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寅恪在哈佛留学的三十一个月期间，至少住过三处。他1919年1月底初抵哈佛，便和俞大维、金麒章住在麻省大道1134号。从这里走麻省大道三分钟可到哈佛校园。如今从这里去哈佛校园会经过哈佛客栈（The Inn at Harvard），2008年3月我去哈佛东亚系演讲便住在此处。之后到秋天，寅恪成为二年级研究生，与顾泰来住在赭山街36号，同一地址还包括三位本科生和一位来自瑞典的心理系博士生隆德荷姆。当时吴宓和汤用彤作为研究生新生正住在哈佛本科生宿舍维尔德堂51号，他们经常去科克兰街6号白璧德府上讨论问题，甚至有时上课也在白府进行。白府本是一栋三层独立屋，自1993年以来归哈佛教学与学习中心的一位女士所有。这附近有个尔文旅舍（The Irving House），则是私人经营的民居式小型旅馆，房间里放置一些房东和房客留下的书籍供阅读，很有意思。2010年我去哈佛神学院做报告时被安排住在此处。这些机会颇帮助我了解了当地一些地理状况，如果要回到历史现场，对历史进行同情之理解，确实个人的具体体验有时会有所助益。寅恪进入第三年独自租了特罗桥14号的民宅居住，没有研究生室友，但其周围住着许多研究生。通常情况下，他们在路上相见时，也许会按照美国文化的惯例，简单打个招呼。
图十一 哈佛附近的尔文旅舍
寅恪在哈佛短短两年多，竟换了三个住处，即麻省大道1134号、赭山街36号、特罗桥街14号[82]。另外，吴宓也频频更换住处。俞大维至少换了两个住处，但他基本上都是和圣约翰校友同屋。其实，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单身留学生频频更换住处，常常是迫于无奈，一般一开始常常和国内来的熟人、朋友或本国同学住在一起，有时虽然是研究生，却也能在本科生宿舍蹭住，到高年级便往往独自租住，图个清静。寅恪时代的研究生居住境况甚至延续到21世纪初。当我入读普林斯顿大学之时，第一年便住在学校优先安排新生入住的研究生宿舍（Graduate College），第二年则和朋友合租巴特勒研究生公寓（Butler Apartments）。熟悉环境之后，搬到距离学校更近的狄更森街（Dickinson St.），独自居住。后来也曾经在本科生宿舍洛克哈特堂（Lockhart Hall）蹭住半年，因此目睹了反映纳什生涯的电影《美丽心灵》在楼下的拍摄过程。最后一两年更不得不先后租住两处民宅，幸好大部分书籍存放在本系地下室的研究生公用办公室。我之所以在此严肃学术探讨中提出一点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乃想说明文献的阅读、学理的辨析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对于一个人文学者研究历史，特别是知人论世均十分重要。前文我亦提及穆尔相当激赏俞大维的文献能力以及他对当时中国宗教生活的体验，而这些正是他更正穆尔的《宗教史》著作的学术与经验背景。
通过考察寅恪搬家的几个地点之间的距离以及他们和哈佛校园的关系，可知当时寅恪搬家的距离并不算远，距离学校也很近。同时距离学校近，可多利用图书馆。寅恪在哈佛的两年多时间，大部分时间室友和邻居都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如中国、瑞典、日本留学生，显然生活在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小环境。总之，这样对当时地理环境、方位距离、邻里左右的考察可让我们获得一些现场感，从而对在其中成长的历史人物的真实生活有更直接的把握，而这对我们理解当时寅恪的留学生活状态非常重要。
从当时哈佛校方的记录来看，寅恪刚入学哈佛时1919年春季两个学期登记的专业领域为历史，后来在1919年秋季学期改为古代诸语言，主要集中学习印度语文学，旁及古典学和闪米特研究。前文的考察也揭示了寅恪留学时哈佛各主要相关学术部门负责人，包括校长法学家罗维尔、文理研究院院长中世纪史专家哈斯金斯、古代语言学部主任希腊学专家古立克、闪米特学系主任里昂、印度语文学系主任是兰曼、古典系主任穆尔。
我们知道寅恪先生当时在哈佛选过《现代德国史》等课程，也上过兰曼的《印度语文学》课以及希腊文，特别学习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而吴宓在日记中提及寅恪对希腊、罗马的议论，显然来自寅恪在哈佛修课的学习体会。后来寅恪可能觉得哈佛的古代语言研究深受德国影响，经与家人商议，决定重返德国，于是和俞大维一起到柏林大学。以当时哈佛文理研究院的教育状况而言，正如《哈佛大学名录》所清楚表明的，相当一部分学生以受教育为主要目的，来文理研究院只是利用丰富的学术资源，而并非追求具体学位[83]，看来寅恪属于其中一位。
另外，虽然寅恪后来对中国史学有着卓著的贡献，但他当年在哈佛不过是一位颠沛流离的普通留学青年。从当时整个留学生群体来看，他虽然深得梵文教授兰曼赏识，但在整个哈佛并非学术明星式人物，和赵元任、俞大维、韦卓民等人相比，因为不以学位为学习目标，他并没有获奖记录。不过他深得兰曼欣赏，梵文、巴利文学业成绩也较为优异。他年纪比赵元任、俞大维略大[84]，在哈佛已表现出一定的语言天赋，后来他在学术上声誉鹊起乃在于读书阶段有很深的积累。这和他在柏林时不同，在柏林，他的同学诺贝尔曾请益于他。他在哈佛期间似乎也不爱和人交往，韦卓民、李济等人和他都在哈佛，但似来往不多。他大概也是比较独来独往的，只跟俞大维、吴宓等少数人来往较多。他虽然参加了哈佛的中国同学会，但没有参加中华学联组织的问卷调查，所以《全美中华留学生名录》上没有他的信息。他也不如赵元任那样活跃，元任和当地学生常常打成一片，并与美国女生约会。寅恪先生的英文交流能力如何，难以获知，但恐怕和这几位相比不算很好[85]。因为他之前在德国学习，可能德文不错。而韦卓民出身文华大学、俞大维出身圣约翰大学，这都是圣公会办的顶尖大学，英文训练非常好。这种训练显然对他们适应在哈佛的英文学习和写作有巨大的帮助。毕竟外国留学生英文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并非易事。赵元任1910—1914年在康奈尔读了四年本科，加上是语言天才，他的英文写作更无问题。寅恪和他们相比，至少英文上不占优势。寅恪后来填官方表格时将德文列为其最为通晓的外语可能并非仅仅是谦虚，亦反映出他个人实事求是的体会和认识。
