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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军垦 艰苦岁月

——难忘贺兰山下那个沙枣花飘香的地方

哈雷

哈雷

1965年7月2日是我们来宁夏的知青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满怀革命豪情,告别城市,告别父母,告别亲友,千里迢迢奔赴西北宁夏军垦农场,支援边疆建设。其中的194名军垦战士,编入贺兰山下平吉堡国营农场一团五连,那是一片戈壁和盐碱滩伴着沙枣花飘香的地方……

军垦战士们组成的队伍朝气蓬勃,英姿飒爽,一个个身着黄绿色军装,整齐的背包挎在双肩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嘹亮,“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大红字和麦穗、冲锋枪交叉的军徽,在配发的白色的水缸子上闪闪发光……

45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年刚踏上连队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夹道欢迎的老职工队伍敲锣打鼓;一碗碗还带着黄泥沙子的热腾腾的大碗茶端在面前。后来才知道,只有一口水井的大队,从来没有接待过这么多人用水。当时水井都见底了,水浑了,来不及澄清就端了上来。本来就不富裕的老职工们,倾其所有,用最好的吃喝接待欢迎我们。大队麦场上18个班的男兵女兵们,以班为单位围成了18个圆圈,集体开饭。大家有说有笑,大口嚼着为我们早已蒸好的雪白的大馒头和那用大脸盆盛满的红烧肉……

从那天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出操军训、割麦打场、挖沟排碱、平田整地、积肥打草、养猪放羊、挖土筑坝、堵渠抢险……经受着蚊虫叮咬、酷暑严寒的考验,经历着斗地战天的苦乐,以及“文革”那动荡年月的磨炼。

劳动之余

一个个年轻的军垦战士就这样久经风雨,茁壮成长。在岁月的长河中刻画出一道道闪光的年轮。

都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当时我们戏说咱西北也有“三宝”:苍蝇、蚊子和小咬。刚到平吉堡时,正赶上连队夏收割麦子,细皮嫩肉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蚊子和小咬。刚一挥镰刀,还未沾着麦子,就一下子能轰出一团蚊子,足有一个排,迅速伏在我们的脸上、手上……见缝插针地死叮,无处躲藏。用手一捋胳臂或者一抹脸,能碾死五六只吸饱了血的蚊子,一股血腥味直往鼻孔里钻。人一走动,头顶上一群小咬似一个小“黑云团”,死命地追着咬。钻进人的头发根儿,让人防不胜防,咬得我们抓耳挠腮。被蚊子叮咬后的皮肤即刻起包,很痒,一般都会忍不住乱抓乱挠,肉皮被挠破后流血、结痂,旧痂没掉新痂又结上。有的战友脸肿得都歪了,胳膊、腿上都烂成了“癞呱呱”,但是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误工。一个男同志还开玩笑与蚊子叫劲儿呢:“你看,我会让蚊子给你们跳舞!”边说边卷起袖子,引来十几只蚊子,落在胳膊上。“看!”他一使劲儿,七八只蚊子在他胳膊上扇动翅膀,飞不起来。原来胳膊上的肌肉一绷紧,把蚊子的嘴都夹住了。“叫你咬!”他啪啪几下子,都拍死了。“哈哈哈哈……”大家发出一阵开心的笑声。为了抓紧麦收工作,有的班级或个人提早出工1至2小时或推迟下工时间。我们不顾腰酸腿疼,为提前完成任务,天天提前出工。

初到连队正值夏季,我们的劳动是割麦、打场,其次就是挖沟、打埂。我们的工具是一把铁锹,一把铁镐。割麦时临时发镰刀,收完麦子镰刀交回连队保管。“割麦子、插秧、脱坯、打场”是“四大累活”。前三项真的能叫人体会到什么是“累得都直不起来腰,都散了架”的感觉。光说那打场脱粒,如同冲锋陷阵,要抢时间打场,三班倒着干。人歇机器不歇,黑夜里摸着黑儿干。一般是带着大口罩,两人喂机器,两人供麦捆,连续动作不停歇;往机器里喂麦捆时挥汗如雨,尘土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最多能坚持十几分钟,就得换人!

挖排水沟是我们的强项。为了排除盐碱,每一块条田都必须挖一条排水沟。我是班长,自然要在“挖沟大会战”中起带头作用。我们半夜4点半起床,清晨5点就到工地了。大家在地里吃饭,吃完接着干,直到晚上7点才收工回营。有一天经技术员测量,我一连干了11个小时,挖了22方土,手上都磨起了水泡。我一个人挖出来的土,就能装满十多辆大卡车。

在十二连,有一次我们排修渠筑坝,用的是大筐抬土。两人一根扁担,把装满带水的沙子抬到五六米高的渠坝上。我们比赛看谁装得多,打赌看谁抬得动。三个人装一大筐湿沙土,把它装得满满的,就像个“大窝头”,下面还流着水,足足有300多斤重。前两个人没抬起来,第二组两个人一使劲,嘎巴一声,杠木做的扁担断成了两截子。换了根扁担后,我和我们班的宝勤相互合作,终于慢慢抬了起来。这根扁担弹性好,虽然都快压成了U字型,但还是没断!我们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三晃地终于把它抬到了渠坝上。连长带头为我们鼓掌喝彩。我和宝勤就像立了多大功一样,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开心笑着。

