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馆丛稿二编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理论的系统总结之作，说理透彻，文笔精妙，身为中国的读书人，不可不细读之。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源流，经过，和它的意义，据周作人所知道所见到的，加以说明。“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

《艳异编》及其续书包括《艳异编》《广艳异编》《续艳异编》，其中《续艳异编》是《广艳异编》的精选本，是选本的选本，内容完全出于《广艳异编》，因此本书不再对其进行具体研究。《古艳异编》《艳异新编》虽然在篇名上与《艳异编》相关，但实际上并不能算作《艳异编》的续书，因此，本书以《艳异编》《广艳异编》为主要研究对象。本书从选本的角度出发，具体整理相关篇目的故事源流，正文后面附有近八万字的附录，为学界相关研究

本书给英美1908年—1923年间的自由诗理论进行了分期，提出草创期、调整期、回归期的三阶段说，并对英美自由诗理论背后的现代美学、法国诗学、东亚诗歌美学等资源进行了探析。

研究是一种价值预设。对中国晚近三十年散文演变进行追踪调研，深层的意指，是对晚近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间民生众相、精神状态、民族灵魂、人格思想的深度调研，也是对中国当代散文研究相对边缘化、有限性的某种纠偏。“精神生态”是作者确认的散文演变场域，并从“精神向度”“精神表意”“精神复归”“精神多元”“精神守望”“精神碎片”六个维度勘探创作主体即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态、关联的社会存在和文化思潮裂变。研究过程中

范晔有些才华，因卷入刘宋皇族内讧而被杀。其所处之南朝著史风气兴盛。受家学影响，其《后汉书》重儒术，崇王道，尊仁政，颂忠节，要“正一代之得失”。全书体例及人物，承自《东观汉记》及诸后汉史著。范晔吸收前人成就，化为己用，新设类传，人物类型的丰富性、人物形象的感染力直逼《史记》；采用“牵连法”，使合传更像一个整体；人物传记，虽头绪较繁，但前后关联，杂而不乱。叙述语言简中见密，简中见丽，序、论为其亲笔，倾

桐城派作为清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与清代学术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第一，作为清代理学中坚的桐城派在发展轨迹上与清代理学存在相似性；第二，它与清代汉学之间存在既相争又兼容的复杂关系。桐城派在有清一朝居于学术正统的地位，清朝灭亡后又被斥为“谬种”。这种学术及政治地位上的大起大落使桐城派具有了学术研究上的典型意义，对桐城派学术思想流变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流变的认识，也

罗马人认为讽刺诗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这种诗体迄至德莱顿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德莱顿既有讽刺诗创作，也对讽刺诗，尤其是罗马讽刺诗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批评。讽刺诗《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确立了德莱顿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名声，而《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是对于讽刺诗最为自觉和完备的诗学之作。本书以德莱顿的该篇批评为起点，结合他的讽刺诗和其他诗学作品，从考溯“讽刺”的起源开始，分别讨论了德莱顿对于讽刺的恰当方式、

《国语》文献研究，主要探讨《国语》文献的性质、史料来源、编撰意图、版本、注本、韦注特点、旧注辑佚以及《国语》与相关文献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尝试形成相对系统化的成果服务于学术界。研究立足文献学视角，兼用语言学、考据以及对比的研究方法，论证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引起学界的借鉴和讨论。

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置于其中的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也具有强烈的现代化诉求，突出表现为对“诗本体”的热切关注和积极构建。本书以“诗本体”的探求作为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阐释起点，围绕诗歌本质、艺术形式、审美价值等方面的核心命题，在象征主义诗学不断提升的本体自觉中，阐释其饱满的诗学内涵，考察其在诗歌写作、诗歌批评、诗歌论争等维度的生存镜像，揭示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建构的复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