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2009）

晚清小说中有这样一类现象：喜欢在作品题名中标一“新”字以示不同，如《新石头记》《新飞艇》《新上海》《二十世纪新国民》等，数量不少，笔者名之为小说标“新”现象，其作品称之为标“新”小说。本书以此为研究对象，主要任务是在尽可能全面地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一现象进行描述，对其成因进行探讨，并对其作品进行分类与分析。研究目的为试图填补晚清小说研究中的一块空白，并从这一角度对晚清小说进行观照，以期得到若干有

本书展示了东干研究的最新成果，将东干文学置于世界华语文学的坐标中，以专题性研究覆盖东干书面文学与民间口传文学，奠定了东干文学研究的诗学基础，勾勒了东干文学的研究框架。同时又重点突破，或在东干文学的某些关键点上深入开掘，或作史的脉络寻绎。依据东干文和俄文的最新资料，以新的参照和视角予以阐释，特别是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互补与互证研究，原汁原味的东干口语与中国作家口语化的比较，颠覆了流行的教科书巾的某些

当代西方文论扬弃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定式，重视边缘话语，彰显诗学正义，拓展了空间理论与文化媒介研究领域，充盈着语境交叠与观念流转的理论旨趣。本书以跨语境眼光审视当代西方文论星罗棋布的话语星丛，重点论述其主要范式转向、理论代表人物、重要学术话语和对话关系，注重理论话语与文学批评实践的结合，凸显了对西方文论范式转向及其中国化问题的反思，有助于激活新的学术思考与话语实践，促进当代语境的文艺理论建设。

本书从咏史意识、题材选择、社会风气、创作传统、写作技巧、文体互动等角度对中古咏史诗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重点分析了中古咏史诗的两大主题——士人主题和女性主题，深入分析了这两大主题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这两类主题在发展中不断拓展流变过程。同时，本书还注意到中古咏史题材的发展与其他题材存在着不同的互动关系，并着重讨论了述德、赠答、怀古、边塞、宫怨等题材和咏史之间的相互影响。

《楚辞》是承载丰富的中国远古人类文化资源的经典诗歌文本。本书借助于文化人类学整体论的跨学科视角，以《楚辞》的文化英译为取向，分析其英译的历史状况和发展势态；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考察了《楚辞》各经典译本的整体翻译面貌，思考译者主体性对《楚辞》英译的影响；探索《楚辞》所蕴含的人类文化的表层物质系统、中层技术系统和深层社会意识系统的文化价值在翻译中的整体开采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典籍英译实质、翻译

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主要以区别开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又利用了两个学派的资源而著称。本书认为其核心在于以福柯的权力思想来阐明文学活动，以此作为不着边际的历史主义真正走入现实的标志，也是形式主义走出语言牢笼的关键。在对“莎剧以及“英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具体枇评中，肯定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三个艺术生成维度相通的权力博弈关系，并在这些节点所形成的诗学“振摆”空间中表达其文学批评的整体理念。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乡村的巨大震荡，乡村变革随即面临一系列难题，而中国的脊梁人物——乡村建设的先贤梁漱溟、费孝通和卢作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自觉地投身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他们带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总论题，积极地探索中国乡村的出路。在这一脉络中，赵树理占据了不容忽视的位置。本书要讨论的是，虽然赵树理的声名主要来自他的文学成就，但作为中国乡村问题持久的关注者、参与者，其同样具

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庶族地主阶层的兴起，百姓的地位悄然改变，进入“平民发展”的时代。普通百姓的民俗生活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民俗诗歌兴盛于宋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民俗的交叉则是一个具有诱人发展空间的研究视角。民俗学研究者往往用民俗学的眼光去观照诗歌中呈现出的民俗事象、民俗观念等。本书不同于这类研究方式，而是以文学为本位，研究宋代民俗诗歌自身的特点以及宋代诗人自己如何以所

本书以现代“乡愁小说”置换传统“乡土小说”的提法，将情感、形式与现代性放在一个逻辑层面予以考察，通过辨析作家“乡愁”的书写方式与文学形式的关系阐发文学的现代意涵。以“乡愁”的时空、怀旧的特质管窥中国现代“乡愁小说”的审美特质，进而审视人的情感与历史、政治的互动及其对现代冲击的回应方式。中国现代“乡愁小说”遵循的“差异”叙述方式更包蕴着对生命本身的尊重、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启蒙救亡意识的吁求以及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