编。
[114] 见“Foreign Music at the Court of Sui Wen-ti，”JAOSVol.69，No.3，July-Sept.，1949，pp.148-149.
[115] 后来入选为荣誉会员的学者还有一些，如中国中亚学界熟知的博伊斯（Mary Boyce，1920—2006）、侯思孟（Donald Holzman）、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1935—2012）、辛姆斯-威廉姆斯（Nicolas Sims-Williams），以及中国考古学家李学勤、宿白。
[116] 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10卷1期，1947年6月出版，41～47页。
[117] “Anniversary General Meeting，”JRAS，No.2（Dec.，1947），p.246.
[118] 法国结构语言学家、符号学家，除了出版大量印欧语言学论著之外，也出版了关于波斯宗教的论著，并且出版了有关中亚出土粟特文献的研究。
[119] 全名为Robert Baron（Freiherr）von Heine-Geldern，奥地利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德国诗人海涅的曾侄孙，因为祖父是海涅的弟弟Gustav Heine von Geldern（1812—1886）。他也是奥地利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法国远东学院荣誉会员。
[120] 苏俄东方学家，通晓26种语言，尤精通阿拉伯文献，1921年即入选俄国科学院院士。其讣告见JRAS，New Series，No.83（1951），pp.225-226.
[121] 1951—1959年任法兰西学院阿拉伯语言文献讲座教授，1957年入选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
[122] 当时他是皇家亚洲学会孟加拉分会会长。当皇家亚洲学会以八千镑租六十年拿下安妮女王街的房子时，他捐赠了1400镑给皇家亚洲学会装饰其中两个房间，用于日常运作，这两个房间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见JRAS，No.2（Dec.，1947），pp.250-251.
[123] JRAS，No.2（1973），p.196.
[124] 即Roger Lumley，11th Earl of Scarbrough，1896—1969。
[125] Joseph Needha，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1：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pp.15-16，提供了感谢名单；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2：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pp.524，531，572，感谢白乐日；其实其他部分也借鉴了白乐日的看法，甚至290页提及通过白乐日了解到戴密微对理学中关键字“理”的翻译（ordonnancement）。
[126] 见于剑桥大学网上的李约瑟档案目录Needham/NRI2/SCC2/49/1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