寅恪三年级时的一些邻居，有日本留学生，犹太移民学生，也有美国本土学生，其中亦颇不乏青年才俊，后来有些成为知名教育家、文学研究家、企业家、社会学家、数学家，如福泽八十吉、石川林四郎、岩崎诚一郎、乔斯林、林菲德等人。这些人有些在当时也是默默无闻的，如石川、林菲德，但乔斯林却已是位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屡屡在校内外各项论文竞赛中获大奖。寅恪和他们相比，似乎可以说成是“大器晚成”。当然得不得奖和专业有关，彼时哈佛汉学尚处于萌芽起步阶段，恐怕尚谈不上学术研究，而当时梵文亦是极为边缘的学科，因此得奖并非易事。以寅恪扎实的旧学背景，当时其汉学水平大概可称雄整个美洲大陆。
从当时哈佛教学情况来看，闪米特语言与历史专业课较多采用德文教材，而印度语文学恐怕也涉及不少德国研究成果，显示德国东方学对当时美国影响甚大。我想当时这些情况大概对寅恪先生后来在1921年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不无影响。
最后略为补充寅恪留学哈佛时和他专业有关的一些博物馆的情况。首先是闪米特博物馆（The Semitic Museum），1889年成立，1902年博物馆在神学大道建立新馆，收藏品包括亚述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写本，以及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各类文物和遗物。当时馆长是里昂教授[86]。他来自美国南部的亚拉巴马，求学于南浸信会神学院，后留学欧洲，1882年以研究叙利亚文在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1882—1910年任教哈佛，被任命为荷利斯讲座教授（Hollis Chair），1910年被任命为汉科克讲座教授（Hancock Professor of Hebrew and other Oriental languages）。哈佛闪米特博物馆由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富翁施弗（Jacob H.Schiff，1847—1920）捐赠成立于1889年，而里昂是第一任馆长。1919年寅恪到哈佛时，这位老先生已67岁，但仍在教学和研究上非常活跃，1921年才退休。因他当时在哈佛的学术声誉和地位甚高，寅恪大概也了解一点他的学术。其次是福格艺术博物馆（The William Hayes Fogg Art Museum），1895年建立，当时主要收藏希腊、意大利和德国的一些早期艺术品，以及少量东方艺术品。
本章提供一些寅恪留学时期的详细信息，可让我们获得对他更为丰富而生动的认识，毕竟他的经历已成为他个人、哈佛和那个时代历史的一部分。
图十二 寅恪1919—1921年搬迁路线图及其住址至白璧德、兰曼家路线示意图
A：1134 Massachusetts Ave.寅恪1919年春住址
B：36 Mt.Auburn St.寅恪1919—1920学年住址
C：14 Trowbridge St.寅恪1920—1921学年住址
D：6 Kirkland Rd.白璧德教授住址
E：9 Farrar St.兰曼教授住址
图十三 笔者用IPAD中的Google Earth制作的寅恪住地附近形势图
[1] 寅恪先生在著述中喜用“寅恪案”，故本书行文提及陈寅恪处，除标题用陈寅恪外，一般称寅恪先生或寅恪，读者可在阅读本书时参照寅恪先生的著述。
[2]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69～7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以下简称《长编》。卞老编集此书时已年迈，加以寅恪先生一生行事跨越数大洲，收集其材料殊为不易，卞老之书存在未详之处完全可以理解。
[3] 1919年一年的学费为200美金，相比于大量奖学金而言，并不算特别昂贵。
[4] 他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02年被当时哈佛校长埃利奥特请来任教。1920—1926年担任第一届全美学术界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主席。后来1983年起该会设立一个年度人文学讲座，以他的名字命名。1922年曾任全美历史学会会长，也是全美中世纪史学会开创者之一和第二任会长。他有位杰出的学生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1904—1987）从20世纪30年代起便长期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1941—1961年间担任历史系系主任），斯特雷耶又培养了乔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而他正是教陆扬欧洲中世纪史的老师。
[5] 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日本代表中有一位新渡户稻造（1862—1933），系威尔逊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的同学。因为这层关系，威尔逊所倡导的国联成立后，新渡户前往位于日内瓦的国联总部任秘书处事务局次长。他是《武士道》（1908年，丁未出版社）一书的作者，也曾和高楠顺次郎一起主编了一本《新式日英辞典》（1905年，三省堂）。
[6] Harvard University，Report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Treasurer of Harvard College，1917-1918，1919，p.83.84页载哲学专业的赵元任获西尔斯奖学金（Philip H.Sears scholarship，1914年设立，面向哲学和心理学学生，得主可获750美金），经济学专业的朱中道（Chungtao Tahmy Chu）获哈佛奖学金（名义，可与其他奖学金一起获得），物理专业的胡刚复获坦多尔奖学金（John Tyndall scholarship，1885年设立，1919年得主可获625美金）。
