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几个国家兴起了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左派运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早期科学左派的代表人物有贝尔纳、李约瑟、穆勒以及奥本海默等。其中，贝尔纳被公认为理论上的灵魂人物，他不仅系统批判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制度，还提出对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张，与波兰尼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期科学左派运动则是更广泛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以英国的激进科学运动

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作为美国本土哲学，其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和浓厚的人文关怀与欧陆哲学诸多流派有着共同的话题以及相似的观点。本书从詹姆斯的职业选择与精神危机入手分析了其宗教关怀的由来，阐述了他的宗教观念，并通过对其“宗教科学”、符合一般人需求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作为基础的彻底经验主义的阐释，展示了詹姆斯如何以一种不同于尼采与克尔凯郭尔的温和方式来应对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力图消除长期以来对实用主义

嘉道时期是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社会大变动的前夜。包世臣一生跨越乾嘉道咸诸朝，仕途坎坷，长期辗转于江淮之间，为地方大员做幕僚，是清代嘉道年间颇富盛名的经世派士子。本书以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为对象进行研究，旨在以微观实证考察社会文化变迁；从包世臣人生经历、学术思想等入手，聚焦其实政思想、经世实践及其历史影响，并与其同时代经世派巨子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进行比较研究，以历史演进的纵、横坐标为参照，为包世臣经世

本书以公开的观念为视角研究康德政治哲学，公开的观念成为理解康德政治哲学的关键线索。运用公开的观念，康德政治哲学中的启蒙、社会契约、公民服从、世界和平等问题都能得到合理的理解。但是，康德将公开性作为个体行动的证成依据，势必陷入主体主义的哲学泥沼。公开的观念需要建立起公开的辩论甚或是交往主义的主体间视域，个体公民的行动才能找到其合理性根基，康德政治哲学也才能走出其固有的理论困境。

王充哲学思想建立在广评诸子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一个既不属于儒家又不属于道家的独特的思想体系，抑或说继承了儒、道又超越了儒、道。本书以王充对先秦儒、道思想的评介为切入点，有别于学界常用的从史学、经学、文献学等维度研究王充思想，而是注重从哲学的角度考察、梳理王充对先秦儒、道思想的理解与评判、继承与发展。

如果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忧郁的谱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链条上各式面孔的哲人们：愤怒的马克思，忧郁的波德莱尔，沉闷而压抑的韦伯，打碎一切、生活在“虚无”废墟中的尼采，走向“碎片”化的齐美尔，以及试图通过“废墟”指点迷津的本雅明。如果说“理念、理性、启蒙”承载了确定性的历史，那么“现代性”则承载了对“当下”的全部思考，宣布了“动荡不安”的合法性。

弗雷格是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他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一种被称为逻辑主义的数学哲学，即把算术还原为逻辑。为了执行逻辑主义方案，弗雷格设计了一种新的逻辑系统，它在实质上是由二阶逻辑与第五公理构成的二阶理论。然而，罗素在弗雷格的逻辑系统中发现了悖论。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罗素发现的这个悖论彻底瓦解了弗雷格的逻辑主义。但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重新发现了休谟原则，由此引发了新弗雷格主义的兴

在浪漫主义运动中，思想最为深刻的当属德国思想家，例如哈曼、赫尔德、耶可比等。为了克服知性哲学（包括启蒙哲学）的虚无本质，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耶可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直接性哲学。耶可比的实在论不是以单纯的主体或者客体为基础，而是以主客体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主体与客体的直接性关系就是一切知识客观性的本源，因此主客体的直接性的关系是根本性的。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在汉代定型的，而汉代的政治文化又可说是由“为儒者宗”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初步建立起来的，汉代公羊家在其中起了奠基作用。汉代公羊家本着对春秋“实史”与《春秋》“文史”的沉思，在承继先秦子学与经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原道、托王、宗经为表征的独特哲学思维方式。在此思维运作下，汉代公羊家立足“大一统”、“察名号”、“行权道”、“说灾异”等内容对政治秩序、政治伦理、政治权衡、政治敬畏展开