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94冲突纷争(2)

1992年，华科5周年那天，许瑞洪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一番，请了一些政府官员来捧场。官员们眼看华科前途无量，回去以后便下发文件，把华科改为“全民所有”。所谓“全民所有”，其实也就是“政府所有”。对于这样一种变化，许瑞洪非常反感，但不得不勉强接受，程控交换机不是一个普通产品，不是光有钱买来就能用的东西，使用者还必须有“入网许可证”，而“许可权”握在政府手中。1994年，华科完成了“全民所有化”的进程。许瑞洪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仿照政府官员的序列享受“正处级待遇”。亦商亦官、“脚踏两条船”，许瑞洪开始还颇为得意。当他沾沾自喜和挥霍无度之时，全然不知危险已经降临到自己头上。

危机首先来自瑞洪大厦。大楼建设导致公司资金短缺，入不敷出，不得不发行2000万元企业债券，然后又用银行贷款偿还债券高息。最不幸的是，销售产品时，许瑞洪把全民所有企业叫得很响，但内心里却把华科看做自己一个人的企业，他认为没有许瑞洪就没有华科。

1995年年初，许瑞洪和政府官员之间越来越不和。制定计划的官员总是要他提高销售指标，而他冷着面孔对他们说：“吹牛也要靠谱。”双方一言不合，他就命令门卫送客，还说今后没有他的签名不准那位计划处长进门。政府要他开发一个新技术，他不愿意。政府要他和一个香港公司合作，他又不干。政府不让他和韩国人合作，他却偏偏跑到韩国去谈判。当初他是那么急切地想要抱住政府这条大腿，现在终于发现，政府已经变成极大的麻烦。

官员们也愤怒了。他们组成一个小组来清理资产，结果发现华科一家就占了第六研究所全部资产的近68%。许瑞洪更加傲慢：“你干了30年才占31%多一点，我老许干了不到8年，占了一大半。”他忘了，他享有“正处级待遇”的总经理位子，是政府给他的。许瑞洪一心想着辛辛苦苦创下一份家当，最后竟被充公，自己只落得“一无所有”，于是，挥霍公款就好像是把被人家抢走的财产再夺回来，因此他买来那把1万元的椅子和10万元的浴缸。

1995年6月1日，在没有一点征兆的情况下，许瑞洪被叫去谈话，他被免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的职务。冬天到来的时候，瑞洪大厦在一次私下的交易中被出卖。新主人把它改名为彩虹大厦。华科则被并入第六研究所名下一个名叫华胜的公司，从此销声匿迹。

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评价华科：“不用说，它不是被技术打败的，不是被市场竞争者打败的，甚至也不是被资本打败的。它是被中国由来已久的陋习浅见和自以为是的行政力量打败的。”

许瑞洪回家赋闲，带走了他的轿车和他的公寓。这一年他50岁，觉得自己尚有余力，却又无力回天。偶然路过那个曾经带给他万般荣耀的大厦，走进去追昔抚今，但见喷泉不再涌水，花坛不再争艳。那间巨大的豪华办公室已被分割成若干方格子，里面坐着一些年轻人。打开浴室的门朝里面望去，一阵霉味迎面而来，废纸、旧书、破桌、乱椅，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掩埋了他引以为荣的豪华浴缸和镀金水龙头。一切都像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

如果没有离开深圳，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念头也常常缠绕在许瑞洪的心头。

“任疯子”孤注一掷

当许瑞洪把自己的智慧用来设计喷泉花坛，把大笔钱用来营造瑞洪大厦的时候，他在离开深圳时还没有听说过的深圳华为公司把每年销售收入的60%都拿出来开发新产品，甚至借高利贷开发技术。1994年，已形成“北有华科，南有华为”的格局。这一年6月，江泽民视察深圳接见了华为总裁任正非。任正非对总书记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程控交换机，就好像没有自己的军队一样。”

虽然许瑞洪在深圳捣腾进口程控交换机要比任正非早两三年，但华为和华科成立公司都在1987年。两人有相同的地方，都有专业背景，对房地产和股票都持排斥态度。不同的是，许瑞洪似乎更懂一些“门路”，为自己找了一个政府背景，公司开办得顺风顺水。而任正非似乎不太懂得“中国国情”，把公司搞成民营，市场开拓非常困难。