[7]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8-1919（以下简称1919年《目录》），1919，p.175，寅恪的记录为Student，University of Berlin，Germany，1910-1912。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网（www.realtor.com）的信息，此楼建于1880年，土地面积为1753平方英尺，使用面积为3494平方英尺，约合324.5平方米，一共三层，2010年估价为135万零200美金，现主要出租给一些小型私营单位使用。麻省大道非常古老，大约1632年已奠基，200多年来不断变换名称，1895年改称麻省大道。
[8] 即University Scholarship，每人200美金（当时哈佛学费每年200美金），类似于助学金，只有二年级学生可申请。据1919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目录，1918—1919学年》497～502页，1918—1919年度哈佛一年学费为200美金（算三个学期three terms，其中春天分两个学期，中间有一周春假），所以基本上拿到这个奖学金意味着学费免除。但当时哈佛的政策是，研究生可按照课程付费，一般每课50美金，其他特殊课程17美金一小时。晚注册的人将付5美金手续费。其他音乐、工程等课程需付试验费，按照不同程度，一般2～20美金不等，只有化学20（chemistry 20）最贵，36美金。另504页说一年费用大致包括学费200美金，住房50～200美金，餐饮160～300美金（两个大型食堂，the Union，每周收费7美金；Foxcroft Hall，每周收费3～3.5美金），所以一年大约学费、食宿等大宗的费用约为410～700美金，其他还有各类费用，估计共需1000美金。
[9] Harvard Alumni Bulletin，Vol.XXIII，No.1，September 30，1920，p.375.论文题为Price of Silver and Shanghai and Hongkong Exchanges，1916-1920，Harvard University.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1920，共312页；按Schenectady乃是靠近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一个小城市，其任职单位为International General Electric Co.，一般亦称奇异公司（G.E.）。其名见于熊月之、周武编：《圣约翰大学史》，4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921年出版的《中华留美学生名人录》有他的资料，见Chinese Students'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ho's Who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Berkeley：Lederer Steet and Zeus Co.，1921，p.47.
[10] 余英时先生已据《吴宓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云寅恪当时对世界史感兴趣，推测他购买了《剑桥近代史》和《剑桥古代史》第一、第二册。见《陈寅恪史学三变》，原载《中国文化》，1997，第15、16期，1～2页；收入《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332～334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余公引《吴宓自编年谱》云陈君初到时说自己正学习世界史，并购买了剑桥史。寅恪只有1919年春季这半年两个学期注册为历史专业，下半年秋季开学即改为古代诸语言了，开始上希腊文和梵文课程。据1925年2月27日《清华周刊》上登载的《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陈先生初治史学，继研究古今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来，则攻读梵文、巴利文以及蒙文、藏文之类。其所用力者，为古代东方各国语言及历史，佛教发达传播之历史，中西交通史等。”
[11] 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载《世界哲学》，2012，第1期，139～142页。
[12] 据《吴宓日记》，第二册37页，1919年7月14日，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去白璧德家，寅恪与白璧德讨论佛理，有关讨论见本书第四章。其时，寅恪或已知兰曼，但可能未能选上兰曼的课，毕竟他1919年春季第一个学期注册时是历史专业学生，这一年9月才正式选兰曼的课。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32～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提及陈寅恪进哈佛随兰曼学习梵文、巴利文，着重学习印度语言（文）学和闪米特语，并披露了兰曼给校长罗维尔的一封信。
[13] 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
[14]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8-1919，pp.399-401.