劳动使我们单薄的身体变得粗黑强壮,42斤的粮食定量变得紧张起来。吃,成了部分男生的“大问题”。五连的营区是东西相对的两排房子,东面十几间是男生宿舍,西面十几间是女生宿舍,相距有30多米远,中间有一条一米宽的小排水沟,我们称它为“三八线”。起初两军对峙,互不往来,谁都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半年后,就有个别男女兵在“三八线”上“会谈”了。大多数是女兵给男兵“送饭票”,男兵帮女兵完成承包的劳动任务而出现的“一帮一”,“一对儿红”。两年后,这条“三八线”终于不起什么作用了,男女战友可以公开自由往来了,连队190多名知青中,后来自由恋爱,有42对结为连理……

活一天比一天累,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肚子也一天比一天饿得快。为了一斤饭票,我们排的老三竟然和别人打赌:在冬天夜间12点,冒着零下15度的严寒,在呼呼的西北风中,光着身子围着麦场跑了一大圈……差一点被查夜的“大个儿”崔连长用手电照见。在平田整地劳动之余,小丁和大伙打赌:说他能喝下整整一壶凉水。那是能装八九斤凉水的老式大铁壶,他歇了两三次,硬是给喝干了!为此我们全排人每人输给了他一根冰棍,共23根。

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却充满着热情活力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虽然每月只有24元工资,但是我们每月还是要逛一次首府银川。为节约车费,我们从平吉堡走过去!我们全班一行12人排着队,唱着歌从早上6点半走到9点半,步行50多里到银川老城逛老百货大楼。当时的银川也很落后和破旧,“一条大街两座楼儿(邮电大楼、百货大楼),一个警察把两头儿;一个公园两只猴儿,一泡尿能撒到头儿”。虽然银川比不上北京当时的郊区县城大,但我们还是有兴趣每月光顾一次,逛逛百货大楼,给家里亲人在邮电大楼发封信。每次都是说说笑笑,大口嚼着银川的比发面饼还要厚的“老饼干”和一包大果子干儿回来。

在假日里,我们还曾去骑过畜牧连的马。男生们解下背包带当缰绳,每人骑上一匹,到五连后面的大土包上,呼啸着冲锋而下,高举着棍子,假想拿着“马刀”驱赶着20多匹马,模仿电影《沙漠追匪记》中的情节。

我们连的小宝,不知从哪里抓了个小狐狸,放在我们宿舍养着,由于环境改变,它老是叫唤。当晚半夜,我们听到有爪子挠门声,隔着窗户一看,老狐狸竟然找来了,就在窗下蹲着呢!吓得我们赶紧把小狐狸从门缝中送了出去,小狐狸马上不叫了,立即被老狐狸带走了。

哈雷(左一)和战友在连队合影

我们五连和营部相距3公里,记得有一次在去营部小卖部的路上,忽然看到一群鸟呼啸而过,当飞过一条低矮的电话线时,噼里啪啦一阵响动,20多只鸟被电线撞下来了五六只。“沙鸡子!”此时对面的小禄一边喊,一边和我向着撞线处开始百米冲刺。我先跑到,捡了4只,小禄后到,捡了2只,其中1只还活着。我头一次看见沙鸡,它像鸽子,但比鸽子肥,长得也漂亮。回到连队,我们立刻将其褪毛、下锅,因没有大锅,我们就用大脸盆在自己搭建的土炉子上开始煮。此时,晚点名开始了,我们坐在连队的俱乐部里,如坐针毡,心里老惦记着那盆炖沙鸡。连里点名时事儿特别多,好不容易说完了,等我们回到宿舍,那盆炖沙鸡几乎成了烤炭,正冒着烟。房间里除了呛人,隐约还闻得见一些肉香味儿!

那几年什么肉都让我尝过了,逮青蛙、摸鱼、逮田鼠。老鹰肉像老牛肉一样难嚼,猫肉又有一股子刺鼻难闻的味道。还有一次,一只滩羊到沟里喝水,前腿陷到泥里出不来。我们发现它时已经死好几天了,肉已经臭了,羊肚子里还怀着个死羊羔,趁着还没有变味儿,我们就把死羊羔炖了,最后吃得还挺香!

有一次我去五连后边的羊圈干活,实在太渴了,就喝了羊圈饮羊的井水。8月初,天气炎热,我回来后就拉肚子,止不住,竟得了痢疾,每天上厕所20到30次。我和“杨半仙”被隔离在马号旁的一间小屋内,“杨半仙”怕蚊子咬,就用六六粉撒在麦秸上点火,蚊子没熏跑,差点把起不了炕的我熏死!老职工女排长叶丽英来看我,给我煮大蒜汤喝,老燕医生一天来给我开两次药。在当时最好的药——绿霉素、金霉素的治疗下,我半个多月才好,总算没要命,可落下了慢性肠胃炎的毛病。

苦吃多了,也就无所谓了!这些苦难,磨炼了我的坚强意志,培养、造就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为我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到大城市,无论是再深造学习,还是再艰苦创业,走到哪个单位,我们老知青都是好样的!是宁夏的父老乡亲收留和培养了我们,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们的后代也永远都会记得那些难忘的艰苦岁月!

作者简介:

哈雷,1945年3月生,北京市人,1964年高中毕业于北京28中。1965年支边参加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三师一团五连任班长,1965年~1970年在农五师师文艺宣传队担任编导,1974年~1989年在中卫中学任专职音乐教师,1991年~2005年在北京教育学院海淀分院音乐艺术教研室任专职音乐教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