任正非有点认死理，放着房地产、股票的热钱不赚不说，还把钱投到看不到前途的自主产品开发上，因此被人叫做“任疯子”。华为成立早期，主要从事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及有关的工程承包咨询。公司代理电子部在香港设立的康力公司生产的HAX交换机，从香港进口到内地，赚取中间差价。由于这种设备质量比国产的好，价格比国外的低，竞争优势明显，几乎是只要能进到货，有多少卖多少。因此，吸引了不少企业来做这个生意，半年内深圳就有上百家企业进入这一行。当年惠州的TCL也代理销售过这种HAX交换机。如此，引发过度竞争，一年以后，95%的代理交换机企业都死掉了。

中国市场对交换机的需求巨大，但长期被国外产品垄断，造成国内电话装机费用居高不下。当时，在一个中等城市，装一部家庭电话要排半年以上的队，花4000多元的“电话初装费”，单位用户费用更高，需要5000元。钱都被国外公司赚走了，中国电话普及率还不到10%。装电话难，是深圳市民反映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巨大的需求和有限的供给之间矛盾尖锐，而扩大供给的壁垒就是技术。一旦国内厂家实现技术进步，开发出产品，以低价进入市场，就会撕开电信市场的利润空间。

许瑞洪也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宣布开发出了中关村第一个自有技术的产品，但他不过是虚晃一枪，只是进口国外的元器件来组装。开发产品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还不一定能够成功，他不愿意干这样的傻事，先赚快钱再说。而任正非认识到，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做自主研发是“找死”，不做是“等死”，做了一旦成功就会打出一片新天地。

其实，在自主开发方面，华为也不是做得最早的。1991年，38岁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一举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程控交换机的预言”。可惜这一研究成果直到1995年才借助巨龙通信公司的成立实现产业化。1992年1月，同处深圳的中兴通讯公司研制出ZX500A农话端局数字交换机产品。随后，深圳长虹通信设备公司也研制出了2000门数字交换机。

华为动心早，但动手晚。因为华为是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当时正值国家宏观调控，贷款难度更大。华为只能向大企业拆借，利息高达20%~30%，相当于借高利贷。华为制定了一个内部政策：谁能借来1000万元，可不来上班，工资照发。

产品开发动员会上，任正非站在5楼的会议室里对全体干部悲壮地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另谋出路。”

1993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损失了6000万元资金后，华为开发出2000门C&；C08交换机，并在浙江义乌安装调试成功。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能得到这么一个大单非常不易，条件是赊销，先安装机器，运行正常后才分批付款。华为员工4个月中都与机器住在一起，经过多次调试，终于取得成功。此时华为已经倾其所有，如果不成功，华为就不会存在了。

虽然有了自主产品，华为的民营外衣还是让不少电信局不太愿意接受，人们不太相信这家小公司能够开发出这样的产品。华为人在开拓市场的时候遭受的白眼、冷落、误解、委屈难以言表。

任正非亲口讲过两个例子：为挽救一个地方市场，华为某高层管理人员亲自赶往沈阳。当知道该客户要在一个宾馆与爱立信洽谈时，刚到沈阳的他，没顾上喝一口水，就立即赶到宾馆大厅里守候。由于不知道客户什么时候谈完，他一直守在那里不敢离开，饭也没敢吃。直到深夜一点半，客户终于出来了，那位华为高层立即上去搭话，但对方撂下一句“没有时间”就走了。

有一年冬天，华为的一名博士在北京首都机场接一个重要的客户，因飞机晚点，那名博士在寒风中整整站了4个多小时。终于，客人到了，虽然看到有人接机很高兴，但当知道接机的人不是朗讯电信的时，对方扭头就走了。

直到开发出万门交换机，华为才走到了国内技术的最前沿。开发是从1992年开始的。当时国内其他厂商认为2000门够用了，就再没有向前迈进，而任正非却把万门交换机列进了计划，并组织了专门的开发班子。