[15] Maximilian Lindsay Kellner（1861—1935），当时是圣公会神学院旧约文献与解释学教授，住在梅森街7号（7 Mason St.）。
[16] David Gordon Lyon（1852—1935），当时是希伯来语及其他东方语言学教授兼闪米特博物馆馆长，当时他住在斯各特街12号（12 Scott St.）。
[17] Harry Austryn Wolfson（1887—1974）博士，犹太文献与哲学讲师，住在宿舍Conant 5。1918年9月1日—1919年1月21日休假。他出生在白俄罗斯，1908年到哈佛，在此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1919年寅恪入校时他仅32岁，刚出道不久。
[18] William Rosenzweig Arnold（1872—1929），希伯来语言与文学Andover讲座教授，当时住在弗兰西斯大道17号（17 Francis Ave.）。
[19] James Richard Jewett（1862—1943），阿拉伯语教授，住在44 Francis Ave.他毕业于哈佛，后到欧洲游学，毕业于当时属于德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曾任布朗和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20] 使用德文教材Karl Marti（1855—1925），Kurzgefasste Grammatik der biblisch-aramäischen Sprache：Litteratur，Paradigmen，Texte und Glossar，Berlin，New York，Reuther & Reichard；1911.
[21] 德文教材为Carl Brockelmann（1868—1956），Syrische Grammatik，mit Paradigmen，Literatur，Chestomathie und Glossar，Berlin：Reuther & Reichard，1912；并读叙利亚文别西大本（Peshitto）《圣经》。
[22] 教材为Theodor Nöldeke，Compendious Syriac Grammar.With a table of characters by Julius Euting.Translated from the second and improved German edition by James A.Crichton，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904.这本书不断重印，目前仍然是学习叙利亚文的重要参考书。
[23] 即9 Farrar St.，这座三层小楼建于1890年，当时兰曼和新婚妻子从印度旅行回来，建造这栋房子作为他们在坎布里奇的永久性住宅。
[24]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8-1919，pp.13，926.当时兰曼利用学术休假一年的机会去印度度蜜月，并顺便考察，1890年从印度给哈佛大学带回来数百件梵文和其他语言的写本。兰曼从耶鲁毕业后于1876—1880年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80年到哈佛主持新开设的印度—伊朗语言系，1902年该系改为印度语文学系。
[25] 这个课程之后列出了哲学梵文，由哲学教授伍兹讲授。伍兹18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专业为哲学和英文。随后到英格兰、欧洲大陆、印度（牛津、剑桥、斯特拉斯堡、柏林、瓦纳那西、喀什米尔）游学。1903年回哈佛哲学系任教，讲授印度哲学。他的主要学术贡献，除了翻译出版梵文、巴利文哲学文本之外，更重要的是推动哈佛的东亚研究，先后支持了哈佛聘用姉崎正治（1913—1915）和服部宇之吉（1915—1916）两位日本教授短期访问，并于1922年促成赵元任获聘为第一位中文教授，以及随后1928年在霍尔基金支持下成立哈佛燕京学社。虽然寅恪、俞大维、吴宓等人在学术上受他影响不大，但他实在是一位极富远见卓识的学术组织者。
[26] 以上课程信息见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8-1919，p.402.
[27] 见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45，1919，p.314，此书当出版于1919年年底，前言是当时学生会主席W.J.Louderback 1919年11月18日所写。《哈佛登记手册》321页记录了山本五十六，住在157 Maple Road，Brookline。297页上有位Ochi Kohei，即越智孝平，注明来自华盛顿，也在哈佛留学，住在坎布里奇63 Wendell St.（按，此楼建于1894年）。其实他是日本海军省派驻日本驻美使馆的武官，当时是海军大尉。1918—1919年哈佛《目录》181页记载越智来自东京，海军军官，专业为英文，住在60 Egmont St.，Brookline，可见他第二年才搬到坎布里奇。关于1919年哈佛中日留学生状况的一个分析，参见本书附录一。
[28] The Harvard Graduates'Magazine，Vol.30，1922，228页有位瑞典来的一年级研究生D.H.Lundholm，可能就是O.H.Lundholm，因为O和D实在非常接近，只是未知孰是。再查1922年出版的《哈佛毕业生杂志》，发现有位Lundholm获得心理学博士；386页记录为Oskar Helge Lundholm，Ph.D.in Psychology，遂可确定这位瑞典人的真名。此人博士毕业后在Waverley的麦克林医院（McLean Hospital）工作，见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2-1923，1922，p.47；按，麦克林医院仍在，是全美最佳心理治疗医院之一，但其所在地现被列为贝尔芒市（Belmont）。
[29] 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45，1919，p.321。
[30] 即Holyoke House 10，见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20-1921，pp.191，328；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 1920-1921，1921，p.188；俞大维1921年毕业后，9月和寅恪去了柏林，而朱展宜又搬到赭山街127号，见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1922，p.90.
[31] 当然附近还有著名的赭山公墓。吴宓在日记中提到一位中国学生曹丽明去世后葬在此处。
[32] 据《吴宓日记》，第二册，172～173页，他1920年6月24日正式取得哈佛文学士文凭（A.B.）。
[33] 1921年出版的《中华留美学生名人录》，收入了吴宓和汤用彤的条目。他们俩填的地址都是维尔德堂51室，这个名人录也收录了赵元任、金麒章、江绍原、蒋廷黻等人，见Who's Who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21，pp.30，78，68，47，47，71；我只是按照所谓Who's Who通常译成《名人录》权且称其为名人录，其实这个中国留美学生的出版物更应该被称为名录，因为中华学联以问卷的形式发给各地中国学生，不管有名无名，填了问卷的人均可被列入。但这本出版物中没有寅恪和俞大维，显然这两位没有填写问卷。
[34] The 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45，1919，p.233；312页注明汤用彤住在W51；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168；其专业为English，History，Government。又，据《吴宓日记》，第二册，10页，吴宓1918年6月11日到坎布里奇时住在赭山街193号，9月9日搬至哈佛街366号（366 Harvard St.），9月23日注册。之后搬至沙漪堂25号（Thayer Hall 15）。吴宓1918年6月即由室友施济元介绍认识梅光迪，又因梅光迪介绍认识白璧德，大概在8月梅光迪探访吴宓之后。吴宓好友吴芳吉（字碧柳，1896—1932）将Thayer译为沙漪厅，并作英文长歌《沙漪厅之梦》赠吴宓。吴宓在沙漪厅之室友为湖南人尹寰枢（任先，《哈佛校友录》记为Yin，Huanchu Rensien）。见吕效祖：《吴宓诗及其诗话》，21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35] 据孙尚扬先生所编《汤用彤年谱简编》1919年条云“公初入哈佛，与梅光迪同住，秋季开学前迁至Standish Hall与吴宓、顾泰来、李达同住。”参见《汤用彤全集》，第七卷，666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据《吴宓日记》，第二册，32页，吴宓搬至Standish Hall，B41房间系于1919年6月29日。这个是四人宿舍，每年收费220美金（见1919年《目录》512页）。
[36] 根据1919年3月13日以及14日哈佛校报的通知，本科生申请宿舍截止到14日下午6点。13日的通知里面特别提到本科生可申请Hollis，Holworthy，Matthews，Stoughton，Thayer五处宿舍，如不够，则四年级学生可申请维尔德堂。14日通知说分配宿舍将向组团申请的人倾斜，但一个团不能超过12人，每个房间不超过2人，1920年毕业的人可申请。看来1919年下半年时吴宓正因为是1920届本科毕业生才住在维尔德堂，而且至少一直住到1920年上半年，汤用彤明显是蹭住本科生宿舍的研究生新生。
[37] Irving Babbitt，Rousseau and Romanticism，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Claes G.Ryn，2009，p.xv.这栋维多利亚式独栋屋建于1898年，土地面积3289平方英尺，建筑面积约2758平方英尺，约合256平方米，2011年估价为119万零500美金。此楼从修建到现在，未曾推倒重修过，但历代房主肯定进行了必要的房屋维护和设备更新。自1993年起已归哈佛教学与学习中心（Derek Bok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奎瓦斯（Sue Lonoff De Cuevas）女士所有。
[38] 见The Student Council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19-1920，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1919，p.330.
[39] 见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载《世界哲学》，2012，第1期，142～144页。
[40] 即14 Trowbridge St.，见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165；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46，1920，p.260；神学堂（Divinity Hall）是神学大道（Divinity Avenue）上一栋常青藤覆盖的神学院学生宿舍，1826年建成，内设聚会大厅和教堂。
[41] 这栋三层小楼建于1873年，共有5个卧室，4.5个卫生间，土地面积4684平方英尺，使用面积3083平方英尺，约合286平方米。
[42]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20，p.165.其分类见318页。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3月20日《绯红》报道普林斯顿大学实行课程改革，取消Bachelor of Letters（Litt.B）学位，并放弃对新生入学的希腊文要求，虽然对文学士（Bachelor of Arts）仍要求拉丁文，但对理学士申请人已不要求拉丁文，代之以数学及科学。4月21日《绯红》有更详尽的说明。Litt.B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是1905年加上的，以前只有BA和BS两种学位；相关报道见The Popular Science Monthly，August，1905，p.381.而1919年3月18日出版的The Daily Princetonian已经登载了相关细节，指出校方在3月17日开会决定取消1905年起设立的Bachelor of Letters学位，并取消对BA本科生入学的希腊文要求，取消对BS本科生的拉丁文要求，这样可以吸引最好的学生，防止他们放弃普林斯顿转赴哈佛和耶鲁。Bachelor of Letters学位最早公布在1904年6月15日出版的The Daily Princetonian上，但正式招生是1905—1906学年。普林斯顿校方网页说Litt.B学位存在于1904—1918年，这个学位1918年取消，希腊文要求也随之取消。见http：//etcweb.princeton.edu/CampusWWW/Companion/degrees.html。
[43] 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载《世界哲学》，2012，第1期，143页。
[44] 寅恪也学习了希腊文和古典学，这是学习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基础。柏林大学的汉学教授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及其弟子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1981）均从印欧比较语言学转向了汉学，其实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术重点的转移也是这个转向，从东方学转向中古史。相关提示见第二章。
[45] 见1920年《哈佛大学目录》，146页。
[46] 其全名在后来1926年出版的《哈佛校友录》，441页才可查到。
[47]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151.