华为开发万门交换机克服了两个难题：

一是抗干扰难题。程控交换机是通过用户电路将各种电信业务传到千家万户的。由于外线电缆所处的环境异常复杂，因此交换机对防护性能要求很高，处理不好，将会导致雷电、高压感应、交流电源等干扰交换机，造成用户板损伤甚至整机烧毁的重大事故。国外大公司的交换机进入中国市场，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经过反复实验，华为采用的防护方案，彻底解决了我国电信网络线路条件复杂的问题。用户直接搭接220V交流电，电路丝毫不损，拆除高压后，照样能够正常通话。

二是首次用光纤代替电缆连接，大大降低了成本。以前国外万门交换机使用电缆连接，投资成本高，保护成本也高。华为开发负责人李一男和郑宝用是学光通信的，就想到了用光纤代替电缆连接，结果使用后不但连接效果好，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

1993年9月，华为终于推出了自主研发、拥有知识产权的C&；C08万门交换机。1994年夏天，全国的电信局长在上海开会，华为正好完成上海局的一个项目，5天的时间里将万门交换机运到上海，在会议现场搭台、安装、调试，第一次向全国的电信局长们展示了国产的万门程控交换机。从专家到政府官员，全都被眼前的设备震惊了，他们不相信国内企业会开发出这么先进的设备，更不相信开发者是一家小小的民营企业。

1994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电信设备展在北京举行，华为再一次展示国产的万门交换机已经能够与国际巨头一拼，引起了强烈反响。

华为从此名震业界。

中兴走出危局

当华为为自主开发决战之际，深圳的中兴、长虹等公司却陷入体制的内耗，大多数企业难破困局，逐步被淘汰出局。中兴侥幸变革，走出危局。

在那些已经消失的深圳通信企业的名单中，深圳长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最令人扼腕叹息。1984年10月，深圳福田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长春邮电学院第六实验工厂共同投资90万元，在八卦岭工业区成立该公司，主要从事小容量交换机的开发与生产。

这家企业是深圳最早的交换机企业，技术背景正宗，经营宗旨明确，在当时的市场背景下理应大有作为。虽然最初几年它一直是深圳通讯产业的领军企业，也率先开发出了2000门交换机，但国有体制的弊端使其活力不足，内耗严重，到1994年，它已经被同行远远甩在了后面，逐渐淡出视线，最终消失。

当时，有很多国有企业投资进入通迅产业，可谓风起云涌，但都是昙花一现。中兴是一个例外，虽然1994年被民营的华为公司超过，但是它却完成了一次公司体制的变革，从而改变了走向衰败的命运。

中兴在深圳创办。1985年2月7日，航天部691厂、香港运兴电子贸易公司和航天系统所属的长城工业公司在深圳注册成立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中兴”取自“中方”之“中”和“运兴”之“兴”。中兴半导体公司注册资金280万元，由691厂以66％的股份控股。“中兴”后缀“半导体”，高科技意味颇浓，但实际上就是一家贸易公司，利用留成外汇引进材料和设备，因此股东连启动资金都没有投入。创办人侯为贵得知国防科工委下属的陕西国防工办有一笔留成外汇，由691厂做担保，拿到了一笔200万美元的款项，公司才得以启动。

侯为贵由691厂派出，后来一位691厂的老领导说，如果侯为贵继续在691厂做下去，到顶也就是一个副厂长。侯为贵低调朴实，有人说这是管理者的弱点。侯为贵说：“管理企业各有各的招数，最后是看结果。”结果是，后来侯为贵的中兴远远超过了691厂，而他的低调也为他排解了不少矛盾和难题，实现了很多知名有为的企业家所没有达到的体制突破，中兴成为最早转制的企业。

侯为贵是从一个外商那里知道电话交换机这种产品的。当时中兴没有懂通信的人才，技术、产品都无从谈起。中兴在做贸易卖电话机的过程中，与陕西邮电管理局有了接触，并由此结识了陕西邮电管理局所属的陕西邮电器材一厂，一厂一直在生产纵横制式的交换机，并且已经做出了程控交换机的实验机。

1986年6月，中兴的几位负责人与陕西邮电器材一厂商谈了合作开发程控交换机事宜。此时，该厂也正想将程控交换机实验机进一步推进并投产，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决定合作开发程控交换机，将开发地设在深圳。由691厂让出一部分股份，陕西邮电器材一厂以较低的价格入股中兴，中兴的股东又多了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