[48] 1929年、1934年出版的《哈佛校友名录》注明他住在东京的Sagachio Fukugawa，Tokyo，这个地址拼写有误；1937年、1940年《哈佛校友名录》注明其地址在Sagacho Fukagawa，Tokyo，这是对的，看来至少1937年起其地址已获更正。但这一地址通常按照日文习惯写作Tokyo Fukagawa Sagacho，即东京深川佐贺。又，1945年美国战争部战略服务处（United States.War Department，United State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出版的《日本内务手册：各县研究》（Civil affairs Handbook，Japan.Prefectural studies）第4卷，倒是有他的信息：IWASAKI，Seiichiro：dir.，Toyokui Cement Co.，Nanyo Trading Co.，Iwasaki Seiichi Store，Yurin Life Ins.Co.又注明他生于1896年；庆应义塾1918年法学毕业；哈佛大学学习。看来他名下的公司还不少，这可能也是他被收入美国战争部出版的手册的原因。1970年《哈佛校友名录》注明他住在镰仓材木座乱桥1266号，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避战火搬到镰仓。岩崎清七商店成立于1889年，现仍在营业，其网址为：http：//www.s-iwasaki.jp/index.html。
[49] 三田商业研究会编：《庆应义塾出身名流列传》，33～34页，东京，实业之世界社，1909。
[50] 见The Crimson，May 22，1920，“Joslyn Awarded $6000”；The Evening Record，May 26，1920；The Harvard Graduates'Magazine，Vol.29，No.93，September，1920，p.176。二等奖得主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Howard B.Wilson，奖金3000美金；三等奖得主是密歇根大学学生W.P.Smith，奖金1000美金。
[51] 老毕尔出身外交世家，父亲曾在维也纳任美国驻奥匈帝国大使，他自己一开始在加州照应家族产业，但很快也投身外交，1891—1892年担任美国驻波斯大使，1892—1893年任驻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大使，1894—1896年到中亚游历，足迹远达西伯利亚和新疆。
[52] 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个天才式的人物。1884年，年仅22岁的巴特勒即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巴黎、柏林游学，次年开始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190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年仅40岁，直至1945年退休。曾任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理事长，并于1931年与简·亚当斯（Jane Adams）分享诺贝尔和平奖。但终其一生，争议颇多。传见Michael Rosenthal，Nicholas Miraculous：The Amazing Career of the Redoubtable Dr.Nicholas Murray Butler，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6.巴特勒曾聘胡适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年薪四千美金，但胡适未接受该聘任；见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563～564页，1922年2月23日日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贝弗瑞奇（Albert J.Beveridge）不仅是政治家，也是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作品是《马歇尔传》（The Life of John Marshall，4 Vol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16-1919）和《林肯传》（Abraham Lincoln 1809-1858，2 Vol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28）。前者获得普利策奖。希尔（David Jayne Hill）也是一位学者出身的外交家兼历史学家，1879—1888年任巴克讷大学校长，1888—1896年任罗切斯特大学校长。1898—1903年任助理国务卿。后来担任美国驻瑞士、荷兰、德国大使。
[53] William Form回顾了乔斯林对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创建的贡献，见其回忆文章，“An Accidental Journey：Becoming a Sociologist，”AS，Vol.28，No.4（1997），pp.31-54.
[54] 1919年张歆海住在这里，见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Vol.45，1919，p.261.牛津街64号现在是一栋1935年建造的四层住宅，显然随着岁月变迁，此地已非昔日李济等人所住旧楼。
[55]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201页。
[56] William Duane，H.H.Palmer，and Chi-Sun Yeh，“A re-measurement of the Radiation constant，h，by means of X-Rays，”PNAS，7（8），August，1921，pp.237-242；Chi-sun Yeh，“The Effect of Hydrostatic Pressure on the Magnetic Permeability of Iron，Cobalt，and Nickel，”PAAAS，Vol.60，No.12（Dec.，1925），pp.503-533.
[57] 曹氏1915年来美，在波士顿附近的阿默斯特学院学习，1919年在哈佛学习。可惜1920年2月18日即在坎布里奇英年早逝，仅30岁。其事见1921年11月出版的《阿默斯特学院毕业生季刊》11卷56页和93页，后者亦提供了数行说明，他拿庚子赔款奖学金到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毕业后到哈佛完成历史与社会学学习，之后打算回中国效力，但不幸因肺炎病逝。见Amherst Graduates'Quarterly，Vol.11，November，1921，pp.56，93；不过该学院1922年8月出版的《通讯》云其死于2月20日，见The Bulletin，Vol.11，No.4，August，1922，p.124，不确；《哈佛校友通讯》云其死于2月18日，见Harvard Alumni Bulletin，Vol.23，September 30，1920，p.718。吴宓1920年2月23日致明德社社友的信说明了曹丽明去世的经过；见吴学昭整理：《吴宓书信集》，54～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陈宏振、吴宓、李达等人曾在医院守候，但未能在其临终时见到曹君。
[58] 实际上在巴黎和会上讨论山东问题时美国极力支持中国，对日本取代德国取得山东的权利提出许多批评，认为日本一方面通过战争对中国进行威胁，另一方面也与北洋政府勾结进行秘密协定。美国也指出日本对山东的控制乃是帝国主义行径，是日本试图控制整个东方的帝国主义计划的一个步骤。美国还批评了日本以种种借口逃避侵华责任，提醒世界各国不得相信日本的承诺。美国也指责说，正是因为日本的阻挠，使得中国未能早日加入协约国盟军，以便加入打击同盟国的战线。而日本也极力进行了辩解，认为自己因为付出了许多努力和牺牲，按理应该获得在山东的特权，而且与北洋政府有正式协议；其次，日本也指出当时中国南、北两方政府存在意见分歧，中国政府在财力上并无力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当中国宣战时已不再支付欠德国和奥地利的七千万美元，也可以推迟交付给俄、英、日、葡、比、意、法的四千四百万美元赔款，但政府财政仍极为紧张。日本也为美国指责所谓帝国主义侵略辩护，认为当时已和中国北洋政府交涉，希望北洋政府不得租借领土给西方列强，不然这些外国势力在东亚占据租借地也会影响日本的国家安全，据此日本坚持出兵山东乃是必要的自卫行动。见Katsuji Kato，“The Shantung Controversy，”The Japan ReviewNo.1，November，1919，pp.11-12.
[59] Harvard Alumni BulletinVol.XXIL，No.20，February 12，1920，p.456.
[60] 王汎森先生认为，不但因为常常会出现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顶，而且一群人一边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一边也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故而出现“天才成群地来”的状况。见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载《南方周末》，2008年12月3日网络版。
[61] 比如数学专业的姜立夫（早年留美时用Chan-chan Tsoo一名），1915年加州大学毕业后到哈佛读博士，1919年5月获得学位，曾因学业优异获得约翰·哈佛奖学金。毕业后留校任数学讲师，但10月份即因兄长去世返国。1920年任南开大学教授，算学系系主任。1949后是寅恪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同事。其他当时在哈佛学习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心理学家的唐钺（1891—1987）以及成为植物学家的钟心暄（1892—1961）。参见附录一。
[62] 据1919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目录，1918—1919》645页，Amey Richmond Sheldon女士1909年赠与哈佛34万6458美金，后又追加15393.83美金，设立谢尔顿基金，以纪念1842年毕业于哈佛的丈夫Frederick Sheldon先生。当时每年大学可从这笔基金获得约15000美金收入用于奖励毕业生，但金额并不固定，端赖大学委员会的推荐。奖学金必须用于哈佛以外地区的游学，不一定非得去海外，比如赵元任选择去芝加哥和伯克利，而俞大维则选择去柏林大学游学。
[63] 有趣的是，在浦江清1928年1月14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寅恪的一些看法，认为祸害中国最大者有两件事，一是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是派送留美官费生。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王震邦认为这是因为寅恪以世家子自居，与作为新兴阶级的留学生不同；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52～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64] 分别见于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9，pp.155，259，288，903.
[65] James Walker Fellowship，1881年设立，得主将获得575美金。考虑到1919年时哈佛学费一年仅200美金，这是笔相当大的收入。
[66] 其讣告见1968年8月13日出版的哈佛校报 The Crimson.
[67] 1947年改名麻省大学，即麻省大学阿默斯特校区。
[68] 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9，p.260.
[69] 得主可获150美金；其获奖信息见《1919—1920年度哈佛学院校长以及司库的报告》，“David Yule，Henry Bromfield Rogers memorial fellow，philosophy，third-year graduate student，”见Reports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Treasurer of Harvard College，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President's Office，Harvard University.Treasurer.1918-1919，published in 1920，p.61.
[70] 即Thayer Fellowship，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20，p.310；1857年设立，俞大维当年获得500美金。
[71] 其地址为：Chinese Legation，218 Kurfürstendamm；见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21，p.129.
[72] George Foot Moore，History of Religions，Vol.1：China，Japan，Egypt，Babylonia，Assyria，India，Persia，Greece，Rome，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Library，revised edition w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2，addenda，p.604，note 6；这里指对本书第92页内容的指正。本书初版于1913年，1920年再版。据作者1913年10月12日第一版前言，第一卷主要写“古代文明人的宗教”，即以前被错误地称为“原始宗教”；而第二卷主要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1920年2月20日修订版前言中作者感谢了瓦雷普散和姉崎正治帮助他修改佛教部分。姉崎正治之前曾访学哈佛，与穆尔有切磋。现在1922年出版的这个版本中，作者感谢了俞大维。92页的部分其实主要讲当时蒙古和清朝的藏传佛教。
[73] Frothingham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是哈佛神学院设立的不针对具体基督教某个特定神学派别的宗教史讲座，来源于1892年神学院通过的捐赠方案，该方案接受1849年本科毕业、1855年神学院毕业校友福洛兴汉（Frederick Frothingham，1825—1891）的遗愿，设立此讲座，但正式设立在1904年。见Justin Winsor ed.，Harvard University Bulletin，No.53，October，1892，p.2；福洛兴汉的生平简介见 Samuel Atkins Eliot ed.，Heralds of Liberal Faith，Vol.3，Boston：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1910，pp.257-258，footnote.
[74] 1920—1921年他上的课包括4b《宗教史》（希腊化犹太教）、5《宗教史》（宗教与哲学中之不朽），见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94.
[75] 即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见Francis C.M.Wei，“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by Faith as Taught by the Buddhist Pure Land Sect and its Alleged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20（1920），pp.395-489；韦卓民纪念馆中译本见《韦卓民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27～44页，台北，华中大学韦卓民纪念馆，1980；高新民：《韦卓民学术论著选》，341～35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高氏注为张新义译文；实际仔细比对可知后者袭自前者，仅略有字句更变和注释增减，如纪念馆译文保留了引用的姉崎正治关于马鸣菩萨的文章，张译删去。另，纪念馆中译误将P.Y.Saeki译为赛基，张译袭此错误，此应为佐伯好郎；张译348页脚注所谓理查德（T.Richard），亦误，应译为李提摩太。
[76] 据这一《目录》664页，汤森奖学金每年授予五位学生，每人300美金。1861年波士顿的汤森小姐（Miss Mary P.Townsend）捐赠两万美金设立。据260页的名单，其他四位获奖同学为Harold Hooper Blanchard（英语、意大利语专业）、 George Humphrey（来自英国肯特郡，1912年牛津大学本科毕业，1912—1913年伦敦大学硕士，1913—1914年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St.Francis Xavier's College 古代史教授，哈佛文理研究院博士一年级，1920年获博士学位）、Claude Allan Patterson（爱荷华州立大学毕业，装饰艺术和装饰史教员，哈佛美术专业一年级）、Cleveland Sylvester Simkins（1916年俄勒冈大学毕业，生物学专业二年级）。
[77] 当时住在这里的其他学生包括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1913年毕业生福特（Edwin Shepard Ford），经济学二年级；纽约协和大学1917年毕业生哈洛克（Arthur Clifford Kimber Hallock），军事科学一年级；缅因科尔比学院1916年毕业生乔德瑞（Robert Joudry），历史、英语、斯拉夫语二年级；圣公会神学院和哈佛神学院注册学生古斯特雷（Frank Goostray）。韦卓民二年级搬到了劳伦斯堂34号（Lawrence 34），见Harvard University Register，1919，p.317.
[78]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1919，p.176.
[79] 关于韦卓民留学哈佛之事，参见李良民、张运洪、申富强：《韦卓民年谱》，24～2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95页为韦卓民提及获奖之事；但书中未提韦是否与其他中国留学生有来往。又，高新民：《韦卓民传略》，见《韦卓民学术论著选》，478～483页，此文主要基于曹方久文章（《韦卓民：沟通中西文化的巨人》，载《武汉春秋》，1996，第5期）改编，但有错讹，如韦卓民在哈佛的导师霍金写作W.L.Hooking，误；此人早年在安多弗神学院和哈佛求学，后去德国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并游学柏林和海德堡，1914年起任教哈佛。这样说来，韦卓民可算胡塞尔再传弟子。有关韦氏生平之英文文章，参见Terry Lautz，“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The Life of Francis C.M.Wei，”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Vol.18，No.1（2012），pp.21-40.
[80] 段锐：《春蚕萦绕千千缕只为兴学吐尽丝：忆韦卓民先生的办学精神》，载《中国高等教育》，2002，第23期，38～39页；文中所说的埃里会夫叶理绥，日文名英利世夫；又，《韦卓民年谱》，73页引了此文，作叶绥夫，恐怕是糅合此君的中日文名字。
[81] 这所圣公会学校1867年由波士顿商人瑞德（Benjamin Tyler Reed）创办，后来在1974年与费城神学院合并成圣公会神学院（The Episcopal Divinity School），地址仍在坎布里奇。
[82] 将来如果有心人要拍摄有关寅恪或者1919年中国留学生在哈佛的影片，这几个地址毫无疑问正是绝佳取景点。
[83]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284.
[84] 俞大维生于1897年，赵元任生于1892年，陈寅恪生于1890年，韦卓民生于1888年。
[85]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将寅恪和其他东方学家如钢和泰、叶理绥等人的语言能力进行了对比，见《从陈寅恪论钢和泰的一封信说起》，载《书城》2009，第6期，13～18页。见本书第二章。
[86]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of Names，1920-1921，1920，p.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